1、大生產運動下的延安生活
大生產運動時期，延安物緊缺。1943年抗大補助教員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雞蛋、幾斤白麵，發給吸煙教員數包風車牌香煙。學校幹部津貼高於部隊幹部、教員優於校內行政幹部；前方營連幹部每月津貼三元，學校的隊長、指導員、參謀3.5元，教員四元，主任教員4.5元，校長五元。
陝公分校在邊區西南旬邑縣，相對富裕。教員每天可吃一頓白麵，幾位青年教員覺悟很高，請求不要對教員特殊待遇。
教務長說服他們：
這是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能供應的白麵隻有這麽一點，隻好給少數人吃，隻能向最重要最有用的人傾斜。
中央研究院特級研究員與毛主席一樣吃小灶，燈油也不加限製。王實味住兩孔窯洞，穿細布衣服；中央研究院所有學員都吃細糧，不吃玉米土豆，兩人一孔窯洞，一人一床一桌一椅。
延安紙筆十分緊張，每人每月僅供應五張，作家特別優待，領取紙筆不加限製。1940年1月，入黨四個月的範文瀾(1893~1969)抵達延安，應張聞天之邀主持馬列學院中國曆史研究室，主編《中國通史簡編》。範妻乃舊式家庭婦女(文盲)，初到延安感覺處處不便，又著家裏東西，常常暗自落寞。張聞天夫婦常去看望，派服務員照料他們生活，每人每月發津貼4.5元，政治局委員也隻有五元。範文瀾感覺最困難的還是缺書，張聞天便布置地下黨將範文瀾的書從家裏運到延安，共五六十箱，絕大部分為線裝書，範文瀾十分感動。
最艱苦的1940~41年，棉衣發不下來，凡有破棉衣的，發一塊布自己補一下洞，湊合著穿；1941年夏吃了幾個月的煮黑豆和玉米；學習用品，每人每月發半根鉛筆，得用鐵皮夾上寫字，寫盡為止；紙張隻發幾張土麻紙，最好的時候每月兩張油光紙；三個月發一枚蘸水筆尖，墨水自製調配；三人合用一盞小油馬燈，每晚隻有二錢蓖麻油。
這還是“中央”很重視的學製正規的自然科學院對科技人員是很優待的：
教師們吃小灶一天有半斤白麵，每年發套新棉衣。我們學生發的鉛筆、紙等，在陝北公學是沒有的；我們住的木板床幾個人鋪一條毯子，沒有被子的人可發給一床小被子，在陝北公學也是沒有的；一周還能吃兩次肉，一次饅頭，我在陝北公學時，幾個月都吃不上一次饅頭。
1939年冬，三五九旅從晉察冀邊區調回延安，每名戰士身上裹著一匹布。有坐騎的幹部，除了自背一匹，牲口馱五六匹，寧可少背幹糧，也要多帶回布。此時，陝甘寧邊區已發生布荒。1940年，三五九旅每人還能發一套棉衣、兩件單衣、四條毛巾。1941年減為兩年發一套棉衣、每年一套單衣、兩條毛巾。衣服越少，壞得越快，戰士們的兩個膝蓋都是大補丁，雙肩也是兩大塊破洞。口袋破了，索性撕下來補窟窿。
1940年1月，三五九旅一部開進南泥灣屯墾，旅部號召：
一人一羊，二人一豬，十人一牛。三五個月後，山下砌起一排排豬圈、牛棚、雞舍。
郭蘭英唱的《南泥灣》：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這時期三五九旅的寫照。是年，三五九旅供給部創辦紡織廠，至1942年已擁有108台織布機，保證了全旅萬餘人的穿衣、被子、毛巾，與“難民紡織廠”、“邊區紡織廠”成為邊區三大紡織廠。
1941年，三五九旅大光紡織廠實得紅利390萬元邊幣，1942年10月增至800萬元。關向應病倒後，醫院想為他買一件毛巾睡衣，跑遍延安都買不到，大光紡織廠得知後特意織了兩件毛巾睡衣，又厚實又軟和。
1942年，延安開始響起嗡嗡的紡車聲。各機關、團體、學校，人人都在羊毛，王家坪總部也不例外。朱德發動總部警衛員上南泥灣拉回木料，再借來一架紡車，照樣畫葫蘆，模仿做了幾架紡車。頭兩天，朱德與大家紡的線比繩子還粗，“別說打毛衣，連個地毯都織不起來!”唉聲氣，悲觀失望，朱德鼓勵大家堅持。一周多後，大家才慢慢學會，每人日均能半斤六兩，質量還不錯。一個多月後，八路軍總部每人都完成自己的份額。
1943年，延安所有食堂、會議室、禮堂都成了紡線車間，到處發出嗡嗡吱吱的響聲。周恩來、任弼時成了“英雄”。
延安經濟最困難的1941~43年，機關比部隊的夥食標準要低，最高規格宴請“四菜一湯”。1938年3月，甘泉縣長與勤雜工一律每天1.4斤小米，三分菜錢，一年兩套軍裝，每月一元津貼。縣政府每月經費僅二十四元。1940年前後，40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要供給八萬黨政人員；各部隊機關隻能自給五分之一，五分之四需要邊區百姓負擔。
1944年，毛澤東：
三年以前大家的夥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據說魯藝上課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裏頭維他命不夠，所以要打嗑睡。
晉察冀，“吃上一次豬肉一定是過節!”全體歡騰，手舞足蹈。《紅纓槍》唱詞：拿起紅纓槍，去打小東洋”改編為：拿起洋磁缸，去舀豬肉吃。”
淮南蘇皖邊區的新四軍二師，1943年大生產總產值四個億，師長羅炳輝招待外賓的兩桌菜，重慶十萬塊都吃不到，羅炳輝卻隻花了十塊錢。因為除了黃瓜片上麵的白糖花了十塊錢，雞鴨蛋均為他與警衛員種植、飼養，一個大子不花。
情況已相當好轉的1945年，延安機關學校人員夥食標準：
每人每天糧食1.3斤、菜一斤；每人每月豬肉一斤、青油一斤、石炭30斤(炊事用煤)。
2、艱苦卻有意義的學校生活
入學陝北的第一課是挖窯洞，解決棲身之所，木窗木門，連根釘子都沒有，整個窯洞沒有一片金屬，玻璃更是奢侈品，隻有後來美軍聯絡組的窯洞才有。上課、吃飯、開會都在室外，所幸陝北少雨。
李維漢：
同學們說陝公（陝北公學）的室內活動就是睡覺，確是如此。冬天，空中飄著雪花，教員頭頂雪花上課；雨天，泥濘滿地，教員赤腳上課；數九寒天吃飯，飯涼菜凍；若遇上狂風，飯菜裏還要摻雜點沙塵、草芥。課桌課椅是沒有的。學員的被子一物兩用，白天捆起來當坐凳，晚上打開睡覺。以後在露天廣場用石頭、泥塊砌一些坐墩，算是小小的改善了。
魯藝情況也差不多，教員沙汀(1904~1992)：
沒有固定的教室，一般都頭上戴頂草帽，在露天裏上課，遇到落雨，就擠在一眼較為寬敞的窯洞裏進行學習。同學們一般隻有用三塊木板做成的簡易矮凳，雙腿上則放塊較大的木板，權當書桌。
文學係學員穆青(1921~2003))：
我們每周隻上幾次課，一般學習都在露天。冬天找塊太陽地，夏天躲到陰涼地。大家一人一個小板凳，走到哪兒搬到哪兒，膝蓋就是“自備”書桌。
陝公、抗大的學員七八人擠睡窯洞土坑，隻鋪一層茅草，擠得連翻身都困難，女大學生的鋪位隻有一尺半寬，起夜回來常常發現沒了位置，要拱進去慢慢擠幾下才能“收複失地”。男生鋪位也不過二尺半。蜷身睡習者很快得到斜正——直腿挺睡。早晨六點吹號起床，二十分鍾整理內務、洗漱全校集合點名，早飯後休息片刻就上課。
上課時鴉雀無聲，認真做筆記，課後對筆記，有時分組討論。
軍事化作息時間：
六點半起床、七點半早操、九點半早飯、十點政治訓練、十二點軍事訓練、十四點一般性教育、十六點半午飯，然後遊戲、集會、唱歌。二十一~二十二點睡覺。
江文漢記述抗大生活：
清晨起床，上午三小時的課，午飯後午睡。下午大部分時間閱讀預習晚上經常小組討論，每周一個下午墾荒，周六下午上山揀柴。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
每一種教育進行兩個小時，往往第一小時上課，第二小時討論、學習或休息，睡覺的時間相當長。這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口糧的不足。飯是小米飯或饅頭加一些蔬菜，但是一天隻有兩頓。
上海生嚴寄洲(1917~)，1938年10月抵延，入抗大五期。報到時，先由一名胸綴抗大校徽的老生領到一間大草棚——“救亡室”，兩側地上鋪著厚厚的草：“你們先在這裏住下，等編了隊再搬到隊上去。”棚裏正麵懸掛毛主席、朱老總畫像，朱畫像，兩側兩張字幅，一張“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另一張毛澤東署名的“反對自由主義”，十二人擠睡一條小土炕，“半夜三更一個人起床解完手回來就沒他的地了，這也不要緊，往人中間一躺，左晃右晃也就擠進去了。”
理發也是集體排隊，理發員為兩位老紅軍一每個人理發加上刮子前後時間總共不到三分鍾。……回到窯洞。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腦袋像頂了個馬桶蓋，實在有礙觀瞻。無奈，我們向老鄉借了一把剪刀，大夥互相修剪，使之稍微好看些。嚴寄洲後任抗大二分校文工團戲劇幹事，後任120師戰鬥劇社教員、戲劇股長；1949年後，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
一次抗大改善夥食，區隊長宣布中午吃白麵饅頭與豬肉燉粉條，“大家一聽高興極了，這可是天大的喜訊呀!”可幾個廣西同學吃不慣北方的麵食，扒了饅頭皮才吃。晚飯時，老紅軍炊事班長托著中午被扔掉的饅頭皮，含淚怒斥：
這是哪個王.八羔.子扔的?你們大家瞧瞧，把這麽好吃的白麵饅頭皮扔了，我們長征時候連樹皮草根都吃不上，可是你們吃饅頭還剝皮，有良心沒有?吃不了苦，就滾蛋!
全體在場學生嚇得直縮脖，幸好區隊長出來解圍，大家紛紛責怪那幾個扔饅頭皮的同學。不久，小米飯裏開始摻山藥蛋，最初吃起來還可以，可後來山藥蛋越來越多，小米越來越少。山藥蛋吃多了常常頭暈，兜裏還有幾個錢的學生便上鎮裏去買大鍋菜，當然不能吃獨食，得分給大家。
延安交際處長金城(1906~1991，後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邊區的生活雖然經過大生產運動，比抗戰最困難時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總的來說還是比較艱苦的。比如一般大灶雖然油﹑肉和菜蔬比過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種粗糧也可任你吃飽，但大米白麵還是不充裕的，往往一個星期隻能吃上一兩次。
對少數民族學員吃糧標準給予特別照顧，較之其他學校，延安民族學院學員每月多發十斤白麵，兩年加發一套單衣或一件棉衣，每逢民族節日，學院還按民族風俗改善夥食或給予其他優待。
學員每月津貼一元，隻有從外麵請來的教員十元，高於(校領導)一倍以上。1938年，陝公校長成仿吾薪金五元，教員卻有高至十二元。
延安各校均倉促開辦，資料、師資極度匱乏，“教材教具都極缺乏，基本上沒有教科書，圖書資料也很少……經費困難，故一學期每人隻發一支鉛筆，墨水用藍靛泡，每人發兩張油光紙釘筆記本。
1939年6月，中國女大“400多名學生隻有一隻籃球，書籍和藥品也非常缺乏。”1939年，魯迅藝術文學院圖書館占兩間窯洞，約四千冊書，文藝類占三分之二，小說類又以蘇聯最多，六十多種。
毛澤東花四十元托人從西安買回一二百種曆史小說，1939年5月12日傍晚，蕭三如約去看毛澤東，毛澤東還沒起來，在床上看《宋史演義》。毛主席對蕭三說：“你如果要什麽書?開個條子來?我替你去買。”
3、延安的文藝生活
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會”在陝北保安召開成立大會，會議結束，照例進行“課間活動”，大家一致歡迎李伯釗先來幾個節目。
李伯釗在掌聲中先唱了幾支歌，既不是大家熟悉的蘇聯歌曲，也不是紅軍歌曲，而是新鮮的康藏民歌。長征途中，李伯釗向藏民學了康藏情歌。丁玲的節目是昆曲，毛澤東則講了一個笑話，氣氛十分熱烈。
抗戰爆發後，來了大批知識青年，青年紮堆，沒有一點文藝生活是不行的。
青年精力旺盛，空閑多多，加上革命與浪漫，文藝需求旺盛，延安出現歌詠熱、文藝熱、大戲熱，一時眾芳競放，以至於後來需要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統一認識。
文藝劇團對動員民眾效果顯著，劇團一到，常常使當地參軍人數驟增、交公糧積極性迅速提高，各項工作開展順利。東分區專員馬錫五：“你們演一次戲，比我們做半年群眾工作的教育效果都大。”
延安最有名的當屬抗大的歌聲，每天早晨，延水河畔、寶塔山下，都能聽到抗大學員高亢嘹亮的歌聲，每次集會，各隊相互拉歌，《大路歌》、《畢業歌》響徹雲霄。凱豐作詞、呂驥作曲的《抗大校歌》，特有感召力。1939年5月5日，延安中組部大禮堂舉行紀念馬克思誕辰及“馬列學院”成立周年晚會。晚會主菜單是塞克編導的三幕話劇，主要演員為莫斯科回來的孫維世。
魯藝開學後，周六都要舉行“自由晚會”，師生長幼歡樂一堂，既有排練的最新創作，也有臨時即興表演。
一次，學員齊聲衝李伯釗發喊：“紅色明星來一個!紅色明星來一個!”李伯釗剛站出來，又有人喊：“歡迎她跳一個《烏克蘭舞》!”全場響起有節奏的掌聲與歡呼：“我們要看《烏克蘭舞》!我們要看《烏克蘭舞》!”
往常，李伯釗不待掌聲，早就跳開了，今天卻緊掖肥大列寧裝，不好意思地笑著，就是不上台。學員以為她不肯跳，更起勁地鼓掌。
李伯釗十分抱歉地對近處的魯藝訓育長徐以新(留蘇同學)說了幾句悄悄話，徐以新馬上站起來對大家笑著說：“我們的紅色明星要請大家諒解一下?她今天跳不了《烏克蘭舞》，因為她已懷孕，全場笑得更歡了，李伯釗也大笑起來。最後，李伯釗唱了一支康藏民歌。徐以新跳了一曲滿場飛的蘇聯集體農莊舞。
放電影是舉城轟動的大項目。1938年秋，周恩來從蘇聯帶回俄版《列寧在十月》，放映地點新建的八路軍大禮堂，人山人海，周恩來配音直譯。
一些魯藝生：“這是我們這些年輕人有生以來所看到的第一部高質量的革命影片。”
1940年3月26日，周恩來再度從蘇聯療傷歸來，次日楊家嶺集會歡迎，會後放映從莫斯科帶回的新片《大戰張高峰》——蘇聯紅軍痛擊日本關東軍。
放映機是一部蘇製老式手搖設備，周恩來大聲宣布：
怕同誌們對我的傷還不放心，今晚我要自己用手搖放映機，用事實證明我的手恢複的程度。
1943年以後，楊家嶺大禮堂經常舉辦舞會，民樂伴著陝北鑼鼓，毛澤東常去跳舞，但隻會走一般的三步四步。說是“踏著音樂走路”，張聞天的業餘時間是與劉英下圍棋、種西紅柿、草莓等。
周六，很多單位舉辦舞會，最初不會跳的生客到青澀”下海”，再到逢舞必跳的熟手。陳毅總結四階段：“一邊站，試試看，滿頭汗，死了算。”赴延前從未跳過交際舞的馮蘭瑞，從最初的邊上看看、聽聽音樂，到踮著腳尖下場，最後“舞藝”不錯。抗戰勝利後，隨著延安知識青年分赴各地，也將舞會帶到各解放區。
1943年春節，魯藝秧歌隊在延安慰問演出。王大化、李波的《擁軍花鼓》，在一空曠山坡下開演，觀眾兩三萬——安靜得像空場子一樣，他們的歌聲，字字清晰地傳入觀眾耳朵比室內演出的效果都強。從此以後，“豬啊、羊啊，送到哪裏去，送給咱英勇的八路軍”的歌聲，就響遍了延安。
1939~1940年，李伯釗的劇團就至少創作了約三十個新劇目，李伯釗一人就寫了五六個劇本——《紫坊村》、《軍民合作》、《村長》、《母親》、《爭取最後勝利》。
各根據地都出現自己的劇團。1942年6月，晉察冀邊區劇協第三次代表大會，該區有劇團3277個，其中約五百個很活躍。新四軍鹽阜區，據1944年各縣文教科統計，農村劇團440個。
紅色文藝要求 “貼近生活”，選材大多直接來自生活。如《送郎當紅軍》、《一隻破草鞋》等，還有大型劇目《白毛女》、《同誌，你走錯了路》，均有生活藍本。
1939年3月29日，一批渤海區幹部南下魯中受訓，走到太河鎮，遭國軍秦啟榮部襲擊，“由於受統一戰線工作的影響……不敢果斷地還擊，害怕影響統一戰線，而無原則忍讓，結果使團級幹部以下四百同誌慘遭殺害。”
姚仲明以“太河事件”為藍本，寫了話劇《同誌，你走錯了路》。在各紅區上演，以糾正“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偏差，用文藝宣傳政策，成為紅色文藝的一條“寶貴經驗”。
中央黨校(中央研究院已並入，為黨校三部)組織秧歌隊上南泥灣勞軍，某晚回來過延河“跳凳”(踩著石頭過河)，秧歌隊長艾青突發詩興，仰頭念詩：“天上的星星……”一句未完，滑入河中，所幸枯水期，河水不深，引起笑聲一片。
1939年2月18日除夕之夜，冼星海來到西北旅社一孔寬敞窯洞，聆聽詩人光未然新作《黃河大合唱》。這首大型組詩來自詩人兩渡黃河及在黃河兩岸行軍打仗的親身感受。400多行詩句，26歲的詩人一氣從頭朗誦到尾。全窯洞聽眾的心脈隨著抑揚頓挫的詩句跳動，聽完最後一句“向著全世界勞動的人民，發出戰鬥的警號。”一片寂靜，頃刻，掌聲爆響。
冼星海坐在門邊椅上，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過詩稿：“我有把握把它譜好!我一定及時為你們趕出來!”
得到熱烈掌聲，冼星海沒先動筆，用了近一月時間向光未然等詳盡了解搶渡黃河的情形以及船工號子，默默醞釀。1939年3月26日到3月31日，六天六夜，冼星海不間斷地完成《黃河大合唱》譜曲，一共八首，包括合唱、齊唱、獨唱、對唱、輪唱。
此時，延安吃雞不易，退而求其次，要求吃糖，冼喜愛甜食。他要求光未然為“配曲”買兩斤白糖。一切齊備，冼星海盤腿於炕前，他一邊撮糖入嘴，一邊從超長煙杆(拔去筆尖的毛竹筆竿)吐出騰騰煙霧，錢韻玲在旁熬煮“土咖啡”(黃豆粉拌紅糖)。就這樣，誕生了這首激昂狂野又婉轉抒情的時代樂章。音樂界認為二十世紀中國音樂能夠傳世的隻有“兩首曲子一首歌”：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一首歌《黃河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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