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掩蓋和歪曲的重大曆史事件 (5) 長征不是北上抗日而是末路逃竄
關於長征，中共媒體和各類宣傳材料一直稱之為“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的壯舉。2021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萱稱長征“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肩負著民族希望勝利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然而，無數史料證明這是又一大謊言，長征不過是國民黨圍剿中的末路逃竄。
中共：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
把長征說成是“北上抗日”的始作俑者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兩人在1935年11月聯名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中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不斷喚醒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對日作戰，曾經派遣了自己紅軍主力，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曆盡艱難困苦北上抗日。”
毛澤東和朱德在這裏說明，長征是中共的一種主動行為，目的就是為了‘北上抗日’”。
有越來越多的中共史料以及參與者的回憶錄顯示，長征是中國工農紅軍為了生存和發展而被迫進行的一次“戰略大轉移” ，（更準確地說，是一次“撤退”或是“大逃亡”）但是，至今還沒有中共專家敢承認，這次轉移其實與“北上抗日”並無關係。
“抗日先遣隊”並非奔赴抗日前線
中共中央紅軍在長征前曾派出過一支所謂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這個先遣隊一直被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共一開始就堅決抗戰的證據和象據。“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最先舉起了抗日旗幟，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救亡圖存、實現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
關於派遣這支先遣隊的目的，2021版的中共簡史是把它放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這一節中說的。簡史說：“為了調動和牽製敵人，減輕重要革命根據地的壓力，7月上旬，紅七軍團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開赴閩浙贛皖邊區活動”。所以，從這支先遣隊的行蹤也可以看出，他們真正的目的地並非東北和華北的抗日前線，而是福建、浙江一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福建和浙江並沒有日本兵出現，相反，那裏曾是國民政府的心腹戰略地帶。
後來，中共披露的資料顯示，這支隊伍的真正目的是“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它 “牽製了約20萬國民黨軍隊，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大轉移”。
1936年11月16日，在中央紅軍踏上長征途中1個半月後，紅二十五軍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名義，離開鄂豫皖地區，向西部轉移。這支軍隊的確發表了北上抗日宣言，而且這支部隊最後也確實北上了，但是最後到達的是沒有日本軍隊的陝西，而且到達以後，不是去到華北抗日前線，而是西進，前往甘肅。
長征一開始就是毫無目的的大逃亡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政府、中革軍委和中央紅軍主力從江西瑞金出發的“長征”也與抗日無關。
紅軍初期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在《中國紀事1932-1939》中對長征和“北上抗日”是這樣評說的:“就當時來說，其實沒有一個人，哪怕隻是在夢中想到過要北上抗日。雖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號，但決不是黨和紅軍領導者的軍事計劃。”
新版的曆史書說：“1934年9月上旬，國民黨軍隊加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發動進攻，紅軍已無在原地扭轉戰局的可能。”
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6年拍攝的八集曆史紀錄片《永遠的長征》，由於中央紅軍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行動中失敗，中央蘇區“幾近陷入絕境”，被迫“突圍” 、“撤離”，“實行戰略轉移”。根據史料記載，那個時候，“長征”還不叫”長征”，是“西征”和”突圍”。
這部為宣傳歌頌長征而製作的宣傳片還在不經意中透露，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明確方向，而且紅軍在長征途中因為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曾頻頻改變自己的行進方向和“落腳點”計劃。
直到1935年6月，中央紅軍在抵達四川懋功的兩河口與中共另一領導人張國燾的隊伍會師後，才決定“北上”方針，“因為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中共軍事問題專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金一南 2009年在《苦難輝煌》一書中，在談到兩河口會議的“北上方針”時也說： “唯一可行的是向北發展，接通蘇聯，以取得國際援助。”為了打通國際路線，毛澤東曾建議“在適當的時間”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
雖然中共後來的很多材料說，兩河口會議為紅軍“北上抗日”奠定了基礎，然而，對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來說，兩河口會議更緊迫的任務是中央紅軍和張國燾領導的紅軍一起北上，共同創建川陝甘根據地。因為張國燾的不同意見（中共黨史所說的張國燾鬧分裂），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
兩河口會議後，中央紅軍還改變過一次“落腳點”計劃，最終才確定前往陝甘根據地。1935年9月12日，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在與張國燾決裂後，在甘肅的俄界還曾決定向中蘇蒙邊境地區進發，“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打通同國際的聯係，整頓和修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將來向東發展”。
紅軍最終決定去陝北完全是出於一次偶然的機會。1935年9月18日，在西北小鎮哈達鋪，毛澤東偶然從舊的《大公報》上得知陝北依然活躍著相當數量的紅軍，而且還有相當大的一片根據地後，才決定前往陝北與劉誌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合。
從1934年10月10日開始長征到1935年9月22日宣布到陝北落腳，中共中央的“落腳點”曾經曆了七次變化。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員謝幼田在自己的書《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中說，“長征事實是：這隻是一種打了敗仗以後的逃跑和求生存的軍事行動。”
他這樣概括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經曆：“最初打算與賀龍在湘西會合，失敗以後西進到貴州；毛澤東接掌黨的大權以後，預定渡過長江北上四川，再失敗；然後逃到荒涼但是追兵較少的雲南；這時候，已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標，隻是為了不被消滅而盡可能地回避戰鬥，而飄忽不定在雲貴川一帶；這支中央紅軍第一次北上，與已經在四川西康等待他們的紅軍第四方麵軍相會。從一個偶然機會知道高崗、劉誌丹在陝北，於是毛澤東自行再北上。從來不存在一個為了抗日的戰略北上‘長征’。”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抵達陝北的吳起鎮，與在陝北的紅軍匯合。至此，中央紅軍長達“曆時一年，縱橫11個省，行程2.5萬裏”的長征結束。中央紅軍的軍力也從出發前的8萬6千人銳減到7200人。
長征後的東征和西征，是為了打通前往蘇聯的通道
在中共的宣傳中， 陝北既是中共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抗日的“出發點”。在陝北落腳後不久的毛澤東和朱德也確實發表了《抗日宣言》，然後，對當時的紅軍來說，首要的任務不是抗日，而是“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會議明確說明，陝甘支隊（紅軍在長征後期的名稱）當前的重要任務是“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主要敵人是蔣介石、張學良、閻錫山。”
1935年12月，中共召開了中共黨史上至關重要的瓦窯堡會議。用中共的話說，這次會議是中共標誌著中共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轉折”。雖然在這次會議中，中共提出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但是，中共首要的任務依然是“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和“打通蘇聯”。
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1936年紅軍的戰略方針和任務是“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其中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以山西和綏遠為紅軍行動和發展蘇區的主要方向。
根據金一南的《苦難輝煌》，紅軍在1936年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發起的“東征”和“西征”，無不和這個目標有關，因為當時中共知道蘇聯支持中共在蘇蒙邊境建立根據地。
他說：“東征、西征，皆為張浩（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帶回來的斯大林不反對紅軍向北和西北發展、靠近蘇蒙邊境這句話。”他認為，這句話“是紅軍生存與發展的希望”。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王樹林2017年的一項研究說，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最後確立，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因素至關重要。
文章說，鑒於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並控製華北，中共喪失華中、華南的蘇維埃根據地，共產國際、蘇聯提出中國紅軍在四川、陝西，以及盡可能在新疆方向開辟蘇維埃根據地的設想，進而出台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中國西北革命運動的計劃，逐漸形成了推進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新戰略方針，那就是支持和幫助中共、紅軍向中國西北地區發展，靠近蘇聯和蒙古建立中國革命的戰略根據地。”
他也強調說，“共產國際支持中國四川蘇區和發展中國西北革命，是蘇聯在遠東平衡日本侵華力量，從而保障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
東征和西征都沒有成功，當時中共中央甚至做了萬一陝北不能堅守而再次轉移的打算。毛澤東曾給斯大林發出電報，打算放棄陝北突圍到南方。
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才讓中國共產黨真正迎來了命運的轉折點，中國的曆史也從此出現了根本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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