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開始到1945年結束的長達14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應該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作為當時中國的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為抗日戰爭付出了慘重的犧牲。然而，在中共黨史的敘事中，中共才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領導者，始終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而實際上，中共一直保存實力，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甚至勾結日軍。
無視國民黨的巨大投入和慘重犧牲，中共堅稱自己是“中流砥柱”
2021年最新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依然稱中共是“全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對於中國國民黨在抗日戰中的巨大投入和慘重犧牲，新版的《簡史》以一段話帶過：“當時，國民黨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軍隊曾進行了平津、淞滬、忻口、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並取得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但是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戰局”。
相反，《簡史》以較為詳細的筆墨描述了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參與的“唯二”戰鬥--“平型關大捷” 和“百團大戰”。《簡史》還這樣突出這兩次戰鬥的重要性。“平型關大捷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主動對日作戰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而“百團大戰”給日軍的“囚籠”政策以沉重打擊，“在抗日局麵比較低沉時振奮了全國人民的信心”。
事實上，“平型關大捷”隻是國民黨軍隊主導的太原會戰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中共旗下的八路軍隻有林彪部不足一個師的軍隊參加作戰。簡史特別強調，“平型關大捷殲滅日軍1000人”，但是絕口不提太原會戰中光忻口戰役就打死打傷日軍約兩萬人，創造了華北殲滅日軍人數的最高紀錄的事實。
1940年8月開始的“百團大戰” 是由中共八路軍指揮員而非中共中央製定的戰鬥計劃。中共中央在此之前隻批準了小規模的包括23個團兵力的戰鬥。這一戰鬥後來在中共黨內多年受到批判，認為它“在敵人麵前過早暴露了我們（中的）的力量”。百團大戰”的具體指揮員，八路軍副司令員彭德懷後來在文革被清算時，進行“百團大戰”是他“反對毛主席”的“罪狀”之一。
史料顯示，像太原會戰那樣的大會戰，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共組織了22次（中日雙方投入10萬以上兵力）。另外，國民黨還組織了1千117次大戰役（投入兵力數萬到十萬人）；3萬8千931次萬人以下的中小規模戰鬥。
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傷亡341萬多人，共有206名國軍將領在抗戰中捐軀。4300多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國民黨75%的軍力在戰爭中被消耗。
相比之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敵後抗日武裝共傷亡61萬多人。中共方麵在抗戰中死亡的高級將領僅有左權1人。
中共對中國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最大限度的認可出現在2005年。2005年9月3日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講話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麵戰場，組織了一係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這算是中共首次肯定了國民黨正麵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後來有一段時間，在中共官方的敘事中，出現過中國抗戰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領導”的說法。不過，這樣的有限承認，最近這兩年也有了改變。
2019年，描述淞滬會戰中國民黨“八百壯士”死守上海蘇州河畔四行倉庫的電影《八佰》被撤檔三次，原因據稱是“過度美化國民黨的抗戰功績”，隻是展示了“曆史碎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抗戰75周年的講話中也不再提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奉獻。“國民黨”三個字全文隻出現了一次，出現在“國民黨軍‘八百壯士’這組詞中。到新版《簡史》，國民黨隻是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
麵對中國共產黨史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說法，《誰的新中國》一書的作者曆史學家辛灝年在2005年在一場有關國共兩黨誰是抗戰中流砥柱的公開演講中曾提到這樣一個問題：“我請問大家，淞滬會戰中，中華民國投入的兵力是70萬，日本投入的兵力是50萬。兩軍對壘，120萬軍隊在上海打起了一場決戰。我請問，遠離上海三、四千裏以外的陝北紅軍，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一萬三千杆槍、兩萬人馬、三個縣的資源，能夠領導的了淞滬會戰這樣一場百萬人的決戰嗎？”
在解釋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時，中共黨史的專家們通常會避開上述顯而易見的力量對比的事實，轉而強調：“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抗日主張並率先開展抗日鬥爭，是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先鋒”；“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並堅決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政治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開辟的廣大敵後戰場和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是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等等。
那麽，中國人民麵臨民族危亡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怎麽做的？
東北的抗日行動一開始並非是中共領導的
在中共的敘事中，“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的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最早開始。中共“率先提出了抗日主張，並率先開展了抗日鬥爭”，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了東北的抗戰”。
2017年10月，中共的教育部將 “八年抗戰”改成“14年抗戰”，將抗戰的起點，從1937年的“七七事變”，提前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外界認為，中共的此舉就是為了凸顯中共對東北抗日中的領導權，試圖搶奪抗日戰爭的話語權。
中共的確在“九一八事變”後發表了五份反對日本侵略的文件。1932年，遠在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確實“對日宣戰”，然而，這些並不能證明中共領導了東北的抗日行動。
東北的抗日行動最初是由東北抗日義勇軍進行的。根據“楊靖宇（中共抗聯領導人）烈士陵園暨南東北抗日聯軍紀念館”的一篇題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興起和發展”，“東北抗日義勇軍”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各族人民、一部分東北軍愛國官兵、山林隊為基礎自發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力量”，“它的成分極其複雜，幾乎包括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
這篇文章承認當時的中共其實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領導這支部隊。文章說：“雖然中共滿洲省委和地方黨組織曾派出一批黨員幹部到一些抗日義勇軍中開展工作，對義勇軍開展抗日鬥爭起了積極作用，但力量弱小，不能左右抗日義勇軍領導的決策，也無力解決義勇軍內部成份複雜和思想複雜等問題。”
非但如此，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1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1932年中共中央“北方會議”“對東北中共的實際工作產生了極大的危害”。“北方會議”要求中共滿洲省委在東北“實行土地革命，創造蘇維埃政權，武裝保衛蘇聯”。文章說，這樣的政策因為排斥義勇軍和山林隊等錯誤，造成東北黨組織的異常孤立，“使得黨在義勇軍中的工作歸於失敗”。這樣的政策到1933年1月底才有所改變。
東北抗日義勇軍後來發展到30萬人，也有說50萬人的，不過，1933年，由於遭到日軍的圍剿，義勇軍損失巨大，幾近瓦解。
1936年2月，中共滿洲省委依照共產國際的指令，將所屬部隊以及義勇軍殘部聯合起來組建了“東北抗日聯軍”。“東北抗日聯軍”最壯大的時候人數差不多3萬人，規模不到義勇軍時期的十分之一。抗聯共有11個軍，其中隻有7個軍隸屬中共直接領導。
“新華每日通訊”2017年的一篇文章說，即便是中共領導的東北抗聯也因為客觀地理環境與中共中央的聯係並非緊密。“地理上的距離加上當時並不發達的通信手段，使得東北抗聯與黨中央的聯係極為不易”。文章還說，“由於同一時間上海黨中央機關被叛徒嚴重破壞以及隨後中央紅軍的長征，則讓抗聯與黨中央的聯絡徹底中斷，成了‘沒娘的孩子’”。
1940年，東北抗日聯軍失去大部分的根據地和遊擊區，部隊數量最後隻剩不到2千人。這支隊伍後來轉向蘇聯求援，最後被編入蘇聯紅軍遠東第88旅，也稱“抗聯教導旅”。1945年，這支隊伍被蘇聯遠東軍解散。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號召推翻國民政府，“武裝保衛蘇聯”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六年間，中共到底做了什麽？
中共中央的確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0日，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共在宣言中譴責日軍侵略，並號召工人、農民、學生、貧民、士兵全體起來推翻當時領導整個中國的國民政府。
同一天，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王明還發表了“武裝保衛蘇聯”的講話。在這份題為《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中，中共中央給全黨製定的“偉大曆史任務”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
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也不是中共第一次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號召“武裝保衛蘇聯”。1929年，在蘇聯與中國因為“中國東方鐵路”發生武裝衝突時，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中共對此作出了積極響應。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由於反對“武裝保衛蘇聯”被開除出黨。
對早期的中共來說，中華民族並不像習近平所說的是他們要捍衛的對象，中國甚至都不是他們的祖國。中共成立的第二年就作出了如下明確的決議，“蘇維埃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和農人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勞苦群眾的祖國……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和勞苦群眾應該盡力保護蘇維埃俄羅斯”。
1931年11月7日，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國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在江西瑞金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臨時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堅持以暴力推翻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為其基本宗旨。
1932年4月，中共中央發布對日戰爭宣言。這個宣言被中共黨史當作中共領導抗日尋找的另一個證據。中共的宣傳材料說，“這比國民黨政府正式對日宣戰要早9年”。但是，這份宣言不是號召民眾首先抗日，而是先“組織民眾抗日義勇軍，奪取國民黨軍閥的武器”來武裝自己，直接對日作戰。
北京師範大學已故曆史係教授王檜林2001年發表文章說，“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隨後占領了大片中國領土，中國遇到了空前的危機，麵臨著民族生死存亡問題。但是，中國共產黨按照共產國際和自己本黨的決議提出的重要口號是‘武裝保衛蘇聯’，自居於中華民族抗敵鬥爭之外”。
對中共來說，最有名的“抗日”行動無過於中央紅軍1934年的“長征”。毛澤東和朱德在1935年11月聯名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中說，中共派出“紅軍主力，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曆盡艱難困苦北上抗日”。關於這段經曆，已有無數的資料顯示，“長征”隻不過是中共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的“戰略大轉移”， 更準確地說，“大逃亡”而已。
對於紅軍在中共軍隊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的幾年間的行動，《中共如何壯大之謎》的作者謝幼田說，“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軍隊放過一槍一彈，他們所做的，就是用紅軍打擊國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抗日熱情，與別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動立即抗戰，破壞國民政府的戰爭準備和戰略決策。”
相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因為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淞滬抗戰”以及1933年的“長城抗戰”而中止了對中共所在蘇區的“圍剿”行動。謝幼田說，中共的做法，“使得麵對日本軍隊正麵作戰的國民政府的背後受到了一再的武裝襲擊。他們的作為，加重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和危機，而有利於日本的侵略。”
中共這種以暴力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的革命策略到1935年8月1日中共發布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時也沒有改變。《八一宣言》的策略是“反蔣抗日”。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共配合蘇聯的要求製定的
中共黨史專家在談到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時，都會強調中共首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而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政治領導核心”。但是，中共專家們沒有提到的是中共最初提出“統一戰線”是源於共產國際和蘇聯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需要。
哈佛大學教授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自己的新書，《從反叛者到統治者，共產黨百年》一書中說：“這最重要的戰略轉變再次來自莫斯科，來自1935年7月和8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由於對德國和日本意圖的憂慮日益加劇，共產國際七大呼籲建立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包括所有成分、所有階層和所有反法西斯的國家。”
中共宣傳材料有時也會承認，“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方針”，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經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批準後，王明於1935年8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這份宣言，所以，這份宣言後來也被稱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麵“號召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另一方麵，又呼籲大家“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值得一提的是，彼時，中共中央以及毛澤東其實還輾轉在長征的路上。用中共的話說，《八一宣言》的公布，“標誌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戰線基本形成”。
1935年11月28日，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和朱德聯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這被認為是中共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標誌。不過，這個戰線並沒有包括蔣介石。宣言指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隻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中共“反蔣抗日”的態度直到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之後，由於蘇聯的幹預才有所改變，變成“聯蔣抗日”。抗日統一戰線能夠真正形成，“西安事變”是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在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才接受了中共的條件，而這一切的轉變都源於蘇聯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和楊虎城劫持了蔣介石。中共一直強調，自己是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作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策略。但是，中國黨史沒有說的是，在得知蔣介石被扣押的最初，毛澤東和一些共產黨人希望對蔣介石進行“公審”，“處死”蔣介石，而且，中共的態度遭到了斯大林和蘇聯的強烈反對。
《中共壯大之謎》一書的作者謝幼田說：“蘇聯認為隻有中國的抗日戰爭才能夠拖住日本，減輕日本對蘇聯東部的威脅；隻有蔣介石才能領導中國和日本對抗，張學良不足以代替。”
另外，由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不同意，中共中央還放棄了與張學良和楊虎城達成的建立在蘇聯支持基礎上的“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大聯合計劃，下決心轉過來同南京政府談判。
哈佛大學的塞奇說，蔣介石最終接受中共的條件，答應與其一起建立統一戰線是因為他相信蘇聯可以援助中國的抗戰。蘇聯後來也確實為中國抗戰提供了四年的援助。
塞奇說：“考慮到國民黨軍隊在武力上的缺乏，來自蘇聯的支援非常關鍵。這也要求他（蔣介石）必須與中共達成某種政治上的安排。蔣介石因此不再抵製毛澤東的要求，允許中共保留自己的根據地，也接受對中共軍隊改編，將北方的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南方的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包括為實現三民主義奮鬥；取消蘇維埃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權以及紅軍的獨立性等四項條件。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至此才算正式形成。
蔣介石成為國際社會承認的抗戰中國統帥，中共也承認為其部下。瀕臨絕境的中共紅軍，因為蘇聯支援蔣介石抗日，從而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獲得了難得的曆史轉機。
中共“七分發展、二分應對、一分抗日”
但是，被收編的中共並沒有專注抗日，在“合法”的名義下，更為專注於自己的發展，最終奪取了政權，推翻了國民黨。
偏居台灣一隅的蔣介石多年之後對此依然不能忘懷。1965年10月10日，蔣介石在《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說：“初不謂共匪*****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惡的‘兩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汁未幹，正當日軍全麵入侵之際，仍公然揚言，要‘七分發展，二分應對，一分抗日’”。
2015年9月2日，台灣總統馬英九在台北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講話時也提到這個方針，借此批評中共在紀念抗戰時扭曲史實及抹殺國民政府對抗日戰爭的貢獻。他還重申， 國民政府才是對日抗戰領導中國的唯一政府，國軍主導抗戰是曆史事實。
“七二一”方針的說法最初源於八路軍第115師獨立團團長楊成武手下一個脫離共產黨的下層軍官。這位叫李法卿的軍官說，1937年9月，毛澤東對奔赴山西作戰的楊成武指示：”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 李法卿還說，該指示是1937年8月，中共洛川會議秘密決定的原則。
關於這個“七二一”方針，曆史學家們並沒有從中共檔案中找到任何證據。但是，這樣的精神在中共領導人的回憶錄的字裏行間卻有體現。
中共前領導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洛川會議有這樣的記載：“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避實就虛，繞道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遊擊根據地。”
張國燾這樣的說法與中共後來公開談論的洛川會議的基本精神也很一致。中共的宣傳材料說：“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和紅軍的特點，中共中央在會上確定了紅軍應執行的戰略方針。毛澤東指出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並在有利條件下進行運動戰，創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鉗製與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保存與擴大紅軍。會議確定紅軍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使遊擊戰爭擔負起配合正麵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中共一直說自己是抗戰的領導者和主力軍，但在十四年抗戰曆史中，中共反複提到的隻有“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這也可以從側麵證明，即便“七二一”的數據不完全準確，但是這樣的精神至少是存在的。中共很少介入日本與國軍的戰鬥。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寫道：“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從1941年開始就停止了對日作戰，百團大戰是最後一次對日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得到指令，一律不準對日進行作戰行動，包括受到攻擊便撤退。”
中國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楊奎鬆曾發文說，中共在統一戰線成立的早期應該不太可能製定‘七二一’方針，但是，他承認，“1939年國共兩黨關係發生急劇改變後，到1940年，中共中央確實是“將軍事發展放在了決定性的位置上，並且具體規劃了‘在堅持遊擊戰爭的總任務下，掃除一切投降派和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第抗日根據地， 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發展鄂中與鄂東’的大發展目標及其實際步驟”。
按照最新版《中共簡史》，到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發展到50萬人（不包括東北抗日聯軍），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
到抗戰結束時，中共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餘萬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即解放區已有19塊，麵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裏，人口近1億。這是抗戰初期中共的規模所無法比擬的。那個時候，中共隻有不到5萬人，正為自己的生存擔憂。
中共對日本的真正攻擊開始於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在距離日本投降還有幾天的時間裏，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連續發出七道命令，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迅即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展開攻勢。在日軍投降前一個星期，中共在上述地區迅速“收複縣以上城市250座”。
中共此番表現令人不禁覺得其有“摘桃子”之嫌。曆史學家辛灝年在其著作《誰是新中國》說，“摘了抗戰勝利這個大桃子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曾指罵蔣介石在抗戰勝利之時，便立即從峨嵋山上趕下來“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
毛澤東與日軍勾結，出賣國民黨
後來還有資料顯示，中共非但沒有認真抗戰，而且還在抗戰期間勾結日軍，出賣國民黨。
2015年12月，日本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築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出版了《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該書指出，抗戰中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把從國共合作中獲得的國民黨軍事情報賣給日本；毛利用抗戰壯大中共力量，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鋪墊。
遠藤譽的重要證據是日本侵華期間，外務省派駐上海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主人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根據岩井紀錄，抗戰期間毛澤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袁殊、潘漢年等與日本特務機構”岩井公館”和”梅機關”等接觸，務求削弱抗日的國軍並與日軍簽訂停戰協定。
遠藤譽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她認為，勾結日軍是毛澤東的個人行為和決定，然後由極少數間諜來實施的，這個行為並不是中共當時的集體決定，中共其他高層其實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她還認為，中共建政後中共隱蔽戰線最出色的特工潘漢年以及其他中共諜報人員的被捕應該與這段經曆有關。1955年，潘漢年被秘密逮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逮捕潘漢年是由毛澤東親自下達的命令。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記》也寫到了毛澤東與日本軍隊勾結的情況。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係...... 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係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