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我們應該都能記住曆史課本上寫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句話。我相信很多人並不能真正理解這句話的含義，畢竟教科書上寫得很籠統，內容也不多。
而且隨著80年代以後出於對兩岸關係的需要，大陸逐步開放了對國民黨正麵戰場功績的宣傳，於是一些人開始處於一些目的挑起了國共關於抗戰之功的矛盾。
抗戰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並不否認國民黨在抗戰期間作出的功績，在抗戰中犧牲的國民黨將領也都在新中國建國後被追授為革命烈士，盡管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參與過對紅軍的圍剿。
不過近些年來越來越多人開始不顧事實過度地誇大正麵戰場的作用，於此同時又開始忽視、貶低敵後戰場的作用，搞起了“曆史虛無主義”，想從曆史上否定中國共產黨。
直接這麽說相信很多人都不服氣，畢竟國民黨正麵抗戰是事實，犧牲大殲敵數量多是事實，八路軍新四軍敵後作戰，規模小傷亡相對較小也是事實，但這並不能成為區分看待國共抗戰的理由。
果粉“曆史虛無主義”的依據很簡單，“正麵戰場”這個詞聽著就很帥氣，規模龐大、悲壯慘烈；“敵後戰場”就是打遊擊，小打小鬧。這和抗戰時期蔣介石指責中國共產黨“遊而不擊”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這些說辭說到底還是新瓶裝舊酒。
國民黨正麵戰場慘烈是不假，而且在武漢會戰結束前，國民黨對抗戰的態度也是比較積極的，毛主席也說過“國民黨在1937年和1938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
但也是在武漢會戰結束，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便徹底走向了消極抗日。原因也不複雜，從淞滬會戰就可以看出，蔣介石走的是抗戰速勝論路線，希望由國際介入調停在短期內結束戰爭，但隨著武漢會戰結束，無論是國際輿論還是國內戰場，短期結束戰爭的幻想被徹底打破（中日雙方都被迫進入了“持久戰”），加之戰前組建的所謂德械精銳部隊損失慘重，使得國內精英階層對抗戰立刻轉入了悲觀，亡國論開始蔓延。
所以在武漢會戰之後，國民黨內部開始出現了叛逃浪潮，此後國軍的會戰也很難再達到淞滬、太原、武漢會戰這樣的戰果和規模；另一方麵從戰略相持時期到戰略反攻時期，其實國軍除了在緬甸配合英美軍隊發動過大規模反擊外，國內正麵戰場的反擊規模都比較小，都不說收複國土，即便是在日本投降前一天都還有國土淪陷。這也是為什麽說國民黨消極抗戰的原因。
消極抗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豫湘桂大潰敗，在1944年的4月到12月期間，國軍丟掉了4個省2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其中豫中會戰37天丟了38座城，被認為是正麵戰場的第二次大潰敗。要知道這可是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線都在節節勝利，且日軍兵員素質大幅度下降的時候，國軍卻在正麵戰場發生了大潰敗。
這一場潰敗直接動搖了美國對中國的信心，美軍高層有不少人都在懷疑國軍是否還能抵抗，比如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公開指責蔣介石集團的腐化是導致中國戰場潰敗的主因，氣得蔣介石以退出反法西斯聯盟威脅羅斯福撤換史迪威。
雖然最後羅斯福讓步撤走了史迪威，但是美國卻做出了一項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重大決定。由於美國不再信任國民黨軍隊，因此為了能夠盡快結束戰爭，美國背著中國和蘇聯達成協定，以允許外蒙古獨立和交換中國東北的一些權益為條件，換蘇聯出兵中國大陸打擊日軍，以減輕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壓力。
這也導致新中國成立後，在東北、蒙古的問題上和蘇聯展開了艱難的談判，為此毛主席還親自去了蘇聯見斯大林。
這裏還是要說明一點，雖然國軍總打敗仗，但並不能否認國民黨軍人的流血犧牲，國軍也有能打的部隊，也能在給日軍給予慘重的損失。事實上通過血戰昆侖關、台兒莊戰役、常德會戰、衡陽保衛戰等可以看出，隻要能正確地把國軍組織起來，戰鬥力還是很強的。
但是抗戰時的國軍大多數時候隻是強在戰鬥意誌方麵，而國民黨腐敗的政治環境決定了國軍戰鬥力的上限水平，因為國民黨的腐敗導致國軍的訓練、指揮、偵察、後勤、思想教育水平十分低下，運動戰能力大大受限，導致進攻時很難按照製定的計劃進行，撤退時士兵又很難有序，所以一旦脫離固定陣地進行作戰，稍有指揮不當就很容易變成潰敗，這個問題一直到解放戰爭結束都沒能解決。
所以國軍整體戰鬥力低的主要原因不在士兵，而是在領導層，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原國民黨滇係第60軍1948年起義後改編成解放軍第50軍，1950年以中國人民誌願軍第50軍的身份入朝參加抗美援朝。同樣的人，差不多的裝備，僅僅經過兩年的思想教育，卻能夠正麵硬剛美軍，爆發出了完全不同的戰鬥力。這就是領導層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這麽說肯定還會有很多人認為是一麵之詞表示不服氣，那麽聽聽國民黨最大的盟友美國是如何評價國民黨高層的。
艾森豪威爾：民國政府已經從內到外全都爛完了，給他們的援助全都被領導層貪汙了。我不可能讓美國人為這樣的政府去戰鬥去流血犧牲。
杜魯門：他們是賊，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賊……我現在就一個願望。希望能活著看到蔣宋被送入監獄。
史迪威：中國兵總是打得很好，正如我所知道的，他們隻要一有機會就可以大顯身手。可惜他們那些懦弱的上級就不如此，他們是非常可怕的。
麥克阿瑟：國民黨軍隊有一個十分嚴重的缺點，便是軍官團的素質差，而這個缺點在中日戰爭期間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而我們再來看看中國共產黨這邊，中國共產黨對日宣戰是1932年1月15日，當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對比一下國民政府，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隻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並未對日宣戰，直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12月8日對日宣戰後，國民政府才跟隨美國在12月9日正式對日宣戰。
當然關於國民黨遲遲不對日宣戰的原因有很多，這其中也有很多出於客觀因素的考慮，比如一旦宣戰日本可借“交戰國”之名對中國進行全麵海上封鎖，中國則將失去外部物資援助和進口。當然事實上，在“偷襲珍珠港”以前，日本依舊對中國海運實現了全麵封鎖，抗戰時中國獲得的外部援助絕大多數都是從蘇聯和滇緬公路運進來的。
滇緬公路
而中國共產黨對日宣戰並不是喊喊口號而已，當東北淪陷，國軍全部撤出東三省的時候，在東北繼續拉起隊伍進行抗日戰爭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所以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地打滿了14年抗戰。
東北抗聯幾乎是在完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進行的抗戰鬥爭，其最著名的楊靖宇將軍帶著隊伍給東北的日偽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在楊靖宇將軍犧牲後，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穀隆一郎評價他說：
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為之感歎，大大的英雄！
而此時的國民黨政府在幹什麽？1933年長城抗戰期間，蔣介石與同年4月4日親自乘船趕赴江西，督戰“剿匪”，4月6日蔣介石給國軍將領下達手令，出現了其著名的“奢言抗日”一詞：
如我剿匪各將領，若複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意剿匪者，當以偷生怕死者視之……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恥者，立斬無赦，希各懍遵。
不僅如此，1938年蔣介石在《對將校研究班學生講》中提到：
所以在九一八的時候，不能同敵人打，如果那個時候同敵人打，我們打的就是糊塗戰，一二八、長城戰役，也是一樣的糊塗戰。
雖然蔣介石在局部抗戰時並不積極，但在局部抗戰爆發後，比起汪精衛之流，還算留有最後一絲底線，在名義上也還是抗戰時期的全國統帥，他沒有向日本投降這一點還是要值得肯定的。
蔣介石在抗日戰爭的戰略上，看問題還是比較準的，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隨著英美等國加入亞洲戰場，蔣介石雖然態度上很積極，而實際行動上卻表現得一般。
國軍精銳部隊大多數時間都縮在後方，除了遠征緬甸發過一次力之外，整體來看國軍的戰略就是自己養精蓄銳，將抗戰勝利完全寄托在太平洋戰爭盟軍的勝利上，即希望以最小的代價，等英美把日本收拾掉。
而這樣的結果就是雖然國軍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際援助，裝備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一線部隊戰備鬆懈，士兵訓練不足，且對日軍的進攻能力估計不足，這才導致了“豫湘桂大潰敗”，直到“湘西會戰”的勝利，正麵戰場的士氣才得以重振。
在全麵抗戰爆發後，中國工農紅軍立刻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戰前線。由於主要處於敵後作戰的性質，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規模並不大，像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這樣級別的戰鬥並不多，但要說八路軍等“遊而不擊”就完全是汙蔑了。
首先敵後作戰是在淪陷區作戰，根據地就是前線，幾乎是每一天都在進行戰鬥，建立並擴大根據地就是在收複淪陷國土。到1945年，敵後根據地麵積達到了90多萬平方公裏（基本可以理解為從日軍手中收複了90多萬平方公裏的國土），解放了淪陷區將近1億人口。用日軍自己的話說，他們到最後能控製的是基本“僅限於主要交通線兩側數公裏地區之內”。
敵後武裝的發展對日軍的鐵路、公路、倉庫、機場、據點等形成了嚴重威脅，這讓日軍無法對已經占領的地區實現真正的控製，並且還不得不從正麵戰場前線抽出兵力來保障後方，從而達到牽製日軍兵力、資源的目的。雖然日軍也想過“以華製華”利用偽軍來維持治安，但偽軍的戰鬥力就是白給，甚至隨時還會被中國共產黨策反，所以整個抗戰期間日軍仍然是治安戰主力。
據戰後統計，1938年的敵後根據地就牽製了58%的侵華日軍兵力，1942年為63%，1944年為64%，可以說敵後抗戰是直接、有效支援了國軍的正麵抗戰以及國際反法西斯戰爭。
值得一提的是，日軍對敵後根據地進行掃蕩作戰時的規模一點也不亞於正麵戰場的會戰規模，比如從1941年8月開始開展的為期兩個月的掃蕩作戰日軍一共出動了10萬兵力，主力部隊直接從正麵戰場的一線野戰部隊抽調，此後的掃蕩規模日軍兵力也至少在4萬以上。要知道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出動的兵力也不過10萬，武漢會戰兵力為30萬，這麽看下來，八路軍也是打了好幾次小會戰。
另外也可以從敵後武裝人數的發展上來反駁“遊而不擊”，雖然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從1937年抗戰爆發時人數僅有的4萬人，發展到抗戰結束時的上百萬人。
但是在1940年到1942年期間（抗戰最艱苦時期），敵後八路軍和新四軍正規軍的總人數是從80萬人下降到了73萬人，這還是在根據地人民參軍熱情高漲的情況下的人數變化，可見八路軍等敵後武裝進行的武裝鬥爭有多麽的殘酷。
炮樓中的日軍
八路軍是如何在敵後作戰的，可以從日軍士兵的日記和作戰日誌中更真實地反應出來，比如在一名叫內匠俊三的上等兵在《中國駐屯步兵第3聯隊戰誌》寫道：
“4月26日清晨，終於開始向沙河橋行軍。我是指揮班的人，所以走在中隊的前頭。我前麵的馬車上裝著六七具戰死者的屍體。有的死於手榴彈和步槍，很大的傷口張開著，鮮血染紅了軍裝，有的人頭部中彈。目睹這淒慘的場麵，難過地走了十幾公裏路。在我前麵一連二十多輛馬車都裝著戰死者的軀體。僅在一次戰鬥中就出現如此之多的傷亡，這在中國事變發生以來，即使是南苑戰鬥，或武漢作戰也不曾有過。若給農民們看到，也許會說我們的壞話：瞧這支殘兵敗將的隊伍！一想到這些，真感到惱恨萬分……環視一下宿舍，感到房子空空蕩蕩的，3小隊的夥伴一人未見，他們全部陣亡……”
這次戰鬥被八路軍稱為“齊會戰鬥”，根據我軍記載，這次戰鬥至少斃傷日軍700人，結合日軍自己的記載，數據是比較準確的。在這次戰鬥中，日軍第3聯隊使用毒氣，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在指揮中也因為吸入了毒氣而受傷……。
據日軍自己的統計，1940年一年內，負責華北治安的5個治安大隊一共參加了4214次針對八路軍的治安作戰，可見日軍處於極度頻繁的作戰中，體力負擔和精神壓力極大。
雖然八路軍和日軍的作戰規模不大，很多時候也並不占便宜，尤其是在日軍有計劃的掃蕩作戰中，八路軍除了在掩護群眾和機關撤退轉移，以及突圍作戰中會和日軍進行激烈交火以外，絕大多數時候都是避免和日軍直接接觸的。所以除非是八路軍有計劃有規模地進行伏擊、破襲以外，否則在戰場上和日軍遭遇，八路軍很多時候是要吃虧的。
但是日軍即便取得了不少的便宜，比如大規模掃蕩，戰鬥力卻是越打越弱，因為日軍士兵的精氣神也被打沒了，本來一個個都是鬥誌昂揚的昭和男兒，結果卻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天天跟在遊擊隊後麵爬山鑽林。這樣長期的作戰一拿不到什麽戰功，二不明白這種無休止的戰鬥意義在哪，三不知道天天麵對冷槍冷炮的擔驚受怕何時才能結束。
天天打治安戰的結果就是日軍野戰部隊必須離開原有的戰鬥集團，不僅很難發揮自己原有的優勢，還得以更分散更原始的作戰方式進入對自己不利的作戰環境。
時刻處於治安戰的部隊是極度缺少訓練和監管的，而且長期和漢奸、偽軍這種土匪性質的軍隊待在一起，這就導致日軍士兵的素質水平下滑得非常厲害，原本的“堅韌”的武士道精神也被磨平了棱角，因此在抗戰後期八路軍、新四軍也對日軍開展了政治宣傳，不少日軍士兵醒悟過來主動投降，加入到反戰同盟中。
在戰後日本防衛廳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這樣寫道：
華北地區1940年以前從未發生投敵罪。到1941年發生了2件，1942年也發生了2件，1943年以來，此類事件迅速增多，其中大部分是性質惡劣的故意投敵……另外，自殺現象嚴重，1942年7月，曲陽有4名士兵自縊，河底村有10名士兵集體服毒，陽泉也有2名士兵因不願執行任務而自殺。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在阿富汗的美軍，和當年的日軍有著極為相似的境地。
要知道抗戰初期以及太平洋戰爭初期，是很難抓到一個日軍俘虜的，有的時候一場大的戰役下來都抓不到一個日軍俘虜，平型關大捷後，八路軍都感歎從來沒有遇到過如此頑強的敵人。
不過隨著戰爭的進行，日軍俘虜和投誠的人越來越多，整個抗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共俘虜日軍6213人，日軍投誠746人；對比國軍方麵，到抗戰結束，3個日軍戰俘收容所內共接收日軍俘虜2600人，其中包括了日僑、日商、隨軍家屬在內的非戰鬥人員，以及300名八路軍向國民黨移交的日軍戰俘。
八路軍之所以能抓這麽多俘虜，和其一直處於敵後以及頻繁地作戰有著極大的關係。日軍之所以遲遲不能將已經占領的華北消化掉，反而占領的大片區域成為了消耗資源的累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八路軍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不斷反擊，像百團大戰這樣的戰役直接都被日軍稱為“戰略反攻”。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井本熊男在《作戰日誌中的中國事變》中寫道：
1939年底，中共的滲透大致遍及華北全境，對我方確保治安構成最大之敵。事變初期，蔣介石軍隊不戰而放棄華北5省，在其後一年多的時間既無戰線又無敵蹤。然而恰似被細菌侵蝕了人體，如置之不顧，整個地區勢將變成與我敵對之勢……
《朝日新聞》在1944年的報道中寫道：
《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共產黨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共產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共產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共產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共產黨軍所占的比率，則隻有三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共產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很多果粉喜歡拿陣亡將領說事，國民黨軍隊在正麵戰場損失很慘重，尤其是高級將領陣亡了少將以上將軍115人，而中國共產黨方麵犧牲的高級將領似乎就左權一個人。即便這些說法並不準確，但這種說法卻一度相當流行，因此又有人開始說，國民黨因為在抗戰中損失了主力導致內戰失敗，而共產黨卻在抗戰中避戰保全，壯大了實力，以此來為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洗地，將國民黨的失敗完全歸結於軍事原因，而非政治原因。
之所以說說法不正確，不是指國民黨陣亡將軍的人數有誤，而是指中國共產黨的陣亡高級將領的數量被長期低估和忽視。
八路軍陣亡團以上將領多達114人，按照國軍標準，也就是說陣亡上校以上軍官至少有114人，加上國軍的追認習慣，這114人中至少有100人都是將軍級別的將領。
舉幾個例子：
冀東抗日聯軍1支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平陸，於1938年1月1日在與日軍的戰鬥中負重傷犧牲
山東抗日救國軍第三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理琦，在1938年2月13日的戰鬥中犧牲
冀東抗日聯軍參謀長劉連科，在1938年8月的戰鬥中犧牲
冀東抗日聯軍副司令員陳宇環，在1938年9月的戰鬥中犧牲
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河北遊擊軍第2師師長段世曾，在1939年的河北省高陽縣新橋戰鬥中犧牲
八路軍太行軍區3分區司令員郭國言，在1942年2月9日的戰鬥中犧牲
八路軍129師新10旅旅長兼太行軍區6分區司令員範子俠，在1942年2月12日的戰鬥中犧牲
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包森，在1942年2月27日的戰鬥中犧牲
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陳元龍，在1942年4月29日的戰鬥中犧牲
……
上麵這些八路軍指揮員按照國軍的標準至少都是師旅級幹部的人物，所以說中共犧牲的高級將領數量一點也不少，而這一點被長期忽視。
而這還不包括東北抗日聯軍和新四軍的烈士……
左權（右）
正麵戰場上的悲壯確實讓人對國民黨的愛國將領和士兵心生敬意，但這並不能成為打敗仗的理由，武器裝備和人員素質是有差距，但抗美援朝的悲壯程度不輸抗日戰爭，裝備差距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結果就是國民黨丟掉了大半個中國，誌願軍則是將聯合國軍推回了三八線。同樣的一批軍人，卻爆發出了截然不同的戰鬥力。
有人或許會說誌願軍有蘇聯的援助，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以前蘇聯可是對國民黨又送飛機又送坦克的，從1937年到1939年，蘇聯援助、出售、租借給國民政府超過1000架飛機（型號包括了蘇聯空軍自己的主力戰鬥機伊-16），而且還有1000多名蘇聯“誌願”飛行員來到中國直接參戰，並在武漢會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且在武漢空戰中有超過100名蘇聯飛行員犧牲。陸軍方麵蘇聯的援助也是很闊氣，杜聿明的第5軍一度裝備了清一色的T26坦克，這些援助一直持續到蘇聯衛國戰爭的爆發，但這些物資沒有一件是給中國共產黨的。
第五軍的T26坦克
而抗美援朝最關鍵的一二次戰役，蘇聯可是一旁的看客，即便是後來蘇聯空軍參戰也隻是在中朝邊境的米格走廊上空，38線附近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蘇聯人的身影。
抗日戰爭是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它不像元滅宋或是清軍入關，因為這兩者都是落後文明在軍事上擊敗先進文明，最後卻被在文化和政治更強大的先進文明同化，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在長城附近作戰的八路軍
而抗日戰爭是一個準工業文明國家對一個落後農業文明國家的侵略，一旦日本成功，後果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都是毀滅性的，很簡單的道理，民國時期可是有一大批文人要廢除漢字，對自身曆史文化全麵否定的同時，也要求中國毫無保留地向日本或者西方國家學習，所以抗日戰爭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這也是為什麽新中國國歌裏會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因此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這是一場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