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胡適提出承認偽滿洲國換50年和平發展，是否可行？zt

來源: 頭發與財富成反比於 2021-03-09 04:33:18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5402 bytes)

1937年8月7日，老蔣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黨政聯席會議，國民黨要員及閻錫山、白崇禧、餘漢謀、何健、劉湘地方實力派人物均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討論的議題是對日本戰還是和。

會上，老蔣提到社會上有部分主和的聲音，並提出了胡適的和平建議。參謀總長程潛聽完以後非常生氣，當著一眾要員的麵痛斥：“胡適是漢奸，真是可笑！”最終會議以全體起立的形勢，一致決定積極籌備抗日。

這次會議被教育部長王世傑記錄在當天的日記中。

程潛是湖南人，天性中有火辣的成分，但他也是一個久經磨煉的政界老手，不會輕易動怒。胡適的和平建議到底說了些什麽，能讓程潛在眾人麵前大動肝火？王世傑的日記中沒有描述，但其它檔案中卻有記載，我們下文會具體描述。

胡適曾就對日策略發表過許多建議，這是家國情懷的體現，也是知識分子的當擔。但縱觀胡適的主張，卻反複轉變，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

美國印第安納州德堡大學曆史係教授江勇振在他的《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中就胡適的對日主張進行了總結，從“九一八事變”到他去美國擔任外交部長差不多7年的時間裏，他的主張經曆了8次轉變。內容過多，筆者簡單總結如下：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主張接受日本提出的五個基本原則，與其交涉。

1932年6月，進一步提出，要在取消偽滿洲國，恢複領土和行政主權完整的基礎上與日本進行交涉。

1933年4月，日本退出國聯，胡適反對中國與日本單獨交涉。

1933年6月，《塘沽協定》簽定後，胡適站在國府立場，讚成對日妥協。

1935年6月，提出支持進行抗戰。但沒幾天，又給王世傑寫信提出，以承認偽滿洲國求得十年和平的建議，並要他轉交給老蔣。

1937年4月，希望蘇聯、美國、英國在遠東地區擴充實力，製衡日本擴張，形成區域性平衡機製來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7年8月初，主張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承認偽滿洲國換和平發展時間，並提出具體方案。

1938年9月初，赴美擔任駐美大使前夕提出“ 苦撐待變“。

王世傑

以上八次轉變，時而支持談判，時而反對談判，時而要進行戰爭，時而要進行妥協。形成不同的主張的外因，要麽是西方列強態度變化，要麽是日本對華策略改變。但都是基於同一個假設，那就是中國打不過日本。

讓程潛大動肝火的正是胡適第七次轉變。提出承認偽滿洲國當然不是突發奇想，他在1935年就提出過，隻是當時沒有形成方案。不論他的主張如何轉變，核心思想都是要和平，可見胡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主和派。

胡適建議走和平路線的理由是：當時中國國力疲弱，中央新式軍隊尚未訓練完成，國防準備也不充分，不是日本的對手，如果開打必然失敗。不僅會讓國家解體，完全喪失抵抗能力，而且會使中華數千年的文化成果糜爛。

胡適的觀點在當時是很有市場的，國府內也有相當的主和派。周佛海在南京有一棟大洋房，洋房下麵有一個很大的地下室。淞滬會戰爆發後，日軍不斷對南京進行轟炸，胡適等和平派人士經常到地下室躲避，大家聚在一起談論時局，慢慢形成一個固定的集會。

當時外界將那些主張抗戰的人稱為“高調派”，對應於此，胡適便給這個集會取名為“低調同誌會”，後來被外界稱為低調俱樂部。成員有汪精衛、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胡適等人。胡適曾向老蔣建議，由高宗武擔任駐日大使，負責與日本溝通交涉，未獲同意。後來高宗武成為汪精衛搭上日本人的重要橋梁。

七七事變之後，由於日本人內部意見不同統一，華北局勢一度出現緩和跡象。但7月27日，日軍突然挑起南苑事變，駐守南苑的29軍猝不及防，傷亡慘重。趙登禹、佟麟閣以身殉國，29軍主力退出北平，戰爭出現擴大跡象。

得知消息後的胡適極為恐慌，先後到高宗武、王世傑家中商議對策。王世傑在8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午後與胡適之先生談，彼亦極端恐慌，並主張汪、蔣向日本作最後之和平呼籲，而以承認偽滿洲國為議和條件。”

兩天後，胡適又與陶希聖拜會陳布雷。陳布雷是老蔣的侍從室主任，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人。胡適等人希望通過陳布雷向老蔣提出自己的“和平方案”。此後還給老蔣寫過一封信，解釋提出該方案的原因，強調：“徹底調整中日關係，為國家謀五十年的和平建設的機會。”

這個方案最終被轉交到老蔣手裏，老蔣看完後在信封上寫了兩個字：“胡”“存”。該手稿目前還保存在台灣檔案機構中。筆者將內容簡單總結如下：

原則：解決中日兩國一切懸案，建立東亞長期和平。

方針：（一）滿足以下條件即可承認偽滿洲國。

1、東三省境內人民自選國籍；

2、東三省境內之中華民國人民享有居留、經商、購地之自由；

3、東三省人民要有充分機會建立自治獨立的憲政國家；

4、東三省人民可以公投複歸中華民國，其它國家不得幹涉；

5、熱河歸還中華民國，建立非武裝區；

6、山海關至獨石口一線由中華民國設防。

（二）日本放棄在中國境內所有特權，退出駐軍。中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外交手續：達成協定後先不公布，雙方同時宣布撤軍，恢複七七事變前狀態，並舉行談判。

盧溝橋

這個方案表麵上看，爭取到許多以當時實力無法爭取到的東西，是賺的。但不要忘了，這些權益都是日本人從中國手裏搶過去的，拿中國的東西跟中國換東西，怎麽談都是中國虧。

如果非要討論方案的可行性，那必須要從中日雙方的視角來看：

從日本角度看：

即便不查詢任何曆史檔案也很容易能看出來，這個方案對日本人來說太過“苛刻”，東三省已經在其實際控製之下，承認與否隻是一個名義問題。而當時，日本還控製了冀東偽政府，占領了熱河、察哈爾等省部分地區，在漢口、山東、上海等地有租界和領事裁判權，顯然不會因為一個虛名放棄如此多利益。

一戰以後，日本軍方認為以後的戰爭就是拚資源、拚國力的總體戰，但日本是一個島國資源緊張，因此必須向外擴張。東三省對於日本來說一個理想的地方，一方麵這裏資源豐富、土壤肥沃。另一方麵，這也是日本實現控製滿蒙，對抗蘇俄，侵略中國的戰略支點。

其實，自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內心就非常瞧不起中國，他的主要假想敵是俄國。當然，瞧不起並非不侵略，而是一個時間順序問題，他需要先解決俄國的威脅。對於中國，他總的策略是經濟侵略加逐步蠶食，不可能給中國穩定的發展時間。

具體來看，日本人原本打算扶持張作霖控製東北，但其不配合而被暗殺。後來日本又挑起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但他並不滿足於此。隨後又占領山海關，長城抗戰失敗後，逼迫國府簽訂《塘沽協定》，實現華北非軍事化。不久又扶持殷汝耕建立冀東偽政權，還想拉攏宋哲元、韓複榘等策劃華北五省自治。

在1936年，日本製定的《帝國外交方針》中對華重點是：“首先使華北迅速成為防共、親滿的特殊地區；並且一麵獲取國防資源、擴充交通設備，一方麵使整個中國在各方麵都反對蘇聯、依靠日本。”

很明顯，日本的目的並不隻是東三省，而是逐步蠶食中國。而且在胡適提出此案時，他可能不知道一個事實。戰後日本檔案顯示，當時日軍已經計劃大舉向中國增兵，準備在華北與中國決戰。

偽滿洲國

所以筆者認為，日本大概率不會接受這樣的談判條件。即使接受了，也不會停止逐步蠶食中國的步伐。

這裏插個題外話。這些年“淞滬會戰改變日本進攻方向避免中國快速滅亡”的觀點很有市場，說日本如果像曆史上元、清一樣，從北向南俯攻，中國無力抵抗。而淞滬會戰將日本主力吸引到東麵，使其由東向西仰攻，便於中國抵抗。

實際上，至少在“盧溝橋事變”以前，日本未製定過從北向南俯攻的計劃，其戰略意圖是逐步蠶食。再者，日本是個島國，水上交通發達，陸地交通相對較弱。在沿海地區或者水網發達的長江中下遊開戰，補給方便，船艦還能用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所謂轉移攻擊方向，其實是正中下懷。

從地形上看，從內蒙南下是黃土高原，溝壑縱橫。日軍的坦克和大炮都不能方便運用，會讓其失去火力優勢。唯一通道是由太原南下西安，再攻漢中才能達到四川盆地。各位聽過《蜀道難》嗎？為何在抗日戰爭中，日軍打到潼關就打不動了？

一方麵有黃河天險，加上老蔣也在西安預留了重兵。另一方麵，日軍補給已經跟不上了。即使日軍真能打到四川，他要先幫中國把路修通，並保證不被破壞，否則沒有快捷補給，也很可能被中國軍隊圍殲。

所謂改變日軍進攻方向隻是一個偽命題，是當局粉飾失敗的說話而已。淞滬會戰隻是為了引起列強幹預，最好的結果也就是將日軍趕下海，解決腹背受敵的後顧之憂。可惜打敗了。

淞滬會戰

從國府層麵看

很明顯，老蔣絕對不會同意這個方案。“西安事變”時，他已經向全國承諾一致抗日。“盧溝橋事變”後，他又發表廬山談話，喊出非常強硬的口號：“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作為一個領袖人物，背棄承諾，朝令夕改，對自己的威望是致命的打擊。

從現實來看，“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抵抗而丟東三省，引起國內軒然大波。老蔣倍感壓力，不得不要求張下野出國考察。再進一步承認偽滿洲國不就成了另一個張學良了嗎？

老蔣雖然昏庸，但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的人，平時動輒提及人格、國格。他心理很清楚，自己可以消極抗日甚至不抗日，但絕不能光明正大地承認偽滿洲國。否則，排山倒海的輿論譴責會讓他連位置都坐不穩，曆史也會給他記上喪權辱國的一筆。

當時的中國隻是表麵上的統一，地方派係對老蔣並不服氣。如果說滇軍和川軍相對安分，那麽桂係和晉係，則從未放棄過對老蔣位置的覬覦。他們也許不會真正抗日，但絕對不會放棄以抗日的旗號把老蔣趕下台的機會。

時間倒退一年，陳濟棠還聯合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當時的口號就是“反蔣”“抗日”。老蔣使出銀元攻勢，分化廣東部隊，才使兩廣事變平息。當時中日矛盾還未激化尚且如此，假如此時要承認偽滿洲國，必然會形成一呼百應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