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即將進入尾聲之時，昔日不可一世的日軍已成強弩之末，失去往日威風，許多人變得消極厭戰。在山東敵占區，比如泰山、沂蒙等地，日軍當時的情景被記錄下來，真可謂“形似乞丐，狀若小偷”。
根據文檔記錄，日軍在當時出現嚴重的糧食問題，部分駐紮軍隊，每天供給兩餐，主要是七成麥子加三成大米燒成的幹飯，配一點鹹菜。偶爾改善夥食，也隻有黑豆煮魚，這是日本貧民常吃的一種飯，卻也成了侵華日軍的美食。
駐紮青駝（當時隸屬臨沂）的日軍宗鵝部隊、駐紮郯城的笠原部隊，因為軍糧供給不上，友軍部隊又不肯支援，隻能采用“當地募集”的方式來獲得食物來源。他們到當地百姓家中，以軍票購買青菜蘿卜，也從一些商店購買些罐頭之類的物資，但罐頭隻供給伍長和有功的老兵，普通士兵隻能吃青菜，肉類很少，一個月不見得能吃上一次。很多日本少年兵根本吃不飽，餓得麵黃肌瘦，隻能偷偷到當地百姓家裏要飯吃，或偷飯吃。
有人或許會問，日軍為什麽不直接去搶？那是因為當時日本軍隊的主力調往南方戰場和海外戰場，駐守的各鎮的部隊，多為老弱病殘以及一些十幾歲的少年兵，軍部也不允許他們太放肆，以免引發強烈的抗日情緒，因此規定要跟當地人保持友誼，盡量不要發生摩擦，買東西、坐車都要給錢，或者以實物代替錢抵給當地人。
盡管日本軍部有這些規定，但不是每個日本士兵都遵守，他們想要改善生活，一是靠“搶”，二是靠“偷”，就拿泰山區據點的日軍來說，他們經常到百姓家裏偷東西，當地有不少日本商人開辦的買賣，也經常被他們“光顧”。一份留存的檔案冊記載，在十六日，日軍偷了一戶人家五包紙煙，還偷走一麻袋花生，又在油坊偷走一桶油，回到軍營用油煮花生時，被失主找來，伍長（軍曹）於是當麵用木棍打了幾個士兵，但並沒有賠錢給失主。
日軍經常到集上吃包子吃點心，吃完之後，沒有錢支付，就拿香煙或者小物品抵價。郯城的日軍不但偷老百姓的東西，還偷軍營的東西，比如襪子、毛巾、肥皂等等，用這些東西跟當地人換取一點食物，有些日軍甚至把子彈和手榴彈拿出來換東西吃。少年兵的私人物品幾乎全部被老兵偷走，他們沒有東西交換，隻能哀求一切年老的婦女要東西吃。當地人善良，見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於是就給他們饅頭、窩頭，讓這些少年兵果腹。
費縣的日軍進行“節儉運動”，隻有軍官才可以穿皮鞋，士兵全部穿當地人製作的千層底布鞋，每人一雙破皮鞋要在整隊出發時才能穿。軍服破了，也沒得更換，軍部要他們體恤“皇國時難”，衣服補一補接著穿。不少士兵采取消極抵抗的方式，衣服破了也不縫補，故意破衣爛衫，用袖子擦槍杆、擦鼻涕，也不刮胡子，走在街上跟乞丐沒多大區別。
有些日本士兵跟當地人相處久了，有了感情，常在農忙的時候到百姓家裏幫著幹農活，甚至有人拜當地人為幹爹幹媽，揚言再也不回去，留下來當個農民過日子。他們幫幹農活，當地人就管他們飯吃，臨走時還給一些麥子和鹹菜，把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感動得哭鼻子。有些士兵甚至哀求當地人把他們藏起來，他們實在不想回軍營，有個青駝部隊的少年兵藏了半個多月，被逮走後，過了沒一個月又跑了，他藏在一個農戶家裏，答應給這戶人家當兒子，但最終沒能得償所願，抗戰勝利後，他被遣返回國。
魯南地區的日軍高層察覺到這種消極情緒一天天高漲，於是在各鎮宣布“日本士兵不允許出軍營，誰無故跟當地人胡扯，誰就受軍法處置”。並且要求魯南地區的日軍半個月調動一次，以免士兵跟當地人產生感情，但這依舊製止不了日本士兵厭戰情緒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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