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記丨抗戰期間，多少壯丁未入軍隊死在了半路？zt

抗戰期間，中國軍隊損失嚴重，常年需補充大量兵員。

自1936年起，國民政府實行征兵製與募兵製結合的兵役製度，以“平均、平等、平允”為原則。但由於無法做到全麵的戶籍管理、也無法杜絕保甲長的徇私舞弊，征兵被辦成了一件大惡政。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說，“抗戰以來，成績最不良者為役政。”

依國民政府官方數據，從1937年~1945年，全國實征壯丁1392萬，其中1201萬被補充到軍隊，僅有191萬在途中逃跑或死亡。①

實際情況，要嚴重得多。

圖：抗戰宣傳標語

雖然沒有關於壯丁逃亡比例的完整統計，但當時的軍政要員們，有著基本一致的估計。

何成濬在1942年說：“接莆永師管區司令汪世鎏函雲：閩省征兵極為困難，已征入營之壯丁，逃亡者幾達總額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緝拿不易雲。” ②

同年，白崇禧估計，“目前各師逃兵數，每月至少三百，多則五百，以此類推，一師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戰鬥兵。”③

抗戰期間任任第26軍軍長的丁治磐，也在1943年的日記中說，“民國三十一年，全國計征壯丁100萬人，逃者60%，病30%，傷□□（□表示缺字）10%”；又說：“自征兵以來，已征700萬人，連年逃亡達半數。”④

逃亡率如此之高，自不難理解，何以全麵抗戰的八個年頭裏，征兵工作始終隻能靠“抓”和“綁”來完成。本該胸戴紅花被敲鑼打鼓歡送從軍的壯丁們，隻能如同囚犯一般，被捆綁著雙手，才能順利送入軍營。

蔣介石曾對著征兵幹部，嚴厲批評這種做法：

“據報各部隊將新兵接收後，仍有用繩捆作一串武裝編押，情同囚犯，民眾觸目傷心，積年累月之兵役宣傳，被若輩一繩一棒掃蕩無遺。抗戰及征募之前途，切受重大之打擊，實堪痛恨！茲特重申前令，嗣後如再有上項情事發生，一經查實，該接收部隊長官及接兵人員，均予依法嚴辦，決不姑寬。”⑤

但這種訓斥並不解決問題，因為主因在於製度缺陷。

因為軍閥割據的緣故，國民政府在全麵抗戰前，始終未能建立起“義務征兵”製度。隻在1936年，曾於中央軍控製的江浙六省範圍內實施過“義務征兵”，訓練完畢者約50萬人，稍後經淞滬、武漢等大型會戰，迅速補充殆盡。至於西南各省，軍閥們為維係其軍事力量的“私有化”屬性，對“義務征兵”製度極為抗拒。這種兵役製度上的先天缺陷，導致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嚴重缺乏預備、後備兵員，必須依賴臨時的“壯丁征發”和臨時的“壯丁訓練”。

軍閥割據也阻礙了國民政府建立起完備的戶籍管理製度。作為補救，抗戰期間曾推行過“國民兵身份證”製度。該證詳細記載了每個國民兵（18-45歲男子）的出身特征——包括出生年月日、家屬姓名、籍貫、臉型、手指的箕鬥狀況、臉部有無麻子、有無痣、眼睛大小、鼻梁高低等等。

但這種臨時性手段，隻能救急，不能治本，故而陳誠曾如此無奈感慨：

“果然戶口辦得好，壯丁的年次、數目，均了如指掌，則征召新兵，有如按圖索驥，實在看不出有什麽難處。不過清查戶口，卻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論人手、經費、技術等問題急切不易解決，單就時間來講，幾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於倉促之間應手而成，天地間也沒有這樣便宜的事。”⑥

除此之外，陳誠就抗戰征兵隻能靠“抓”和“綁”，有四點深刻反思。陳在回憶錄中寫道：

“照道理講，人民受國家的保護，才能安居樂業，一旦國家遭逢危難，人民為了爭取國家的安全，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因而擁護國家的號召，流汗流血，原是義無反顧的事。不過話雖如此，也要顧及一下幾項事實：一、政府是否充分盡了保護人民的責任？二、政府與人民之間是否有痛癢相關的傳統？三、在大多數人民意識中，是否認為這是為國家為民族而犧牲，犧牲得有無價值？四、各級行政官吏是否公正無私素受人民敬愛？”⑦

對這四個問題，陳誠的回答全部是“否”。

圖：發給壯丁家書的光榮證書

士兵生活水準太差，也是壯丁逃亡率極高的重要原因。

按常理，戰爭時期，士兵的飲食應該優先保障，前方士兵吃得比後方民眾好一些，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國的情況恰好相反。全麵抗戰爆發前，中央軍一個底層二等兵年收入，曾相當於擁地50畝的半自耕農；全麵抗戰爆發後，脆弱的小農經濟全麵崩潰，前線士兵的飲食，逐步跌至令人發指的地步，遠不如工人，也比不上農民及知識分子。1944年，美國專家曾隨機抽取1200名國軍士兵進行體檢，結果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兵役部部長鹿鍾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使）大家都視入營當兵為進監牢，甚至簡直就等於判死刑。”

道路、交通等硬件設施太差，也是導致壯丁視兵役為畏途的直接因素。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蔣夢麟，曾如此這般無奈感慨：

“平心而論，兵役辦得這樣糟糕，並非完全由於人事關係。即使主持人認真辦理，好多缺點也沒法補救：交通梗阻，徒步遠行，體力消耗過甚；食物不夠，且不合衛生，易起疾病；飲水含微生物，飲之易致腹瀉；蚊子肆虐，瘧疾為災。凡此種種，苟無近代科學設施，雖有賢者負責，亦無重大改進之可能。”

圖：抗戰期間，中國士兵多數營養不良

以上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造成的直接後果是，相當數量被抓的壯丁，沒有能夠進入軍營，而是死在了途中。

1941年7月，蔣夢麟致信蔣介石，就其所見沉痛寫道：

“夢麟此次視察……（沿途）均東來壯丁必經之道。沿途所見落伍壯丁，骨瘦如柴，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屍，躑躅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韶關解來壯丁三百，至築（貴陽）隻剩二十七人。江西來一千八百人，至築隻剩一百五十餘人，而此百餘人中（身體）合格者僅及百分之二十。……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10%矣。”⑨

蔣夢麟還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裏，為的是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劣，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

蔣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對壯丁的中途死亡率做了一個估計：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1400萬人。當然，曲江壯丁從700人死剩17個人，隻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隻會多不會少。’可惜我把估計的方法忘記了。因為那時所根據的各項數字是軍事秘密，我沒有記錄下來。現在事過境遷，為保留史實計，我在這裏寫出來，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隻可作為野史的記載看。”⑩

圖：蔣夢麟

蔣夢麟所提供的這個壯丁死亡數據很驚人，學術界一般對其持保留態度。如卞修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問題研究 1937-1945》一書，對於“慘死於武裝押運途中”的壯丁數量，“保守地以（損失壯丁數的）10%估計”。該書同時也承認，蔣夢麟的統計數據不能輕易否定，因為“本書以無更多直接資料以資旁證，未采用蔣氏估計。但蔣以親見親聞所作出的估計，應具相當的可靠性。謹注以備考”。(11)

蔣夢麟所提到的數據——“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亦即半數壯丁在途中或病或死，也可以在西南聯大教授陳達的親身觀察中得到印證。

1946年，陳達出版《浪跡十年》一書，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由廣西柳州運兵入雲南，曾派某軍官押運，此人在昆明市外西北五裏許黃土鋪住宿，該地保長負招待之責，據其自述，一路餓死或病死的兵頗多。押運官到昆明市後，即向負責機關領糧，但減價出售款歸私有。士兵大致吃稀飯，難得一飽。士兵夜間許多人共宿一房，無床無被，少數人能坐，多數人站立。次晨開門，有人依牆而死。過此往楚雄交兵，據估計自廣西柳州至交兵地點，死亡的士兵約占一半。”(12)

陳達寫下這段文字的時間，是1945年1月28日。

圖：陳達《浪跡十年》一書關於壯丁死亡率的記載

國民政府也曾采取過一些措施來緩解壯丁的逃亡。比如變更征兵方式，讓每個軍在固定的管區進行兵員補充，征兵、補充、訓練一體化。這樣做有兩點好處：（1）該地區的壯丁被輸送至同一部隊，同鄉情誼有助於減輕其背井離鄉之感，降低逃亡比率；（2）部隊在管區征兵自用，可減少中間環節的腐敗弊端。

但這類措施成效也很有限，直到抗戰末期，在美軍的幫助下通過改善交通和飲食，壯丁的死亡率才得到切實降低。一如蔣夢麟所感慨的那般：

“後經中美當局之研究，從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為分區設立若幹小型飛機場，將附近若幹裏內之壯丁，集合於機場，飛往訓練中心。自各村落至機場，沿途設有招呼站、衛生所，供給飲食醫藥。果然，此製度實行後，壯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過一二而已。”

可惜的是，此時已是抗戰末期，且飛機有限、機場也有限。

（完）

圖：1944年，被征召修築機場的四川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