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家裏連一天的糧食都沒有”，抗日戰爭中的大學教授zt

上午我不讓你拿米回來，因為這很難看。哪有教授滿街背米的？所以等到天黑才送過來。沒料到你們家竟然連一天的糧食都沒了。

撰文/袁征，華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6年寒假，太太和我去看她的父母。閑聊當中，嶽父章振乾講了一些過去的經曆。我覺得那些真實的故事可以供史家參考，也可以讓讀者消遣，拿個本子做了記錄。

一

1937年4月，嶽父在東京帝國大學念完研究生。嶽母還有幾個月才畢業，嶽父留下等她。7月，日軍全麵侵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幾乎全部拂袖而去。嶽母馬上放棄學業，跟嶽父一起回國。

嶽父在協和大學念書的時候，陳錫襄先生是他的老師。陳先生擔任福建省銀行總經理，請嶽父當董事會秘書。嶽父參加了省抗敵後援會和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聯係留日學生，組成福建留日同學會，進行抗日活動。其中一件事是寫反侵略文章，用日語向日本廣播。

福建永安抗戰遺跡

因為日軍的威脅，福建省銀行撤到南平，不久又隨省政府遷到永安。一個教育廳的職員找嶽父，說永安比較閉塞，大家不大知道抗日的消息，想辦一份小型報紙，問嶽父願不願意當發行人。嶽父覺得挺好，找到永安縣政府裏的熟人，辦了注冊手續。幾天之後，抗日小報《老百姓》就在永安街頭散發。這是福建戰時省會第一份抗戰報紙，大家說它是文化抗日的先鋒，嶽父很高興。這小報開始印五百份，因為受歡迎，很快就增加到五千份，後來因為發表主張聯合共產黨抗戰的文章，被勒令停刊。

嶽父當到節約儲蓄部代經理，但很不讚成新任總經理的投機式經營。總經理和他的親信也知道嶽父的不滿。在中山大學任教的董家遵先生回福建探親，談話間知道嶽父想離開，問他願不願意到中大。嶽父說好。中大經濟係主任是王亞南教授。他原來就聽到一些教師的推薦，但因為銀行的工資比大學高很多，擔心嶽父不肯去，於是跟張雲校長商量，然後給嶽父發了一份征聘電報。

經濟學家王亞南位於廈門大學的塑像

收到電報，嶽母很高興，說：“這電報來得及時，替我們出了一口氣！”

而嶽父這時卻有點猶豫：第一，當教授收入大為減少，妻子和孩子要跟著過窮日子；第二，當時中山大學在粵漢鐵路上的坪石鎮，受日軍攻擊的危險大於永安。

嶽母一向敢做敢為，痛快地說：“我不怕窮，這點你不要顧慮。至於哪裏危險就很難說了，永安也不一定安全。在省銀行再呆下去，你會喘不過氣來的！”

於是一錘定音，嶽父拿著電報辭了職。

二

為了躲避日軍，中山大學從廣州遷到坪石。那地方很小，中大一去，十分擁擠。

嶽父他們剛到，住在董家遵先生那裏。同事和朋友們幫著找房子，但挺不容易。嶽父、嶽母不想麻煩董家太久，就抱著一個孩子，牽著一個孩子往田裏走，看看能不能找個農家住下，結果還真碰到一家。前後兩房，都沒有地板，腳下就是泥土，很潮濕。他們問有沒有家具可借。

房東指指一堆破爛，說：“你們自己看吧，能用就拿去。”

嶽父、嶽母翻了一下，找出一些凳子和木板，都很髒很舊。他們把房子租了下來，嶽母用刷子和抹布認真洗刷。東西曬幹了，他們搬過去，用磚頭頂起兩張床。兩條板凳架著房東原來擺攤的大木板，當嶽父的書桌。沒有電，嶽父晚上隻能在昏暗的油燈前看書備課。

嶽父晚上要工作，帶著大兒子住外間。嶽母還要喂奶，帶著小兒子住裏間。睡外間的整晚聽到牛的呼吸，睡裏間的整晚聽到豬打鼾。床板雖然洗刷過，臭蟲不知從哪裏又冒出來，把大人小孩咬得又癢又疼。頭幾晚嶽父和嶽母幾乎沒法睡，到後來就習慣了。

中山大學遷坪石時期校舍鳥瞰圖

中山大學說是在坪石，其實隻有行政中心和文學院在那裏。農學院在粟源堡，醫學院在樂昌城，離坪石有挺長的路。法學院在一個鎮上，跟坪石隔了條河。經濟係歸法學院，嶽父上課要坐渡船。有天早上風雨交加，擺渡間隔的時間長了。嶽父晚了一點到，走進教室，很多學生大聲笑。嶽父不知怎麽回事，抬頭看黑板，上麵寫著“張先生狂風暴雨也會來”。原來學生們覺得自己猜對了，得意起來。

有個冬天的晚上，一位學生匆匆跑來，說他的朋友因為政治問題要逃走，需要一點錢。嶽父問嶽母，家裏還有多少錢。嶽母說五十塊。嶽父叫她拿出來。嶽母說：“明天還要買米呢。”嶽父講：“先救急，買米的事以後再說。”

第二天，家裏的米隻夠煮早餐。嶽父到董家遵先生那裏，講了情況，跟他借米。當時讀書人逃避抓捕是常有的事。董先生叫嶽父把米袋留下，說他把米送過去。嶽父說自己帶走就行，董先生堅持由他送。嶽父隻好先回家，等到中午，董先生沒來。嶽父問家裏有什麽能吃的，嶽母說還有兩個水果罐頭。他們就用那東西對付。到傍晚，董先生還沒來，孩子餓哭了。天黑以後，董先生才背來一袋米。

看到嶽父家的情況，他大為歉疚，說：“上午我不讓你拿米回來，因為這很難看。哪有教授滿街背米的？所以等到天黑才送過來。沒料到你們家竟然連一天的糧食都沒了。”

三

戰時物資缺乏，價格高昂。有些教師為了補充收入，到外地買點生活用品，轉手出售。有些教師出賣自己的西服和家裏的用具，有些教師讓孩子擺地攤。

教師生活如此艱難，學校還時常拖欠工資。教師依賴薪水，不能按時拿到工資，很多家庭的生活就陷入危機。有一次，教師們實在忍無可忍，決定罷教，向社會發表宣言。宣言由哲學係教授起草，中文係教師潤色，其中講道：“無穀可食，忍病不醫；子女荒嬉，婦歎於室”。學生們理解老師，馬上聲援，表示同情。師生抗議，聲勢浩大。學校領導急了，趕快補發部分欠款，向教師道歉。教師本來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生活能勉強延續，就回到課堂，拿起粉筆。

因為這樣的情況，抗戰時期被迫遷移的大學總的來講研究水平是不高的。傅雷先生概括說，外遷學校的水平不如淪陷區的學校，此話不假。

嶽母生在印尼，祖籍梅縣，會講客家話，跟坪石的農民語言相通。她向人家要了兩塊一兩平方米的廢地，借農民已經磨壞了的舊鋤頭，開荒種菜。土很肥，地裏的辣椒、蔥和白菜都長得很好。但地太小，種不了多少東西。嶽母又要了一小段水溝，在水裏種西洋菜。她是華僑富商的女兒，過去四體不勤，這時天天兩腳爛泥，滿頭大汗，渾身酸疼，卻沒有一句怨言。

今天的廣東韶關農村

嶽母還買了兩隻小雞，用剩飯剩菜喂養。大家看著小雞不斷長大，都很高興。一天夜裏，小雞大叫。嶽父、嶽母連忙起床，看到一隻被老鼠咬死，另一隻被拖走，非常掃興。嶽母不肯認輸，又買了四隻小雞，晚上把雞籠掛在蚊帳杆上，像養鳥一般。結果小雞躲過了山裏饑餓的老鼠，很快長大。

四

1944年，日軍要打通粵漢和湘桂鐵路，勢如破竹。

中山大學遷到坪石似乎不大高明，那正好在交通順暢的粵漢路上，這時不得不轉移。學校沒有統一的搬遷計劃，叫各個學院自尋生路。法學院的書生束手無策，後來聽信了一個湖南學生的意見，決定遷到他的家鄉臨武牛頭汾。不知是學校還是學院的規定，教師和學生可以自己選擇去不去。結果大部分學生都回家，王亞南先生到贛州郭大力那裏暫住，後來沒有再回中大。

嶽父和幾個教授帶著家小坐一艘船，在彎彎曲曲的河道上走了接近一個禮拜，上岸再步行一段路才到牛頭汾。住下沒幾天，大家就知道那不是久留之地。教師和家屬紛紛離開。嶽父覺得學校到處漂流，太不安定，準備把太太和孩子送回老家。他們折回坪石，坐火車到曲江，再坐福建省銀行的運鈔車到永安。運鈔車在贛州停留，嶽父見到王亞南。王先生講，他接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希望嶽父跟他一起幹。嶽父說，他把家屬送到連江，就要折回中大工作。他們一家到達南平，剛好連江和福州被日軍占領，原來的計劃泡湯。

王亞南先生托人捎話，說嶽父不能把妻兒送回連江，到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是唯一出路，中大那邊由他去解釋。嶽父一家隻好在永安住下。王先生安排嶽父當經濟研究組組長。所裏還有政治研究組和文史研究組，政治組的組長是楊潮。嶽父家在經建新村，住王亞南先生隔壁。嶽父在中山大學念書的時候，跟謝東閔是好朋友。謝先生有一段時間來永安，在美國新聞處東南分處當編輯，也住在那裏。後來他去了台灣，當過副總統。

王亞南先生創辦《社會科學》季刊，楊潮領導的政治組跟省政府編譯室合辦《國際時事研究》周刊。他用羊棗的筆名發表時事評論，非常尖銳，影響很大。嶽父研究農村經濟。1945年，他聽說閩西地區的土地狀況很特別，決定去調查。王亞南所長很支持這個項目。嶽父帶領研究人員到閩西，調查了一百一十五個點，訪問了一千八百多戶。中山大學法學院派了兩個助教來參加，希望嶽父調查之後回學校把課上完。嶽父覺得義不容辭，離開閩西就去廣東蕉嶺，中大法學院在那裏開課。嶽父教了兩個星期，平均每天講五節。法學院院長胡體乾請嶽父吃飯，知道嶽母的老家在梅縣，於是說，學院下學期要搬到那裏，已經看好地方，請嶽父帶著嶽母去講學。

五

1945年，美軍考慮在中國沿海登陸，打擊日軍。美國新聞處東南分處委托改進出版社助理編輯周璧到浙東，跟新四軍商量交換情報。周璧回程被捕，國民黨特務在永安抓捕跟共產黨有關的人。

楊潮兼任美國新聞處東南分處顧問，是共產黨員，自不可免。嶽父從廣東回到福建，楊潮已經逃進美新處東南分處，國民黨當局正在向東南分處施加壓力。不久，楊潮被捕。社科所政治組助理研究員李達仁也被抓走，遭到毒打。這次“永安大獄”逮捕了二十多人。王亞南先生非常生氣，對研究所的同事說：“他們可以抓我們的人，但決不能要我們做他們要做的事！”隨後辭職抗議。

嶽父代理研究所長。他整理分析從閩西帶回來的材料，發表了三篇關於當地土地問題的論文。1966年，那些資料被抄家的人搶走，沒法找回。後來嶽父出版了《閩西農村調查日記》，多少保留了那次調查得到的一些情況。

王亞南先生離開不久，省政府秘書處送來公文，說省政府主席派一個人到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那位先生是盡人皆知的軍統特務，原來在省保安處掌管軍法。社會科學研究所資料室主任陳慈銘因為“赤嫌”被抓，頭一次審訊他的就是那個人。陳慈銘不但受審，還挨了打。那特務一來，研究所就肯定不得安寧。

當時的讀書人比較硬氣，嶽父決定抵製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他當即找了院長周昌芸、動植物研究所所長黃震、工業研究所所長林振驥和院秘書鄭書祥，講了省政府的公文和自己的態度。兩個所長和院秘書都支持嶽父。院長說：“我們一起去找劉主席，跟他攤牌。”

周院長帶著嶽父他們去找省政府主席劉建緒。他首先發言，開門見山：“那個人不能做研究，這是眾所周知的。”書生沒有勢力，最硬的一手就是辭職。周先生對劉建緒說：“我們甘心清苦，隻想做出成績。如果研究環境破壞了，我們隻能另圖他就。請劉主席重新考慮。”大家同聲附和，情緒激動。

劉建緒聽了之後，說：“他是別人推薦的。好吧，我再同那些人談談。現在按照你們的意見辦。請大家安心工作。”

“永安大獄”後不到一個月，日本投降，研究院搬回福州。嶽父到連江看望母親，知道一個外甥被投降了的日軍抓去挑行李，走到丹陽竟被他們一刀捅死。已經投降的敗兵還那麽凶殘，嶽父心裏非常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