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記丨抗戰期間，李宗仁治下的農民暴動zt

2015年出版的《陳誠日記》中，有許多針對李宗仁所執掌的第五戰區的批評之詞。陳誠當時主政湖北，第五戰區長官部也坐落在湖北老河口。雙方因兵役、糧政事務往來頻繁。在陳誠看來，第五戰區的軍紀與民生，實在是壞透了。

以1942年第五戰區糧政風波為例。

本年，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災荒嚴重。第五戰區軍糧不足，遂向陳誠施壓。9月13日，白崇禧在軍事委員會作報告，稱“第五戰區無隔宿之糧。（糧政局無糧，隻好發票與軍糧局，該局轉發兵站，兵站轉發部隊，部隊隻好向人民要，軍民交困而壞紀律。）”軍政部次長錢大鈞，也指責此事是“鄂主席陳辭修扣糧所致”。①

10月7日，蔣介石召見陳誠麵談，囑咐其“對於鄂東與五戰區軍糧問題”，須親赴老河口與李宗仁相商。

9日，陳向參政會報告湖北的災荒情形，希望中央能有所援助；但糧食部長徐堪表示中央沒有辦法，五戰區軍糧仍須全部由湖北省府負責。

12日，陳再次麵見蔣談五戰區的糧食問題，直言：“如顧及民眾死活，即無法滿足糧政當局及五戰區欲望。否則就隻好不顧民眾死活了。”

蔣被陳的言語激怒，平複情緒後，無奈指示：“對民眾不能姑息”。②

10月26日，陳啟程赴老河口。30日，於歇馬河中心小學內，聽取了五戰區兵站總監部直屬第一支部長羅誌傑的報告。陳在日記中記下了報告的大致內容：

“一、該部每月由興山所雇之民夫須九百名，每十天換一次，全月須二千七百名，但如不能（如）期調換，亦有服役二十天者。

二、每夫每日給費九角五分，發米二十兩，扣洋一角五分，並扣菜錢三毛，每夫每人僅得五角（查有僅四角者、有完全不發者）。

三、每人服役一次至少須賠累三十元至五十元（查如有違背不當夫者，則行棍責或槍斃）。

四、因服役而死者，今年已達千餘人，沿途雖婦孺均參加耕種，仍多荒蕪也。”③

報告中提及的壯丁死亡率，無疑是驚人的。故陳誠感歎，“此絕非長久之計，希望此次赴鄼有以解決之道”。

但他其實沒有任何辦法。

11月3日，陳抵達老河口，與李宗仁會麵。4日，與五戰區長官部開會商討軍糧問題，五戰區之人“眾口一辭言係（征糧）方法問題，而非（糧食）有無問題。兵站總監謂：有槍不怕無糧。又有人謂：無糧可收錢，無錢可收地。”陳誠聞之駭然。五戰區眾人如此跋扈，陳毫無辦法。

5日，召開鄂北行政會議，李宗仁在會上公開質問：為何1939年之前，軍隊多於今日，未發生糧荒；今日軍隊減少，反而無隔宿之糧？矛頭直指陳誠。陳未作任何辯解，勉勵了一番地方工作人員須重視征糧工作，即草草結束會議。④

11月8日，陳與五戰區各縣長談話，對五戰區的腐敗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

“得悉五戰區軍紀之廢弛，深為可怕，如八分校盜賣軍糧及走私情形、兵站總監之囤積居奇（在竹山私存稻穀一萬六千石）、五十四軍在各縣買田（隨縣一處一千餘畝）、抗不納糧還稅，以及其他搶派民糧與營私舞弊情形，可謂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尤以河口一處之妓女，竟達五千餘人，更足以證明長官部及各機關人員之行為矣。”⑤

陳的老河口之行，沒有為負擔沉重的湖北民眾爭得任何喘息。

1943年1月8日，陳在日記中寫道：

“王冠吾局長而（由）鄂北回省，報告鄂北征購糧食情形，人民有賣牛賣穀繳軍糧者，並有麥苗草葉者，五戰區此種迫民走絕路，實非抗戰前途之福也。”⑥

稍後，蔣調陳誠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陳誠希望辭去六戰區長官和湖北省府主席之職，蔣麵有難色，對陳感慨：“無論任何人對五戰區（皆）無法對付。”意即蔣、陳二人均承認，自己對李宗仁毫無辦法。

1943年1月，桂係大別山根據地被日軍攻破，安徽省府臨時所在地“立煌”亦被焚毀。陳誠在日記中憤怒寫道：

“五戰區大別山失敗之原因，在幹部個個（班長以上）有錢，班長以上均有臨時家庭，該部前軍長張義純並有‘隻要敵人來五戰區，無不敗之理’之語，今已驗矣——桂係萬惡、萬惡！”⑦

圖：1943年，陳誠(左)與桂係領袖白崇禧合影

以上陳誠對李宗仁五戰區的觀感，並非虛言。桂係幹部的回憶，多有與陳誠一致者。

比如，五戰區長官部調查室調查科長龐盛文（負責情報工作）承認，當時針對百姓供應軍糧問題，陳誠主張先照顧民生，是李宗仁堅決不同意：

“（陳誠的立場是）一定要先顧民食；如不先顧民食，湖北3000萬百姓將無以聊生。陳意是待百姓有餘糧時再拿來撥充軍糧，李宗仁則認為當前是抗日時期，軍糧重於民食。……當時鄂北一帶糧荒嚴重，糧價大漲，軍隊缺糧就硬找老百姓要，百姓苦不堪言！”⑧

龐盛文還講述了兩個五戰區糧政敗壞的具體案例。

其一是他親自參與調查的一起駭人聽聞的活埋士兵事件：

“十補訓處駐白家灣的一個營。這個營的軍官把士兵關押在屋子裏，到開飯時還往士兵喝的稀湯裏撒把砂子，使士兵連稀湯也難得喝飽。這個營的士兵一批一批地餓得倒地不起。軍官們就扒個坑，將餓死的士兵一埋了事。軍官們不僅吃了薪餉、空額，而且連士兵的埋葬費也揣進了腰包。”⑨

這起活埋事件輿論影響非常惡劣。李宗仁晚年在回憶錄中也有提及，不過，李很巧妙地把責任推給了“五戰區第十補充兵訓練處第二團團長何中明”，抨擊何中明因係“黃埔畢業生”而未被重慶軍法總監部判處死刑。⑩

其二是老河口軍糧庫庫長曾曙先盜賣軍糧老馬失蹄：

“當時管軍糧的官員不怕打仗，最喜歡打仗，……他們盜賣軍糧，一遇上打仗，就把盜賣的軍糧往戰爭損失上一推，誰也查不出。一九四0年春，日軍發動春季攻勢，老河口軍糧庫的庫長曾曙先(廣西柳州人)聞風將倉庫軍糧銷售一空。誰知日軍……並未向老河口進攻。待到五戰區長官部從穀城石花街遷回老河口時，曾曙先的倉庫裏已無一粒糧食可供軍用，引起輿論界大嘩，群情激憤。李宗仁無法，隻有將曾曙先槍斃以安定人心（有人說槍斃的是個假的）。”(11)

此事，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軍法執行監部督察官張壽齡的回憶也有提及，且據張的披露，曾曙先盜賣軍糧，乃是與李宗仁的警備司令部司令劉劍奇合謀，事發後劉搶先告發曾，得以全身而退。(12)

1944年的“天河口民變”，則是五戰區民眾對桂軍之擾害與壓榨的一次總爆發。

該年7月17日，數千民眾（一說數萬）攻擊了桂係設於隨縣天河口鎮的“鄂豫邊區遊擊挺進總指揮部”，雙方戰鬥六小時，指揮部被搗毀，總指揮何章海被俘虜，“其餘官佐被殺甚多”。此次民變，可謂抗戰期間國統區影響最大的一次農民暴動。

對此事的緣由，李宗仁與隨縣參議會，雙方的說辭完全不同。

李宗仁給軍委會的報告，將問題推給了當地土匪組織“黃學會”：

“事變之起因，係由於原有之黃學會組織尚未根絕，當地股匪遂利用該組織並煽惑當地愚民乘機暴動叛變。”

隨縣參議會則指出，民變的起因，是駐軍將民眾逼到沒有了活路：

“豫鄂邊區挺進軍總指揮何章海在隨縣天河口、唐縣鎮、高城一帶縱兵向民間派征柴草、夥料、勒扣國幣，每斤五元或八元以上，並宰殺豬羊，割取菜麻，掠奪家具，奸汙婦女，征夫運貨，公然走私。適值天氣亢旱，農民正車水灌田，乃複迫使壯丁逃避，以致禾苗無救，該地人民素有迷信團體，又迫於生計，遂聚眾與該指揮部抗拒。”(13)

湖北省府方麵的說法，與隨縣參議會大致相同。

圖：桂係領袖李宗仁

軍委會軍法總監部執行總監何成浚，8月份接到多份湖北省府官員的電報與信函：

“均言隨北民變，係鄂豫邊區遊擊隊郝某（何某）所部，勒索、強奪、奸汙、殘殺過甚，民眾於死中求生，鋌而走險所致，無他種原因。”

“鄂北今夏百日無雨，又加以蝗蝻傷稼，秋收不及兩成，民眾既久苦駐軍之苛擾，尤迫於征糧之過多，遂致鋌而走險。”

何憤然於“抗日時竟有此等不若禽獸之軍隊”，故特意致電李宗仁“請其秉公依法處理”。(14)

民變發生後，日寇大作宣傳。為挽救惡劣處境，李宗仁竟調集四個師的部隊前往鎮壓。何成浚聞訊，於日記中感慨道：

“軍隊不用於作戰，而用於屠殺民眾，各地民眾自無一幸存者。此等事倭寇知之，友邦聞之，真我國家民族莫大之恥辱也。”

何擔憂李宗仁為求脫身，會將民變的帽子扣在“異黨”頭上——“深恐匪軍方麵，見民眾死傷太多，誑報中央，指民眾為受異黨或偽組織運動，冀免減其妄肆屠殺之罪”——故曾請求蔣介石下令將桂軍調開，“再派員前往查明肇禍原因”。

果然，就在何向蔣介石打預防針的同日，李宗仁向軍委會報告稱，“民變”乃共黨之陰謀。何聞知後，在日記中廢然長歎：“其手段之毒辣，果不出吾人所料。”(15)

倒是一度被民眾俘虜、後又得以脫身的何章海，尚且能夠坦然承認：民變係當地民眾“在秧苗枯槁、秋收無望的情況下”，與宗教組織“黃學會”相結合的產物。(16)

其實，“天河口民變”並不是第五戰區唯一的農民暴動。隻不過，其他民變規模較小，沒有產生多少輿論影響力。比如，同年4月，湖北穀城縣農民也曾因不堪壓榨而起事，焚毀了當地三個鄉公所。

1941年9月1日，陳誠曾密呈致蔣介石，指責“五戰區長官部幕僚及部隊不肖之徒，貪汙成風，保運煙土，包庇賭娼，販賣仇貨，私營鹽糧，利之所在，無所不為。老河口囤積仇貨如山，強迫人民運銷，無不疲於奔命”，可謂中肯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