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深度報道：大學生婚前性行為就屬“道德敗壞”？

學生狀告學校？ 　　學生狀告學校，在世界範圍內看並不陌生，美國校園的一些案例可以為處理學生與校規的衝突提供參考。　　申素平博士介紹說，1965年12月16日早晨，美國一所公立學校的學生約翰和瑪麗在手臂上佩戴著黑紗來到學校，校方旋即勒令他們停學。因為就在兩天前，學校剛剛出台了一則校規：如果有學生敢在手臂上佩戴袖標就要被勒令停學，直到他取下袖標為止。約翰和瑪麗都知道學校的這個規定，但他們還是“頂風做案”，因為他們要按自己的意誌表達反對越戰的態度。　　該校的學生在家長的幫助下，最後將學校告上了地區法院，要求法庭廢止學校的規定。理由是這個規定違反了美國憲法修正案中關於保護“言論自由”的規定。地區法院雖然認為學生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但並不認為學生的舉動屬於言論範圍，於是判決學校的規定必須被尊重，因為這些規則是基於學校的秩序不被幹擾的考慮。　　瑪麗隨後向美國第八巡回法庭提出申訴，但第八巡回法庭還是堅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最後，瑪麗不得不將這場官司引向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在最高法院，這起案件才峰回路轉。法官經過審判認定，學生無論在校內還是校外都是一個“擁有完全權利的人”，學校不能因為“推測學生的行為有可能危害學校的秩序”而製定規則限製他們的權利，隻有當學生的行為真正對學校秩序造成實質性影響的時候，才能對其做出處罰。　　這個判決對美國學校管理學生的行為產生了重大影響，它使學校在製定任何規則的時候，都會考慮這個規定是基於一定的事實，還是基於一種推測，更重要的是，他們會小心地界定校園規則與法律衝突的問題。　　“實際上，大多數的衝突是因為校方的處罰方式過於簡單、根本沒有考慮學生本人的意見，操作的程序也缺乏透明。”《中國大學生》編輯陶陶認為，衝突的原因更在於操作層麵。　　一般來說，“處理”一個學生的程序是：先由係裏給出一個情況說明，上報給教務處，教務處再匯報給校長辦公會和有關校領導，然後經討論出台一個處罰決定，其間學生很少有參與的機會。　　首都師範大學的石紅英老師認為，處罰學生也應該聽取學生的意見。有關處分學生時實行“聽證製度”的規定，已經在山東青島市和北京海澱區的一些中學裏開始實行。　　不但對違反校規的處罰程序有異議，對校規的製定程序，專家們也有不同看法，一種看法是：學生在公費上學向自費轉變之後，主體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校規應當視為學生與學校之間簽訂的“民事合同”，這種“合同”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由雙方共同製定，涉及學生權益的條款，學生代表應該參與討論和製定。　　而李誌仁研究員不認可這種觀點，他強調學生可以參與到學校管理的一些事務中，但是校規更多地應該由學校來調整。無論如何，學校和學生之間還是存在一種管理和被管理的關係。學生來到學校後，就應該視為自動同意遵守學校的規定。　　“學生群體確實有其特殊性，但是他們擁有的基本權利，卻並不因其學生身份而與普通人有任何差別，校規一旦越界就是對學生權利的侵犯。不能因為學生是特殊群體就該特殊對待。”北京師範大學教育法與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長勞凱聲教授說。(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原標題：“是校規越界還是學生出格? “校園規則”麵臨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