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富士康

應該說，連續不斷的自殺事件使這家亞洲製造業巨頭受到前所未有的拷問，也因此更向全球凸顯了中國製造業勞動力群體發生的變化。

富士康在2010年短短5個多月裏發生超過13起（2010年5月27日被確認數據）自殺事件的深層原因並不簡單。

一、這是一個擁有超過80萬人（含子公司）的巨型公司，其中約45萬人位於龍華基地及附近的多個工廠內。雖然有專家指出考慮到中國整體的自殺率，富士康的死亡率從統計學意義上講並不突出，但短時間內接連發生自殺事件卻非同尋常——這個時候再強調“統計學”是非常不符合當下中國國情的，也是會被大眾誤解成“冷漠”“冷血”的。這種自殺模式類似於心理學家所說的“群體自殺”，即一起自殺引起諸多盲目效仿者，這種現象通常發生在學校或年輕人聚集的群體中。

二、如此密集地出事——還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同時還是大家口中常說的“外來工”的命案，肯定會讓全球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關注不斷上升，雖然目前政府官員已宣布正在對此進行調查，但迄今未知當局一直未表明富士康公司有過失——這很容易讓躁動不安的公眾直接把矛頭轉向政府，容易被定義為“官商勾結”，或者“人命大不過產值”，會給某些人更多的把柄讓他們宣布“中國的改革成績就是建立在犧牲農民工的基礎上”的定論。

三、勞工NGO，民間團體大多偏向認為這一係列的死亡事件表明富士康對待員工的方式有問題。富士康工人基本工資都能達到法定最低工資標準，但大多數工人都加班，加班工資也經得起審核、按照國家要求發放，但是富士康采取的“申請加班方式”表麵上是給工人選擇，但實際上是一種隱形強迫：例如總是表揚那些加班的工人、對加班的工人進行優待等等；而且來自台企 的軍事化的嚴格管理、單調的工作環境都非常容易導致年輕的外來工產生了過度壓力，而目前看來這些壓力沒有得到很好的控製和舒緩。

四、就我本人的經曆來看，富士康的工作環境的確好於中國大陸的許多工廠，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工廠的工作條件持續改善， 總的來說公司的薪酬及加班操作均符合當勞動法規定，並遵循EICC(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為全球電子產品供應商製定的行為準則——但是，也可以看出來富士康花了很大的精力來致力於硬件（工作環境，如消防、職業安全健康等）改善以及可量化的軟件（如廠規廠紀、工時工資等）改善，但看不到“如何關愛員工”的明顯措施——雖然現在公司已采取了一係列防自殺措施，包括設立防自殺電話熱線，聘請專家及顧問進行谘詢，還邀請了僧人來廠做法事等，但是這都等同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抱佛腳，而缺乏針對“年輕員工到底在想什麽、希望得到什麽、最大的壓力是什麽”建立課題開展活動。

五、一個廠區大到上萬人就意味著“難管”，而富士康的龍華基地真是太大了。中國人的習慣心理還是希望被人關注關愛（與西方需要個人空間完全不同，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年齡偏小的新一代，斷乳期也因為社會物質的發達而延後了，這不僅僅是外來工，80後90後都有這個特點），這些年輕的外來工覺得沒有人關心他們，很容易產生生活沒有寄托的孤獨感。我在很多工廠做調查時也發現，最近幾年，外來工最大的困惑已經從“工資太低”轉向“人際關係難處”了，尤其是規模大、級別高、相對現代化的大廠。富士康的管理未能跟上龍華等沿海工廠雇用的民工的變化也應該是悲劇不斷發生的原因之一——例如，出事後管理層一味地撇清，“是因自身原因跳樓”、“不是因為工作上的事情自殺”等等，這樣的應對肯定沒有達到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就算他表達的是客觀事實，但也很容易被理解成“托詞和借口”再進一步激化成“社會矛盾”。

六、關於當前外來工的現狀，也是在變化、發展的。通過對2005年的“民工荒”的調查就可以發現，上幾代民工主要來自中國大陸貧窮的內地農村，對艱苦的農活習已為常，更專注於賺錢，為了賺錢可以忽略一切。而如今的他們的後代、“新生代民工”對農村的認同感要差，因為就算是被定義為“農村戶口”他們也幾乎不再接觸農活，而日益強大的信息網絡令他們更多意識到他們自身的艱苦生活與中國社會中的其他人擁有財富及舒適生活之間的差距。通過手機、媒體及互聯網獲得信息，外來工們很容易知道其他同齡人的生活，加之媒體和社會風氣一直在炫富、強調排行榜上的多少億身家、一夜暴富的神話故事，如今的年輕工人既著急自己的社會地位同時也不想、不喜歡成為拚命打工賺錢的機器。例如5月25日19歲的李海從富士康的一座培訓中心五樓窗戶跳樓身亡後，警方找到了一封遺書，稱其自殺是因為心理壓力大，感到現實與其對前途的期望差距較大，兼之家庭因素等原因，失去生活信心。

七、關於富士康管理模式與富士康文化：富士康文化應該就是圍繞著郭台銘的個性建立起來的。郭台銘是借母親的錢生產電視頻道轉換鈕起家，而2009年鴻海集團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收入達600多億美元的大型企業。在這過去的幾十年裏，郭台銘將強力驅策與軍事化領導風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令很多中國工人難以理解、更難以真正接受的“富士康模式”。這種直接從台灣照搬並嚴格在大陸執行的管理模式令一係列自殺事件引發的不良輿論雪上加霜，例如：郭台銘5月27日才宣布，該公司將在未來幾周內在建築物周圍設置150萬平方米的安全網，此話一出就被諷刺說明公司預計會有更多的跳樓事件——結果當悲劇真的再次發生的時候，輿論更容易偏向；同樣的還有那封“不自殺協議”——無論這是哪一級管理層的失誤，它都會被記在富士康的賬上，而富士康總是習慣解釋說“那是個人行為”什麽的，隻能讓輿論感覺沒有誠意甚至是囂張氣焰。

八、我個人是很反感媒體“臥底”工廠然後拿出一篇看上去絕對真實的報告的，因為“臥底”是帶有任務、帶有強烈的目的性，這本身就已經有了主管的立場；而工廠是需要幫助需要關注來解決問題的，被曝光的做法很難從根本上去解決勞工問題——例如之前迪斯尼的代工廠的倒掉，給社會帶來的是負擔，給外來工帶來的是損失。而當前媒體往往是社會突發事件的第一報道者通訊員，但是很少媒體能立足“新聞”的立場來報道而是更多地擔任了道德評論員解說員甚至法官的角色，看得出政府已經竭力介入希望控製，但是效果不明顯，隻讓很多媒體人人覺得“被管製不自由”，沒有多少記者會去反省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是什麽。但從表麵上看，政府用的是“控製”的方式來管理，但是是不是還需要對新聞媒體這個魚龍混雜、動輒把自己當作“特權人士”、老百姓眼裏的“肥缺”行業進行專業教育嚴格培訓呢？從汶川大地震到甕安事件，再到十堰、石首、央視大火以及以富士康為代表的企業突發事件來看，媒體的影響力是很可怕的，他們遠遠走在了政府部門或者專家定論之前，而且很多時候是不一致的。

九、如果從全球眼光來看富士康的管理模式的話，這家大企業目前最缺乏的就是“軟件”，隻能看到兩個群體：勞資雙方，缺乏一個為員工提供的中間平台。有人有專家會說是工會作用缺失，但就我國當前的工會運作方式（獨立工會是犯法行為！！），民選的可能性可信性很低，企業裏有工會也隻是掛牌工會——但是像富士康這樣龐大的社區，沒有這樣起調劑、平衡作用的第三方是絕對不行的，繼續沿用“台企模式”或“郭台銘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應該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政府合理、隱形地介入（高調介入影響國際形象，會被國際輿論報道成幹涉企業自身發展、政治介入一切；像國外那樣各自獨立又會被自己的國民理解為不作為甚至是官商勾結等等），比如盡快幫助企業組織多方座談，包括真正的學者、有良知的社會問題專家、工人代表（資深的、由工人自己選舉來的而不是管理層指定的）、公共安全事務專家（警察、談判專家、心理專家等）、各級管理層、不以紅包為目的的媒體人士、教育機構等等，建立起可持續對話的模式，彼此都能夠耐心傾聽（我們國家的習慣不是彼此傾聽，而是願意聽領導、專家、嗓門大、經濟效益好的，當然當事人群體外來工的聲音就聽不見了）不要急於開藥方、貼標簽、下定論、發消息，首先需要對企業現狀進行客觀的評估，查找問題點，分析產生的原因，然後才能一點一點去摸索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法；這不是一次兩次會議、修改一個兩個管理章程、培訓一個月兩個月就能解決的，應該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