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的《中國思想史》，雖然隻是粗略講到數十位先賢思想的大概麵貌，但正如錢先生自己所說，“本書旨在指示出中國之深遠的淵源，抉發出中國思想之真實的生命。”（例言）希望後來人“由此窺入，明體可以達用，博古而可以通今。庶乎使中國民族之將來，仍可自有思想，自覓出路。” 我雖然不聰明，不敢隨便說我讀懂得了這本書，但看見先賢如何立言、如何思想，就覺得很高興，覺得大家都應該懂得一點，懂得這個民族的一點淵源。因為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今日非西學不興之為患，而中學將亡之為患”（《西學書目表後序》）。近一百年過去了，西學果然有一流的人才在搞。而中國的學問，雖然沒有亡，還有很多學人在努力尋求先哲的道理，但大多數的國民，終究是覺得天下已經大變了，老路是走不通了，所以多少有些不太顧及這些先哲所說的話。 其實，我也何嚐不是這樣想，隻不過，看了一些先賢之書，終究覺得他們有很多東西是能流傳千古的，他們並非都說錯了。而粗略看看兩千餘年的思想流衍，也覺得先輩並非古板，他們大多都能明體而達用，都能切合時勢，做出一番為往聖繼絕學的大事業。雖然人的天分縱然有差別，可這個思路，這番道理，到我們這個時代，我想也不會變。後麵的人跟不上，那就不是先輩的錯，而是我們的責任了。 “無思想之民族，決不能獨立自存於世界之上。思想必有淵源，有生命，無淵源無生命之思想，乃等於小兒學語，不得稱之為思想。今天中國之思想界，正不幸像犯了一小兒學語之病。”（例言）我不知道當今是不是也犯了這等毛病，不過，求思想切合於人事，求得人事與思想之相互得益，畢竟是一個民族的最終出路，也畢竟是學術、思想的根本歸宿。更何況，中國思想的特點，“乃主就人生內在之普遍共同的部分之真理而推廣融通及於宇宙界自然界” （自序）。由天下同此心之人心，由天下同此理之事理，求得盡性而知天，知命而立己，這確實為中國思想之真精神。 從孔子以來，中國人的“信仰中心仍在人文界，而不在宇宙界。人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此乃中國人文教之信仰中心”（自序）。孔子也如此意思，孟子也如此說，接下來的無名人氏所作的《易傳》和《中庸》，也跟著這個思路來。錢穆先生此書，並不在於說了這些平常話，而是對這些平常話背後的所以然，做了精當的分析和把握。比如對《易傳》和《中庸》的分析，錢穆就看到這兩篇文章和老莊的不同思路。“老莊都認為宇宙間一切事象，全是對立的。”（見《易傳》和《中庸》一節）堯舜和桀紂，是兩個極端，可《易傳》和《中庸》，則並不注重對立，而是看重這種對立中間長長的一段過程。芸芸眾生，既沒有堯舜般那樣的善，也沒有桀紂那樣惡，而是在這個兩極的中間，其間有智愚的高下，也有善惡的差別。可是在眾生當中，何時能分得出如桀紂堯舜那般極端的對立？即便是堯舜桀紂，“仍是同一人類”。整個人群，都是“有差等而非絕殊”的眾生而已。同樣，這每一個人的善惡，也是相對的，也隻有比較而已。上天不會棄絕每一個人，人群自有日新趨善的希望。隻要每一個人，在這個人群中，都能如天行健，都能如君子那樣自強不息，那樣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都是堯舜。中庸的道理，就在這個廣大的人群中，不要偏執一端而能日日遷善，則人世間就沒有什麽你死我活的爭鬥了。 人人都可以為堯舜，這是很難的；可人世間本沒有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也是事實。中國的許多先賢，大多如《易傳》和《中庸》的無名作者那樣，本著人事來立論，本著人生來說理，這是中國始終不衰的思想命脈。正因為本著這個思路，錢穆在民國四十年（1951年）說道，“今天的中國人，不認自己有思想，勉強要外麵接受一思想，來在自己的內部製造衝突。於是有所謂新舊思想之衝突。……。於是認為非衝突即是無思想，於是有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之口號。頹波所趨，遂有今天中共之所謂搞通思想。其實彼輩之所謂搞通思想者，其實骨子裏即為反對思想。彼輩誤認衝突矛盾為思想之本質。果如是，則思想搞通，即成不通。故革命完成之後，勢必繼之以清黨。思想真搞通了，即成為無思想，於是將重造衝突，重求搞通。如是則搞通，複搞通，清算，複清算。永遠是一個搞不通與算不清的不了之局，而民生憔悴亦將永無寧日。”（自序）錢穆先生這番先見之明，即便是今日之共產黨，也會認為不錯。天下哪有真正的對立，天下哪有可以棄絕的子民，仁即是愛人，即是有教無類，即是天下同此心同此理，因為人類的心情都是差不多的呀！如果孔子再世，他甚至不會從眾而跟隨大多數人而舍棄最少數的人，更不會代表最大多數的人去棄絕任何人，因為大家都是人啊，何來少數和多數之分？如果真有區別，那隻有大家想不想為仁的不同呀。 這番道理，不管你對錢穆先生的這本小書采取何種讀法，總歸是有些讚同吧。人們常說學術應該客觀公正，可治思想史，雖然要求真，可求真求是之餘，如果失去自己的一顆良心，終歸是不太對路的。錢穆先生的書讓我讚賞，並不僅僅在於它精當的立論，而在於這個立論之中，我時常能感受到先生的熱情和憂慮，這大概是明體達用的一個人心基礎吧，否則，學術何為？人生何為？ 《中國思想史》，錢穆著，新亞書院，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再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