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概念：謬賞主義

一個新概念：謬賞主義 Toward Olympics: China'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2006 Annual Conference on CSR and Sustaian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的前期準備讓我們一幫人忙得花容失色茶飯不香，非常覺得人生的淒涼無奈。恨恨地對Betty說：記住！將來一定不要在一個學文的手下打工，特別是不要為功底深厚激情飽滿的文學博士們工作！   搜尋孫立平老師近期的動態和簡曆時，看到了孫老師的博客，順手搬來下麵這一段：   ……這讓我想起最近剛剛看到的一個新詞，叫作“謬賞主義”。這個詞是一個網友在回應我關於“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問題時提出來的。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了一下，結果是這個詞以前確實沒有人使用過，是這位網友的獨創。什麽是謬賞主義呢？這來源於魏征《諫太宗十思疏》中的一句話，“不能謬賞，不要濫罰”。謬賞這種現象被加上“主義”，我猜想可能有兩個方麵的意思。第一，是為了強調這個現象在我們社會中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廣泛存在的。第二，這種現象之所以會廣泛存在，也許是因為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形成的，它實際上是體現了一種運作社會生活的邏輯，體現了一種隱含在這種邏輯中的價值假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對這個現象就不能等閑視之。 這位網友是這樣來分析謬賞主義的。他說，在我們身邊經常能看到將幹好本職工作叫“奉獻”，碌碌無為叫“敬業”，公務員叫“公仆”。不過如果我們仔細想想，到底什麽是“奉獻”，什麽是“敬業”，什麽是“公仆”呢？奉獻是超越自己的職責範圍的無私付出，敬業要有成績，公仆要無償服務於人民和國家，如果按照真正的標準來看，我們的這些大部分還不能算做“奉獻”、“敬業”和“公仆”。警察抓歹徒，其實是本職工作。如果幹好本來應該幹的工作叫“奉獻”，那麽沒幹好本職工作迄不成“幹好工作”了嗎？那麽不幹工作迄不成了“幹工作”了！這些“美妙”的名詞在中國的泛濫，顛倒黑白，混淆了國人的是非觀。結果就是我們一直把一般的當成了非常好的加以崇拜，把不算好的的當成了好的來學……，然後把最差的當成了一般的來保護了。結果就是國人道德底線的徹底下滑和崩潰。 這就涉及到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即謬賞主義實際上是通過將應該的提升為需要褒獎的，將不太應該的模糊為應該的，而一步步地逼退了社會生活的底線，使得這種底限不斷後退，最後終至潰敗。在《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一文中，我曾經指出，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生活的底線經常被突破。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生存的一些基礎在麵臨威脅。問題是在於，正如提出謬賞主義這個概念的網友所進一步追問的：是什麽因素導致了我們生活底線的失守？可以說，這裏討論的謬賞主義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應當說，謬賞主義的邏輯是與運作社會生活的運動方式聯係在一起的。在改革開放之前，搞運動是我們運作社會生活的一種基本方式。在那個年代，無論做什麽事情，包括政治活動、生產活動甚至植樹造林、環境衛生等社會活動，都要通過全黨動員全民動員的方式來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樹立標杆，樹立典型，然後無數的人學著去做，就成為一種普遍的做法。比如在那個時代，勞模就往往是這樣的一種榜樣。可以說，在當時，典型、“表揚”和學習等是整個社會生活能夠有效運作的不可缺少的環節。謬賞主義就由此而生。應當說，本來謬賞主義的邏輯是用心良好的。它的假設是，即使是將本來應該的事情加以拔高，使其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也會為整個社會樹立起良好的榜樣，人們就會學習模仿，就會在社會中形成一種良好的道德風尚。 但這種謬賞主義很容易弄巧成拙。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它抽空了那些“應當”的事情中行動者的責任與義務。正如前麵的分析所表明的，當“應該”的行為受到褒揚，履行應當的責任和義務被譽為高尚，當普通的職務性行為被加以表揚，實際上也就將眾多人普通行為的責任和義務底線抽掉了。因為當“應該”的行為成為表揚的對象時，有人就會說，我不想受表揚，我可以不這樣。於是“應該”的底線便向後撤退。 最近幾年中，在勞模評選中常有成功的或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及工作努力的農民工被評選為勞模，這曾引起一定的非議。有人會說，那些社會責任感強、積極從事慈善事業的企業家，不應該受到社會的褒獎嗎？將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農民工納入評選勞模的範圍，不是可以體現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從而有利於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嗎？從道理上說這是不錯的。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應該得到肯定，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應該得到提高。問題是在於，達到這些目標的有效方式不是將其評為勞模，不是對其進行表揚，而是應該用常規化和製度化的方式來實現這些目標。具有諷刺性的是，在捐贈行為很普遍的國家中，很少聽到對這種行為進行表揚和宣傳的，更不會請他們到處作報告。製度化的減稅是最基本的褒揚方式。而在我們這個經常對這種行為進行表揚的社會中，據權威人士去年底透露，當時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紀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道理很簡單，表揚的結果是將社會捐贈這種在一些國家相當普遍的行為，定義為是“難能可貴”的。 尤其應當看到的是，在改革已經走過了四分之一多世紀的今天，我們社會生活的程序化和規則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社會動員的方式逐步讓位於科層化、程序化的方式。在這種科層化和程序化的方式中，激勵機製開始由樹立標兵而轉變為常規化、製度化的激勵，而責任和義務的觀念開始成為對行為最基本的約束。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基本的責任和義務，就是社會生活最基本的底線。當然，如果進一步說，現代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是與對等的權利聯係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