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飛騰的GDP與堅定的低工資

摘自蘭影殘月 整個經濟鏈條中，人們最關心哪個環節？我想，不同的人們，當有不同的心思罷。例如官員們最關心的，通常是GDP和引進外資，這與他們的升遷有關；企業家們呢，則關心銷售額和利潤什麽的，這決定了他們能否躋身“先富者”行列；而那些腦體勞動者們，最關心的大概就是工資了，還有日用品的價格吧，因為他們首先要生活。 　　也就是說，中國人民最關心的，應當是工資問題。 　　在我看來，正是這個“分配”問題，最能扯動人們的心弦，最能使人民快樂或者痛苦。 　　但表麵上，事情似乎看不太出來。首先，報刊上沒有見到多少老百姓談工資的報道。同時，在中國，經濟學家們，特別是著名的、資深的、得大獎的那些學者，幾乎沒有什麽關於當代工資問題的專著或者有影響的論文。總體上，這情形真使人遺憾，我感到，中國高級的經濟學者們似乎漏掉了一個重要的東西，而且是最重要的東西。 　　經濟學家們認為“低工資製”已成曆史 　　中國那些著名經濟學家們關心什麽？從他們汗牛充棟的著述和文章、講演中，不難發現，他們大都非常關心“經濟發展”，關心GDP總量，還關心增長速度。這當然也難說有什麽錯。但不過，我注意到，他們大都很少論述“分配”問題，他們不關心這個。 　　其實，這是個很難繞開的話題，目前也是個充滿危險性的事物。看中國曆史上的多數動亂，主要源於分配不公，而不僅僅因為經濟的困難。而且，經濟即使發展了，土地的過分兼並和人民的貧困化，也會使得全社會最終走向“天下大亂”。這是中國曆史進程中一再表現出來的、不可改變的邏輯。 　　所以，隻管發展經濟而無視分配問題，恐怕最終隻能將社會引向動亂。 　　再說，在理論上，像人類的一切動作一樣，發展經濟總得有個目的。我們總不能說：發展經濟就是為了經濟發展。我認為，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們能享受其成果。問題是：是極“少數”人享受，還是大“多數”民眾都能享受？這就涉及到了“分配”問題。我知道，我們經濟學界也有人申請到了課題費、研究所謂“收入分配”問題，但是，鮮見有人鄭重其事地提出中國的“低工資製”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學界一個很大的理論疏忽。 　　當然，說主流學者完全不理睬“低工資製”也不是事實。他們也會偶爾順便提及此事，但他們多認為“低工資製”是改革以前的製度，董輔?、吳敬璉等明確說到“計劃經濟”時期的“低工資製”，稱它是當時的、過去的。從網上可以看出，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過去是“低工資”，但是改革後已經變化了。最令人感到幽默的，是著名經濟學家王玨、高鴻業提出了幾個消費階段：（1）“元級和10元級”階段，是從建國開始到60年代初。他們指出：這一時期是“從供給製到低工資製的實行”。然後是（2）“百元級”階段。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後期，比較時髦的消費品是所謂“三轉一響”（即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3）“千元級”階段。從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該時期消費品的檔次已經大大提高，諸如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在消費品結構中占據突出地位。他們指出：“這一時期人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4）“萬元級和10萬元級”階段。他們認為：中國人的吃、穿、用已得到基本滿足。有代表性的消費品是房子、小汽車等，消費品的價格在萬元、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於是，他們歡快地判斷說：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現在正向10萬元級的台階邁進。 　　從這裏不難看出，經濟學家們認為“低工資製”已成曆史。 　　但這裏，經濟學家的理論令我不服。我認為，用一些消費品的不同，並不能證明“低工資製”什麽。今日的電視機，也並不比60年代的手表更加昂貴。以我自己為例，60年代末畢業時，3個月工資才能買一塊手表；而今天，我2個月的退休金就可以買一台3千餘元的彩電了。其實，消費品本身的變化，隻能說明技術的進步，並不能說明工資的高低。古代皇帝通常是全國收入最高的人了吧，但他們全都沒有消費過彩電，見過手表的皇帝也隻寥寥，但能說皇帝們的收入是“元級和10元級”的嗎？ 　　我要證明當前中國仍是“低工資” 　　其實，正確地說，“低工資”和“低工資製”還是不同的概念。我們常說的“低工資製”，是指建國後在國家基本負擔住房、醫療和教育費用的情況下，給職工發放“低工資”。當時是故意這樣做的，國家主觀上大概是為了更有利於集中建設資金，同時為人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那時，除了這三大民生問題外，還有個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證基本生活品物價穩定，必要的時候即用“財政補貼”的辦法，使人民的工資不致貶值。另外，還有許多福利性質的東西，例如市內交通、水電煤火費等，都須保持在低價格上；在北方，公家的房屋裏，冬季取暖也是免費的。 　　顯然，隻有在上述情況下，“低工資製”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認為，改革以後，本來意義上的“低工資製”已經逐漸地消失了。盡管陳雲在1980年仍在講應當實行“低工資製”，但作為一個製度，它已經在走向消失，也可以說被改革摧毀了。 　　“低工資製”是建立在基本的“社會保障”基礎之上的。到了今天，經過了近30年的改革，三大民生問題的“社會保障的屏障”業已坍塌，所以，“低工資製”的消失，也正是改革的應有之義。但最大的問題是：“低工資製”雖已過去，但是實行了20多年的“低工資”是否已經變成了“正常工資”呢？ 　　沒有。 　　不少人認為，低工資已經改變。改革前隻有30-40元平均工資，現在已經有1000來元的平均工資了，難道還是低工資嗎？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難得的糊塗。 　　我認定，直到今天，“低工資”狀態也並未過去。但論說的困難是，我無法用“可比價格”的計算來證明這一點。因為它實在太難算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不變價格”也實在太粗略了，且沒有供計算用的指數。所以，僅僅用60年代手表價格“相對的講”高於0年代的彩電，還是不能說明整個低工資製度。有人曾經計算過魯迅先生的月收入為2000多斤豬肉，以此來和現今人們的收入水平相比較。改革前北京的豬肉價格是8毛來錢1斤，現在10元左右1斤，但是目前0年代的總體物價水平比起改革前，上漲絕不止10倍。要證明這一點，須將數千種商品的價格漲綜合起來作加權計算。這一點我是做不到的。 　　但不管怎麽說，應當還別有證明途徑呀。於是我苦思冥想，煞是費力。後來，竟終於找到了一個辦法，來證明中國現今的工資水平仍然是“低工資”。 　　2002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的宏觀經濟叫人捏著一把汗》。我把1978-1999年每年的“全國工資總額”（它包括加班費和各種補貼）與GDP的比例算出來，列了一張表。我驚奇地發現：1999年的該比例比1978年的還要低3.6個百分點，而1988年比1980年則低了5.4個百分點。從1978-1998年的20年間，竟然有14年工資總額與GDP的比例比頭年要更低！ 　　這就是說，經過20多年改革，全國工資總額與GDP的比例是一條下降的曲線。也就是說，經濟雖然發展了，但相對的講，工資部分所占的比例更低了。 　　所以，我終於證明了，目前仍然是“低工資”。 　　確切地說，目前的中國是沒有“低工資製”的低工資！ 　　後來，去年我又把2002年算的那1978-1999年的表延長到2004年。另外，我又把1949-1983年每年“工資總額”與“國民收入”的比例也算出來，也列了表。寫了一篇《中國的宏觀經濟叫人捏著一把汗（後續）》。因此，我發現：在經濟情況比較正常的例如1956-1957年、1963-1964年，工資總額的比例都高於改革之後。而且高了還不是一星半點！若相比今天的0年代，竟能超過10個百分點上下，老天，那還是在很有些“社會保障”的年代呢！ 　　我國現在的“工資總額”到底出了什麽鬼！ 　　不過至今，我也不知道我的這種計算是不是科學可靠，但無論如何，我是最早做出這種計算的。我的這兩篇文章，當時在雜誌上都發表不出來，於是我隻好辦了一個“李誌寧網頁”，把詳細的表格和推算都放在裏麵了。希望能夠有讀者理解。不錯，這篇文章後來也被熱心的人轉貼到別的網頁上，但是數目不多，隻有幾百處而已，大概也沒有進入任何有影響的網站，這使我稍稍感到失望。 　　盡管如此，我想，如果文章的算法有錯誤，誤導了讀者，仍應當由我的無知負責，可以對我進行批判就是了。 　　“低工資”是中國經濟的百害之源 　　“低工資”是不正常的，那麽什麽是“正常工資”呢？ 　　2005年底，國家公布了修訂了的2004年GDP，比2005年版的《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要多出2.3萬億元。這樣一來，我原來計算的“工資總額”與GDP的比例也要修改了。 　　原來是12.35%，而現在則是10.57%了。下降的幅度不小！ 　　我看到網上有人說，美國的該比例90年代末達到60%多。我問訊了一位美國的經濟係教授，他為我計算了一下：不包括農業工人、個體戶小業主、臨時性散工的工資性收入，據統計2001年美國的該比例為49%。 　　我真的很吃驚。 　　照此說，比起美國，中國的“剩餘價值率”實在是太高了！這樣高的剩餘價值率，中國還會有什麽“內需”？還會有什麽“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所以說，中國的經濟實際上很脆弱。如果沒有持續增長的“引進外資”、出口、及所謂投資熱，那麽中國的經濟平衡將無法維持。不錯，中國今天像念經一樣在不斷說著“擴大內需”的空話，但是人民收入這麽低，人們怎能因為國家的口號動聽、就全不顧性命地大把花起錢來？難道不怕錢沒了隻能喝西北風度日嗎？ 　　過高的剩餘價值率，對於任何社會的經濟，都肯定是一個災難。 　　據公布，2004年中國的全國工資總額（包括各種工資性補貼），僅有1.69萬億元。而“消費品零售總額”就有5.40萬億元（雖包括辦公用品等公用消費品，但不包括公家汽車消費和宴請費用，這後兩項據說就達到8000億元規模）；而居民儲蓄增加額就有1.60萬億元之巨；另外居民購買汽車和住房的支出；全國農民的總勞動收入，國家都沒有公布統計數據。僅這樣幾筆大賬，也已讓人感到問題的沉重。 　　此外，我還想說，除了“內需”不足外，人們工資部分太低，還會毒化和敗壞社會風氣。由於“工資”過低，迫使得人們去尋覓工資以外“陰暗的”收入，據網上材料，據中央電視台對京滬穗調查，37%的人說他們有工資外收入。不難明白，人們為了得到灰色收入，往往會通過不正當的關係和途徑。這是逼良為娼的辦法，西方發達國家都不是這樣的。 　　工資太低，還會使得許多生性老實的技術人才遠走他鄉，漂洋過海。 　　工資太低，人工便宜，又會使得企業不思改進技術以節約人工。在西方國家，人工很貴，這促發了人們改進技術的熱情。 　　工資太低，才會“省”出大量金錢和財富，讓那些貪官汙吏和不法劣商有錢財可貪。 　　工資太低，能夠使“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理想得以盡快實現，這是不假。所以不少學者使勁鼓吹“低工資”。例如一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官員李劍閣就公然鼓吹“血汗工廠”；而著名經濟學家王夢奎也說過，“現在低工資製是應該說是我們對外經濟的一個優勢。”這種短視的、應和上麵的學者的論述，目前很普遍。原因是，學者們自己不會去當工人、拿低工資的。而不同地位的人，就會說出不同的話來，這毫不奇怪。 　　如何能夠改變“低工資”狀態？ 　　我曾在未獲出版的一本書稿中寫道：對於中國大多數勞動者來說，最痛苦的是事情，還不是就業率太低，而是工資太低了。在建國前和建國初期，一個人工作能養活一家子人。但是目前，由於工資太低了，而中國各種能收費的地方都使足了勁斂錢，所以一個教育部副部長說他們夫婦兩人養活一個大學生都難！瞧，那就更別說全國人民，特別是生活悲慘的農民了。 　　農民在鄉鎮企業的工資收入，我不知道國家統計局是如何規定的，大概不包括在“工資總額”中，那起碼當有8000億元規模，可能會歸於農民的收入。但是城市裏的所謂“農民工”，其工資收入總應當包括在“工資總額”中吧。而誰都知道，民工們的收入是非常非常低的，低得毫無道理！但是現在誰能提高他們的工資呢？沒有人！ 　　人們不會忘記報紙上盛傳的美談，溫總理為農民工“討工錢”。但顯而易見，溫總理不能給農民工“定工資”。那麽，由誰來決定農民工的工資呢？那是黑心的老板。 　　曆史的規律是：隻要工資由老板來定，那就肯定會是最低的工資，甚至是不足活命的工資。能不能改變這種情況呢？令人遺憾的是，我沒有見到今天的任何中國學者提出這個問題！我也沒有見到任何酒足飯飽的國家官員們說過這個事情！他們顯然認為，民工的工資，當然是由老板來定，那是天經地義！ 　　現在，人們顯然不能把提高工資的希望寄托於國家。因為對於絕大多數單位來說，國家頂多能製定出一個“最低工資標準”。好了，這個低標準，也往往就真的是千千萬萬民工的實際收入。對於那些黑心腸的老板們來說，就這點錢，他們也是不願意給的。在幾個月前著名的王斌餘案件中，王要討還2000餘元欠薪，包工頭卻隻打算給他50元！ 　　平心而論，這倒也不能完全怪國家無情無義，因為很多事情，國家已經夠不著了，手臂已經太短了。中國已經不像改革前，那時大多數單位都是國家直接控製，國家若是決定漲工資，隻消發個“紅頭文件”就行了。現在，不僅私企職工的工資國家管不著；就是國企，也往往是貪得無厭的高管CEO說了算。工人麽，那不過是一群發不出聲音的“人手”罷了。 　　目前，國家隻有能力給國家幹部、公務人員漲工資。而現在，這種本來合理的動作，卻使得企業的廣大員工格外氣憤。因為國家收了那麽多的稅！2003年2萬億元，2004年2.5萬億元，2005年3萬億元，一年又一年猛漲，但“國家幹部”以外的人們，卻是很難得分到一杯羹。由於工資漲不上去，所以，人們的氣惱是正常的，於是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合理的公務員加薪，也反會使社會上更加人心動蕩。 　　那麽，到底什麽樣的途徑能夠提高“被雇人員”的工資呢？ 　　這個途徑是有的，就是允許並保障工人向雇主方“集體爭議工資”。隻有這個工聯主義政策，才能真正保障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我認為，曆史上羅斯福新政給予的“集體爭議工資”的權利，是真正解放工人階級的大憲章。19世紀的老馬克思及一代一代老****人曾夢想解放工人階級，他們沒有做到。他們過於看重“政治層麵”，結果是工人和勞苦大眾的政治鬥爭成果，幾十年甚至幾年後，往往就被“新一代”的政治統治者奪去，已經成了一個規律。對於工人階級，政治成果既失，經濟權利也沒有了。 　　公正地說，馬克思在一生中都憤怒地指責對於工人的殘酷剝奪。像他一樣，在“被雇傭者”和“雇主方”這兩個麵，我內心的同情，也始終在付出血汗、並終日創造剩餘價值的“被雇傭者”一方。我不明白，麵對今天中國工農大眾的痛苦的臉，那些睥睨窮人而抱富人粗腿的、沒有良心的中國學者還敢笑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