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節選 － 千斤擔子兩肩挑

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難民潮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 裏形成？她不直接答複你，隻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 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 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 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家裏住著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麵騎樓裏、走廊下，全睡著人，街上也是到處 是難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灣，白先勇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先驅作家。

同一個時間裏，半歲的林百裏被帶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進上海前一個月出生，營養極度不良，扶著床都不會走。被母親抱在懷裏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 “將軍府”宅院裏頭的傭人間，後麵的弟弟妹妹陸續出生在這狹窄的石頭房裏。石頭房太熱了，父親就在屋角裏種爬藤，藤的青葉蓋滿了屋頂。

“將軍府是誰的？”我問。

“翁照桓。”

我睜大了眼睛，“百裏，你在大埔家的房東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滬血戰中發出第一槍的國軍旅長翁照桓？”

是的，林百裏說，他還清晰記得小時候，翁將軍把他叫到麵前，給他糖果，摸摸他頭，要他努力讀書，將來好好報效國家。

林百裏在一九四九年後難民充塞街頭的香港長大。父親和一百萬其他難民一樣，艱難地為生，在中環的香港俱樂部做會計。俱樂部大廳掛著水晶吊燈、鋪著華麗的地氈，白人紳士淑女從大門瀟灑地進出用餐，華人用旁邊的小門。父親告誡他，“你不可以到前廳去，那個門，是白人走的。”

父親就在側門後麵那個隻能放下三張小桌的房間裏工作。為了兒子的前途，父親讓長子百裏跟在身邊。白天，百裏去上學——搭天星小輪過海到尖沙嘴，然後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學。大半的時候，為了節省那兩角錢的巴士車資，十三歲的林百裏寧可走路四十分鍾到學校。

晚上，父親看著百裏做功課；夜靜了，就從辦公桌底下拉出兩張折疊行軍床，在三張寫字桌之間勉強撐開，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細細的線。

　（林百裏和父親）

這個一九四九年戰火中出生、流離中長大的孩子，六十年後，他的筆記電腦製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問他，“十一、二歲的時候，住在香港俱樂部的‘後門’裏，不準進入前廳，一出門又總看見中環光豔奪目的精品櫥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嗎？”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華人之間地位的差別，所以我的民族情懷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麗的櫥窗，我沒有不平感，”林百裏笑笑地說，“我隻有想：有一天，我要買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話。”

***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劇烈地搖晃，等小船過來接駁；從大船踏上搖晃得更厲害的小船時，踩空了，差點摔進海裏。秦厚修帶著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裏還懷著一個，踏上澳門，馬上轉香港。丈夫馬鶴淩在碼頭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親友合夥在青山道附近頂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後又在一九四九年新開張的大型遊樂園——荔園，找到一份工作：收門票。

荔園開張，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幣五角，可以入場，摩天輪、碰碰車、哈哈鏡、遙遙船、過山車，還有一個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場。

“可是，應台你要知道，那時沒有票的，你丟錢進去，有一個閘門，我就坐在閘門旁邊用腳踩一個控製，一踩，繳了錢的人就可以進來，每天就做這個。一個月薪水三百塊錢，要養好多人。”秦厚修說。

荔園月薪三百塊？我想到，同一個時間點，錢穆創了新亞書院，自己的月薪是兩百塊——現在我知道那是多麽微薄了。

“蠻辛苦的，”我說，“馬媽媽，可是那時你肚子裏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你出來工作，誰管那吃奶的嬰兒呢？那時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問。

“家裏還有一個奶奶幫忙，還有姑爹，而且，逃出來的親戚那麽多，每天都有人來借錢，他們也幫忙。”

厚修的孩子在東華三院之一的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

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

他為孩子取名“英九”。

　（馬英九提供）

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介紹自己的時候，他會笑說，我是“大陸醞釀、台灣製造、香港交貨”的。

“我也記得，”秦厚修說，“有一天馬爸爸說要去調景嶺，聽說救災總會的人到那裏發救濟物資，結果回來了，也不過發了幾塊肥皂吧？那時候，也有‘第三勢力’來找他，但是他沒去。”

“第三勢力”這個詞這麽順溜地從馬媽媽嘴裏冒出來，讓我吃了一驚。很少人知道這是什麽了，向來對政治沒興趣的她竟然記得。

一九四九年落腳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無法接受共産黨的意識形態，也不欣賞蔣介石的領導，這時美國已經開始在亞洲做大規模 的反 共布局，提供資源，於是一個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的“第三勢力”，就開始醞釀了。中情局結合流亡人士，有計劃地訓練獨立於台灣之外的反 共遊擊隊。

調景嶺有很多年輕的國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學失業的青年，不管是為了生活的基本維持，還是因為胸中懷抱著經國濟世的熱情，當他們聽說有個學校招生培訓，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學校設在塞班島；“塞班”，是殘酷血戰的代名詞，在關島附近，麵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是日本領土。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班，日軍戰死三萬多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三萬居民中，兩萬多人死於戰火，另外四千多個老弱婦孺跳懸崖自殺。

受訓的年輕人學習爆破橋梁、搶灘登陸、打陣地戰等，還有跳傘。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學員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後的主要任務是：空投大 陸。四人一個空投小組，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遊擊隊員的家鄉；山東流亡出來的，空投山東；湖南出來的，空投湖南，因為你必須對那個點的周遭環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裏與蔣震閑聊一九四九——對於像他或蒙民偉這樣從一九四九年的艱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種特別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裏，我隨意 說，“我發現關於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資料特別少，問了很多香港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好象誰都不知道似的。”然後我給自己加點咖啡。

蔣震接過去說，“是啊，自由中國運動。”

我嚇了一跳，咖啡壺在我手上懸在半空——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幾個字這麽不經思索說出來的，曆史學者除外，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蔣先生知道內情？

他看著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我就去了塞班島！”

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裏打雜，在礦場裏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著他，“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麽部隊？打過什麽戰役？”

“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

我看著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曆過了什麽。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 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織七天七夜，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自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麵則宣稱“殲滅”兩萬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犧牲了 九千人。這是粟裕少有的挫敗，從此役開始，解放軍嚴肅地檢討應付國軍子母地堡的作戰策略。

南麻七天戰役結束，荒野中留下了三萬個青年人的屍體。

實業家蔣震是從這裏走出來的。

塞班島的結業學員在空投任務前，每人發配的裝備是：手槍、衝鋒槍、彈藥、發報電台、足夠一月吃的幹糧、人民幣，然後就被飛機秘密地送到某一個省的山區，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傘沒打開，當場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當地的居民給綁起來，送去槍斃。

我看看蔣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東，怎會今天坐在我麵前，後麵是一片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景？

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裏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後麵，”他笑著說，“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

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蕩、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麵回到九龍深水埗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著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蒙頭睡在走廊上。在睡著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著的，叫餘英時。二○○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 終身成就獎時，餘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龔定庵所謂‘著書 都為稻粱謀’。”餘英時笑說。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曆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蕩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曆”；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象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記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曆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紮，他明白，所謂 “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

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鋪上麵，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裏。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隻好帶著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裏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也在“保險公司上班”。

“那，父親本來做什麽呢？”我問立之。

他猶豫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

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曆史學家後麵，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裏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麽窮，水和沙是上 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四歲的徐立之和父親）

二○○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