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 追火車的女人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著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車窗裏塞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走道上貼著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麵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著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發的樣子……”

美君半晌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麽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著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著，在衡山火車站，看著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著憲兵隊，駐守著廣州天河機場。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麵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著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著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著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麵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台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曆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麵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裏，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台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著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著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著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麽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隻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麽？”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麽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象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兩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著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