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雪花園
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隻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 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裏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 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裏，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 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裏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 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裏，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程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麽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隻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 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著油布的木棚裏戰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裏也是有愛有情 有欲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麽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 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隨著戰爭局勢的漂洗，最後到了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 生”。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與成龍這一邊，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台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權力道統。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像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 馬中原的光複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複故土的悲壯期 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裏。
在台北街頭，你隻要有一點好奇，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兒”，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曆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曆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裏，直走十七公裏，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裏大的地圖。
為什麽稱它“曆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曆史地圖”，它裏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鍾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曆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麽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 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中國的東北，右下，是中國的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角去吧。 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四平街”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再笨也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找。“甘州街”、“涼州 路”、“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們在哪個方向？
我們很多人對國民黨的過去的統治曆史是有反感的，我們都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虛幻想像，充分殖民主義的嘴臉，可悲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裏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裏江山，每天在這地圖上東南西北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來臥薪嚐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唉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 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告訴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隻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複以後，台北的街 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麵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來命名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裏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並成公共租借，各區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堅持保留自己原來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幹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複興路”這種充滿政治企圖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
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一切竟然是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複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圖”大大地張開，接受這個新的曆史命運到來。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遷台在台北辦公以後，就更詳細地把大陸的地名慢慢填了進來。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已經搭好的曆史架構裏，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曆史地圖上，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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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灣人
台灣總督府的統計說，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為止，台灣因為美軍轟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輕重傷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戰爭期間，當作軍伕、軍屬以及“誌願兵”被送到中國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戰場的，有二十萬人。
運到日本高座海軍航空兵工場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個台灣孩子。戰爭結束時，三萬三百零四個台灣青年為日本犧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當天皇緊繃而微微顫抖的“玉音”從廣播裏放送出來的那一刻，台灣人，究竟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呢？
八月中，剛好是中元普渡。台北萬華龍山寺廟埕裏人山人海，香火繚繞，廟埕外小吃攤熙熙攘攘整條街。舞獅的動作特別活潑賣力，人們的笑聲特別輕鬆放肆，孩子們嬉鬧著向獅子丟鞭炮。賣中秋月餅的商店，已經把文旦和月餅禮盒堆到馬路上來了。
黃春明說，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那一天，他的祖父興高采烈，覺得“解放”了；他的父親，垂頭喪氣，覺得“淪陷”了。十歲的宜蘭孩子黃春明，睜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剛好生在什麽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認同？
台南醫師吳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個醫師、三個藥劑師、八十個醫務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開往南洋前線。太平洋海麵 已經被美國的空軍控製，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行駛，躲避轟炸。幾乎可以預料的，這是一艘地獄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貢外海被炸，船上的三 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兩百四十七個。
活下來的吳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貢，照顧日本傷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貢軍醫院裏和其他三百個醫院的員工肅立在中庭，低頭聆聽天皇的宣布。身為台 灣人，吳平城心中隻有歡喜，心裏頭最克製不住的衝動，是馬上回到親愛的家人身邊了。軍醫長對吳平城－－現在他還叫“山田”，說，“山田，從此你是中國人 了，我們是日本人，以後有機會中國和日本合起來打美國吧！”
吳平城還沒答話，同是軍醫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經發難，板著臉衝著軍醫長說，“軍醫長，您到現在還執迷不悟，說出這種話來。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您一樣，想統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統統講日語、穿和服，才會到今日淒慘的地步呀！”
西貢軍醫院裏隻有兩個台灣醫師。山本軍醫長詢問兩人願意與日軍部隊同進退，還是選擇脫離，兩個台灣人選擇離去。第二天，兩位台灣醫師領了薪水，坐三輪車離開，發現醫院院長帶領全體工作人員列隊在醫院大門口，對兩名台灣同仁脫帽敬禮。極盡隆重的送別。
“這是日本海軍惜別時的大禮，”吳平城心中深深感慨，“從此大家變成陌路的異國人了，他們還是盡到最後的禮節。”
翁通逢是嘉義人，東京東洋醫學院畢業。吳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時候，東京已經被美軍炸得屍橫遍野，滿目瘡痍，翁通逢決定趕快離開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滿洲國去。
他沒有聽見十五日天皇的廣播。早在八月九日淩晨的黑夜裏，新京的空襲警報突然尖聲響起，驚醒了本來就忐忑不安的市民。新京，就是長春。炮火和坦 克車很快就進了城，蘇聯的紅軍打進來了。很多台灣人這才赫然發現，訊息靈通的日本人，早已疏散到城外，講日本話、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灣人，沒人通知，後知 後覺地還留在城裏頭。害怕紅軍的暴行，也恐懼滿洲人的複仇，台灣人聚集起來自力救濟，存糧、雇車、找路，開始個別逃難。
翁通逢一群人帶著兩袋米、一包豆子、一袋鹽，就上路了。長春市東區伊通河畔有橋，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經之路；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滿洲人，這時守在二道河的橋欄上，專門“堵”日本人，見到就殺，“以致於溪水一兩日都是紅色的。”
日軍在戰時鼓勵大約數十萬的日本平民來滿洲“開拓”，大多數是本來就貧苦的農民。八月十五日以後，這些人突然成為沒有人管的難民。翁通逢認識一些開拓民，聽說有些人流離到了長春，他趕到長春的“日人在滿救濟協會”去看望，卻發現，一起從北滿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間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裏，睡了將近十個人，其中好幾個已經是屍體，躺在活人中間；活人沒有力氣站起來，把身邊朋友和親人的屍體抬走。
台灣人在東北小心地活著；蘇聯兵四處強暴婦女，穿著軍服當街行搶。蘇聯兵走了，八路軍來了；八路軍走了，國軍來了，國軍走了，共產黨又來了。滿 洲人稱日本人為日本鬼，稱台灣人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個關卡，台灣人都要努力證明自己不是日本人，會說一點蹩腳國語的，就大膽地說自己是“上海人”。會說 客家話的人，這時發現，用客家話大聲喊，“我是台灣人”，成了保命的語言。
翁通逢醫師決定離開東北逃回台灣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那是一個冰冷的劫後餘生的冬天：
“那時是十一月，看到一群從北滿疏開（疏散）來的年輕人，大約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來歲。本來年輕人應該很勇、有氣魄，可是他們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隻用稻草當衣服遮著，在零下二十度裏，走路垂頭喪氣。
我看他們走路不大穩，心想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隨在後，想看看他們住在哪裏？他們住進一個日本人的小學校，裏麵也沒什麽東西，光是冷就冷得厲害了。經過三個星期我再去看，學校運動場像個墳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個死人坑會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發生，看來不離開東北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