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 最底層的竹子

最近一直在思索“罪與罰”的問題。你（指飛利浦，龍應台次子）出生的時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蘭克福的醫院裏一麵哺乳，一麵看著電視，那是不可置信的畫麵：上百萬的東德人在柏林街頭遊行，然後就衝過了恐怖的柏林圍牆，人們爬到牆頭上去歡呼，很多人相互擁抱、痛哭失聲。在那樣的情境裏，你在我懷裏睡覺，長長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嬰兒的奶香和那歡呼與痛哭的人群，實在是奇異的經驗。晚上靜下來時，我聽得見日光燈發出滋滋的聲音。

後來，人們就慢慢開始追究“罪與罰”的問題：人民逃亡，守圍牆的東德士兵開槍射殺，這些士兵本身有沒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們製訂決策的長官身上？還是每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東德共産黨的決策高層一直說，他們要求衛兵防止人民離境，但是從來就沒有對守城士兵發布過“逃亡者殺”的命令。很多法庭的判決，是判個別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嗎，飛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個當年守城衛兵的資料袋裏找到一個文件，文件寫的是：“麵對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猶豫，即使是麵對婦孺，因為叛徒經常利用婦孺。”

昨天在電話上跟你提到柯景星這個台籍監視員。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他十幾個台灣兵在日本已經知道要戰敗的最後時刻裏，為了湮滅虐俘的證據，屠殺了四十六個英澳俘虜。那個下指令的日本隊長，在法庭上主動承認是他下的令，一肩挑起罪責，但是那些奉命動手的台灣人，還是被判了重刑……

喔，昨天終於找到了小洋！他住在澳洲雪梨，是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家了。一九四五年從俘虜營回到家鄉以後，變成一個木匠，幫人家設計家具，做門窗。他在俘虜營裏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後來就用他做木工、畫家具設計圖的本事，重新畫過。他很開心我可以采用他的俘虜營素描。

我問他：“在山打根俘虜營裏飽受虐待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很多穿著日軍製服的監視員其實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兵？”

他說，“知道的，因為他們自己常常被日本長官揍，刮耳光。老實說，日本人對待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的態度跟監視員對待我們這些俘虜的態度，一樣的狠。”

“那麽，”我再追問，“如果我說，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在某個意義上，也是一種‘被害者’——被殖民製度和價值所塑造、操弄，因而扭曲變形，你身為一個曾經受過淩虐的人——會反對嗎？”

幾分鍾之後，他的電郵就回複了：“教授，我當然不反對。他們同樣地身不由己啊。”

“那麽，六十年過去了，您對那些福爾摩沙監視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麽？”

他回信：“有一次我跟兩個英國人從俘虜營逃跑，被搜捕回來，我們都以為，唉，這回死定了，因為我們都看過逃跑的俘虜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當場沒打死，傷口發炎，他們不給藥，潰爛沒幾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們的是幾個福爾摩沙兵，他們年紀很輕，而且個子都比較小，抓那個粗大的藤條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較輕，我們運氣還不錯。”

“有沒有可能，”我說，“是這幾個福爾摩沙監視員故意放你們生路呢？”

“很難說，”小洋回說，“教授，所謂操弄，就是把一根樹枝綁到一個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個形狀，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們東方的竹子，是有韌性的，你一鬆綁，它就會彈回來。不過，如果你這根竹子剛好是被壓在最底層的話，那可是怎麽奮鬥、掙紮，都脫不了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