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詩詞迄今為止, 已公開發表68首，這些詩詞概括了中國半個世紀的革命歲月, 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內容。謳歌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生活的豐富與壯美；表現了一個偉大革命家的壯誌豪情和過人的氣魄與膽識；他的筆觸還探入到感情世界, 表現了革命背景下的友情、愛情和親情。毛澤東的詩詞於雄渾豪放之間, 自有一股扭轉乾坤之勢。他以這一鮮明的藝術個性, 領一代革命詩詞之風騷。毛澤東詩詞將曆史、現實、理想的內容超時空地融匯在一起, 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新境界。寫曆史時, 詩人著眼於現實, 讓曆史成為時代的開端；寫現實時, 詩人揭示未來的理想境界；寫理想, 詩人又將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並將神話、想象等極富浪漫主義色彩的內容附於豐富的現實內容。毛澤東的詩詞是他提倡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親自實踐的碩果。毛澤東詩詞意境深廣而多彩。《沁園春·雪》是一個雄奇妖嬈的境界；《憶秦娥·婁山關》本用來描寫一場殘酷的戰鬥, 而讀者見到的卻是一幅色調濃烈、構圖優美的畫卷。色彩的運用不僅加強了詩人的感情色彩, 而且使意境更加深遠。毛澤東詩詞善用比興手法, 如“雀兒”“鯤鵬”的對比, “百年魔怪舞翩躚”與“萬方樂奏有於闐”的對比；“昆雞常笑老鷹非”, 用老鷹的敏銳、矯健, 比喻革命者的膽識與襟懷, 《卜算子·詠梅》則以花喻人。善於推陳出新, 對神話、典故進行大膽改造是他詩詞的又一特色。
據鬱之《讀書》雜誌1993年11期文章“傳抄詩稿種種－大書小識之十八”。
主席詩詞很少及時正式發表，大都是先在友人和愛好者中間傳抄開來。建國以前如此，這很好理解；建國以後仍然大致如此，這看來有幾種情況：一是作者還未定稿，一是雖已定稿，作者認為還未到發表的時機(有幾首反修詩詞，毛明確表示過“都宜緩發”)，一是也許作者根本不準備發表。既然有一些毛澤東詩詞在外麵傳抄，流傳中就難免有錯漏，而且難免有別人的詩竄入。倒不一定是誰人有意為之，無意間也會有誤會。這就發生一個鑒別真偽的問題。毛澤東在世時，這個問題好解決，問他本人就是了，這是最權威的鑒別。
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的詞六首，就是在傳抄中由鄧拓搜集起來，《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請張兆和謄寫清楚，送給毛澤東本人鑒別，並經他修改，而後發表的。毛澤東在給編輯部的信中說，這幾首詞他“通忘記了”。那麽，它們得以保存和發表，傳抄有功，鄧拓有功，《人民文學》編輯部有功。當年經手這件事的《人民文學》詩歌編輯宋壘，最近寫文章介紹了這段故事，並且介紹了當年送請毛澤東審閱的原傳抄稿。拿它同毛澤東返回來的定稿比較，便可看出，定稿對傳抄稿固然有補足漏缺之處，有改正錯字之處，更多的是修改重寫之處。這一比較，詩人推敲詩稿的匠心，就清楚地表露在人們麵前了。
1966年初，又傳開了一首據說是毛澤東的詞。是一首《水調歌頭》：“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蜇龍飛起，撲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章雲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這首詞寫得的確有氣派，藝術上也是高水準的，說是毛澤東的詞，似也可信。然而，從詞的含義上說，又很難說是毛澤東的口吻。這一年的2月12日，在武漢，向毛澤東匯報那個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修正主義”綱領的文件。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狂風雖已刮起，也有暫時似乎平息的瞬間。而在風口的人們，有時竟以為這瞬間就意味著風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閑適起來。於是有人向毛澤東提問，這首《水調歌頭》是不是他寫的。毛澤東一笑，說，詞是寫得不錯，不知道是哪個知識分子寫的。這首詞的鑒別就這樣解決了。不久又查明，這首詞是山東大學老教授高亨寫的，是他讀毛澤東那些“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的詩詞而寫的詞。這樣，詞作者清楚了，詞意也完全清楚了。為了澄清傳抄中的誤會，2月18日《人民日報》特地在八版重新發表了這首詞(原來發表在山東大學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不過，這種澄清似乎並未周知。聽說後來在文革初期又流傳了別的說法，一說這是毛澤東讀了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後寫的，一說是林彪讀毛澤東詩詞後寫的。這都屬於荒謬年代的荒謬傳說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還傳抄過一批據說是毛澤東未發表的詩稿，不少人曾經信以為真。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寫了一篇批判吳晗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的大文章，結尾的地方，來了兩句詩：“千鈞霹靂開新宇，萬裏東風掃殘雲。人民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曆史翻開了怎樣的一頁，經曆了並清理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人民都清楚了。這裏想談的隻是，讀過關鋒文章的人大概都知道，這位作者是不會自己寫出這麽兩句詩來的。那麽，這兩句詩是引用的誰的呢？按那時的習慣，要麽是毛澤東的詩；要麽是古人的詩，由引用者賦予新的政治含義，這也是仿效毛澤東的作法(如：毛澤東曾引用晏殊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來批修正主義)。不久，一批傳抄的所謂毛澤東未發表的詩詞，其中一首裏果然有這麽兩句。毛對這批傳抄詩有沒有什麽評論，但很快這批傳抄詩便被揭穿。它們的作者原來竟是中國科學院的一位叫做陳明遠的青年科學工作者，他寫的詩頗有豪氣，功底也不差，被人誤以為是毛澤東的詩而傳抄開來。1988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劫後詩存-陳明遠詩選》，他的二十一首曾經被誤傳為毛澤東所作的詩詞，盡收在內。
詩作的真偽交給作者本人鑒別固然最權威，但是本人鑒別也有未必能定論的時候。這是因為人的記憶，也難免有模糊之處。“彭大將軍”那首六言詩的鑒別，就發生了這種情況。1957年，杭州的《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給毛澤東寫信，說讀者抄來一首詩，傳說是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為慶賀彭德懷率兵攻取臘子口拍給彭的一份電報(可以說是電報六言詩了)，請毛澤東校閱並準予發表。2月15日，毛澤東回了一封信，說：“記不起了，似乎不像。臘子口是林彪同誌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法打電報的，那幾句不宜發表。《東海》收到，甚謝！” 這樣一來，《東海》月刊就不發表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1957年4月《解放軍文藝》發表了這首詩，根據的是1947年8月1日冀魯豫部隊《戰友報》發表過的稿子。這次發表，未經作者審核，采取的是讀者來信提供材料的形式，是非正式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醞釀為彭德懷冤案平反。有同誌又提起“彭大將軍”這首詩。因為還是聯係到臘子口祝捷的傳說，所以仍有老帥根據臘子口戰鬥並非彭指揮這個理由，對這首詩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後來弄清楚了，這詩不是祝賀臘子口之捷，而是祝賀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後擊敗“馬家軍”追騎之捷。電報雲雲，事出有因。就是戰鬥之前，毛、彭擬了一份電報，主張打擊馬家軍，電文中有“山高路遠溝深”之句。詩是戰鬥勝利後，毛寫給彭的，全文是：“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軍電傳詩的浪漫故事，是誤傳的了。於是，報上正式發表了這首詩，並說明了寫作背景，澄清了過去傳聞中的差錯。不久，《彭德懷自述》發表，當事人講述了此詩的來曆，並說他當時將“唯我彭大將軍”一句改為“唯我英勇紅軍”，把原詩還給了毛澤東。1957年毛澤東“記不起了”，加之“臘子口祝捷”的說法對不上號，所以他說“似乎不像”。待到弄清情節，毛澤東已經不在了，無法問他了。但是，後人完全能夠根據各種材料作出判斷，斷定這首詩的確是毛澤東的。《毛澤東詩詞選》正式收入了這首詩，當然是在“副編”中。注釋對寫詩的背景，作了詳細的說明。
還有一首詞的鑒別，同前一首多少有一點類似，即“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那首《贈丁玲》的詞。1936年丁玲初到陝北，在保安，“洞中開宴會”，“招待”丁玲這位“出牢人”，毛澤東出席了，並送給丁玲一首詞《臨江仙》。丁玲後來處境艱難，她自己不會去向人提起毛澤東寫過這首稱讚她的詞。別人大概也不會去提起，何況這首詞傳抄範圍似乎很小。但是這首詞保存了下來。這保存過程，是一個讀了令人心底發疼的故事。原來丁玲在一九三九年因為陝甘寧河防一度緊張，把毛澤東這首詞的手稿托人交給在重慶的胡風，請胡風代她珍藏。胡風把它放在一個信袋中，上書“毛筆”二字，既是毛澤東筆跡的意思，也可以說是毛筆所寫的意思，如果被不相幹的人發現了的話。胡風跑空襲警報也帶著它，“皖南事變”後避難香港，把它托給鄉間的親戚，以後又帶到上海，帶到北京，1955年被捕時給公安部搜走，這倒是到了不會丟失的地方，1965年釋放時發還，1967年胡再度被捕，此稿由胡風夫人梅誌保存，紅衛兵抄家幸免於毀，1980年胡風、丁玲可以說是“度盡劫波”，都回到北京，這才物歸原主。這一年《新觀察》第七期發表羽宏的文章，披露了毛澤東此詩的手稿和胡風保存此稿的經過。這首詞作為毛澤東的作品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不但有手稿為證，有當事人為證，還有這艱難的、辛酸的、帶傳奇性的故事為證。《毛澤東詩詞選》當然收了這首詞，也是在“副編”中。
《毛澤東詩詞選》“副編”中還收了一首1918年寫的七言古詩《送縱宇一郎東行》。這是這本詩詞選中最早的一首詩，也是唯一的一首七古。縱宇一郎是羅章龍取的日本名字。嚴格地說，這不能算是傳抄的詩，因為沒有聽說這首詩曾經傳抄開來，那怕在小範圍內。這是由當事人羅章龍，在毛澤東逝世後，寫的回憶文章中提供的一首詩。當事人為什麽不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把這首詩拿出來，交給毛澤東看看呢？莫非是因為他後來同黨分了手，不願意重提舊事？其實，建國之初，羅給毛寫過信的。1949年10月10日毛澤東給湖南省委一封電報：“湖南大學教授羅仲言即羅章龍來信，申述他自被開除黨籍後十七年中從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績，說他並無危害黨和革命的行為。請派人至湖南大學調查是否屬實電告。”此後羅即在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繼續從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羅章龍回憶的這首詩中，據他最初提供的稿子，有兩句是這樣的：“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何足理。”去年讀到李銳《毛澤東早年的兩首詩》一文，文中介紹了一個新情況，即這兩句本來是：“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這個“君”，當然是指縱宇一郎。李銳說，羅在回憶文章中提供這首詩時，“大約是覺得有負故人的厚望，就把‘世事紛紜從君理”一句，改做‘世事紛紜何足理’，把詩人對他的付托改為自負的態度了。”李銳還說，“這次恢複原句，是研究羅章龍生平的鄧伍文同誌，同羅老又懇談後，本人鄭重予以恢複的。” 這給鑒別工作提出一個難題，即當事人回憶的詩稿中，除了不可避免會有記憶錯誤之外，會不會還有有意的改動？會不會有記不清楚而由提供者代擬補足的地方？
毛澤東逝世後，一些研究毛澤東早期生活或者講述毛澤東故事的文章，又提供了他們搜集到的幾首據說是毛澤東早年所作的詩詞。其中有的是根據充分的，比如1915年悼念同學易詠畦的一首五古，見之於現存的《易君詠畦追悼錄》，又見之於現存的毛澤東致湘生信的手稿，現已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有些則得之傳聞，而記載這些傳聞的文章，又往往沒有說明材料是從什麽人那裏得到的，此人的情況如何，他提供此種材料，有何細節，有何憑據。也就是說，沒有拿出人們能夠據以對其可信程度作判斷的原始材料。1952年10月22日毛澤東給羅元鯤一信，對羅寫的《第一師範時代的毛主席》一文提出意見，說：“所述‘特色’諸點，得之傳聞，諸多不實，請勿公表為荷。”“得之傳聞，諸多不實”，是很值得搜集和研究傳聞的同誌多多注意的。
這些得之傳聞的佚詩中被人引用、談論最多的有兩首，一首是所謂《贈父詩》，一首是《詠蛙詩》。而這兩首詩，並非毛澤東所作。
《詠蛙詩》最先是1988年《中國青年報》上一篇文章披露的。一首七言絕句：“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那個蟲兒敢作聲。”作者認為，這詩表現了少年毛澤東卓爾不群的非凡氣勢。不久，就有人據此撰文，批評毛澤東此詩表現了必欲淩駕群倫、唯我獨尊的性格。隨後，《中國青年報》上有人出來澄清，說此詩是清末湖北名士鄭正鵠所寫，見之於《英山縣誌》。此文一出，毛澤東寫《詠蛙詩》一說不見人提起了。卻又有人把“寫詩”說改為“抄錄”說，仍舊加以傳播，並提出問題：毛澤東怎麽會讀到《英山縣誌》並熟記了鄭詩呢？也有繼續維持“寫詩”說的，並提出詩創作中的所謂“同構”現象，說是毛和鄭各自獨立地寫出了內容相同的詩！
《贈父詩》流傳更廣。也是一首七言絕句：“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說是毛澤東1910年負笈離家，寫詩明誌，送給父親的。後來發現，《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誌上登過這首詩，署名西鄉隆盛，原來是日本人寫的漢詩。於是不說是毛澤東寫的了，而說毛澤東抄過這首詩送給父親。然而1910年《青年》雜誌還沒創刊，毛澤東不可能從那兒抄來這首詩呀。隨後一位有心人查了西鄉的全集，裏麵沒有這首詩，倒是另外一個叫月性的日本人寫過這樣一首詩。於是又發生一個問題，毛澤東通過什麽途徑讀到日本人的這首詩的？有人設想了這樣那樣可能的途徑。經過一番考證，在研究毛澤東的人們中，《贈父詩》並非毛澤東所作，這一點應該說已經是定論了。然而1993年7月8日《北京青年報》刊登“第二屆北京圖書節‘發達杯’金鑰匙獎推薦圖書知識競答試題”，頭一道題就是這首《贈父詩》，考問的是：“毛澤東的這首詩寫於____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