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呂偉華

我的EMBA留學生活 ---發生在萊茵河畔的真實故事 呂偉華 我是呂偉華，北京人，人大本科畢業。出國前作經濟管理工作多年，先後任職於國有大中型企業、三資企業，曆任財務主管、財務部經理、財務總監等職。1998年12月1日赴德，參加由Steinbeis Akademie Fur Unternehmensfuhrung和Koch&Song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組織的在職EMBA的學習。 現在，我願將我的留學故事講給大家聽。 （一）組織方對該項目的宣傳：“德國巴符州的項目，促進中德文化交流，為德方企業培養在中國經貿項目的總經理” 該項目據Koch&Song公司的宋又王女士講，是德國巴登符騰堡州（Baden-Wurttemburg）的試點項目，“巴符州”的經濟部也參與了該項目，對該項目十分重視。Steinbeis企業經理學院，是一所專門培養企業管理人才的高等學府，它與奧地利多瑙科熱姆斯大學共同組織在德國的、EMBA在職工商管理碩士班的學習項目。並且說，斯圖加特大學、慕尼黑大學、德累斯頓大學、不萊梅大學及科隆大學等都是該項目的合作夥伴。 我經朋友介紹聽說了這一項目，並與該項目組織者在中國的合作夥伴—“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谘詢策劃中心”取得了聯係，經過聽取負責該項目王建成先生介紹情況後，我在“體改研究會谘詢策劃中心”報了名，並被要求寫一篇關於如何開展中德經貿往來的文章。1998年春節過後的某天，我被通知去參加組織者舉行的麵試，地點在北京飯店。當時還有許多應試者前來參加麵試。宋又王女士接見了我，並向我介紹該項目的情況。我交給她我的簡曆及一篇關於如何開展中德經貿往來的文章，文章是用英語寫的。她說，我們會從應試者中挑選合適的人選。1998年5月19日我又被邀請再次來北京飯店，與“Steinbeis”學院的院長Werner.G.Faix博士進行了最後的麵試，並在麵試結束後與Werner.G.Faix博士簽定了“在職企業管理碩士研究生學習合同”。 根據合同：我應該參加“學習期限為1998年10月1日—2000年9月30日在德國的兩年EMBA的學習，他們則應向我提供在德國或奧地利企業的實習位置，並獲得每月1900馬克的報酬。實習結束後，派回中國工作。” 前景無限美好，我的夢想隨之開始，也隨之破滅於美麗的萊茵河畔！ （二）事出有因，組織方第一次違約，1998年10月1日前，我們這個EMBA班未能按合同中規定的時間順利赴德開始我們的EMBA的學習。 由於組織者未能按時給我們辦妥簽證，以及未能落實部分同學的實習位子，10月1日前夕，我們未能赴德。 1998年10月7日，他們臨時租借了北京聯合大學的教室，並開始了為我們舉辦的“EMBA”的學習。10月7日當天，有同學問宋又王女士及G.Faix博士，我們現在去不了德國的這兩個月，我們的實習工資誰來支付，他們當場答複說：“我們的實習工資在這段時間，由企業打入為我們開立的帳戶內”。並回答了其他的提問。 在京期間學習內容：從德國飛來了一位“Steinbeis”學院的講師Rasner先生，他給每人發了一份A4紙複印的幻燈片講義，為的是講授市場調查的內容。課程進行了一周，爾後我們被要求每人為自己即將實習的公司寫一篇市場調查。當時我們58名同學中仍有10多名同學未能落實實習位置，於是他們被要求假想有這麽一個實習公司，按照Rasner先生所講的內容套出一篇市場調查來。 我在當時被安排在一家叫“MSTS”的公司，該公司是一家環保方麵的公司，我為它寫了有關該公司產品在中國未來市場前景的調查。從1998年10月7日至1998年11月30日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們除了有一周的時間聽市場調查課，其餘的大部分時間是學習德語，組織方開始請一位叫Martin.Holthman的德國小夥子教我們，他是學漢學的學生，說漢語基本上可以與中國人交流，但是請他教授德語，同學們普遍反映效果不理想。於是組織方又說正在聯係教德語的老師，但是直至我們1998年12月1日赴德前，事實上德語課一直由我們班兩名德語較好的同學臨時兼任。 在這段時間裏，“Steinbeis”企業經理學院的EMBA項目主任舒爾特女士，也曾先後兩次來到北京的聯合大學我們的上課地，回答同學們的問題。沒有實習位置的同學問，“我們沒有實習位置，誰來支付我們的實習工資？”，她當者全般同學的麵說：“對於沒有實習位置的同學，'Steinbeis'企業經理學院支付這些同學的實習工資”。同學們對她的回答報以熱烈的反響。 1998年11越26日，我萬萬沒想到，在我做完市場調查報告後，Rasner 先生告之我，說我的實習公司退出了該項目。都說德國人是講信用的，可是我不明白，為什麽他們簽了合同後竟然還可以隨時毀約。在京期間，曾與宋又王女士多次E-MAIL聯係，她回複說：“請相信我們，我們會為同學們簽定實習合同的，並會保正我們的切身利益，並請我們預先交納學費訂金，隻有這樣，他們才能為我們落實實習位置，否則一旦他們與企業簽定了實習合同，而我們不來的話，他們要賠付企業費用的。並說以她在德國多年的經驗，德國企業不會不付1900馬克的，隻有這種可能，倘若你的表現出色，你會得到更多的報酬；她在回複中還叮囑我們好好學習德語，以便到達德國後能盡快地適應這裏的環境和生活。” 還有4天我們即將奔赴德國，突然間我卻倫為沒有實習公司之人，我真的一下子難以接受，但畢竟這是無情的事實。按照宋又王女士的邏輯，現在德國人、德國企業退出了是否也要賠付我們費用呢？ 坦白地講，參加該項目對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能在公司裏有個實習位置，能夠切身地感受德國企業的方方麵麵。可是現在卻沒有了做實習位子的公司，這不能不令我感到十分地遺憾。我當即表示沒有實習位置，我就不想來了，但是Rasner先生和Martin.Holthman先生說，"Steinbeis"方麵已經為我們沒有實習位置的同學安排好了在德國的吃、住，交通並安排我們參加EMBA講座，並說沒有實習位置隻是短期的，到德國後很快就會解決的。 （三）帶著無盡的遐思，我們跨過亞洲大陸，越過西伯利亞，飛赴歐亞板塊的另一端，美麗的德國。初識德國，初識我們的“EMBA” 。 經過了9個半小時的不間斷飛行，我及我的同學們一行58人，橫跨歐亞大陸，於當地時間17：00降落於法蘭克福機場。出了機場我們被分成兩組，分別乘坐兩輛大巴士,開往不同的目的地。一組43人被安排在“巴符州”，學習地在斯圖加特，但不是在斯圖加特大學；另一組15人則被安排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科隆學習。 沒有實習位置的學員，每人在機場得到了300馬克的生活費。我被安排在科隆學習小組。19：00點我們從法蘭克福出發，23：00到達了我的第一個居住地WUPPERTAL(伍泊塔爾)。 這是一所老人院，有20間房子，我住在該幢房子的頂樓裏，房間裏有個斜屋頂的內牆壁， 一不留神，就會碰到頭，沒有做飯的地方，隻能簡單地用隨身帶來的電飯煲煮點麵條或是麵包加果醬、香腸。 房間裏有兩張床，外加一個廁所，洗漱還算便利。如此的一間房子，事隔一段時間後，才從我的同學處得知，據說房租為1000馬克，我至今懷疑他的真實性。 Wuppertal,是一座中型的城市，以往是一座紡織業為主的工業城市，現在伴隨德國紡織業的不景氣，整座城市的工業氣息不是很濃烈。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是德國的老牌兒工業基地，著名的魯爾工業區就在這個州內。這裏有著名的科隆大教堂，美麗的萊茵河流經這裏，萊茵河兩岸流傳著不少動人的童話。 我們科隆班的學習不知為何，"Steinbeis Akademie fur Unternehmensfuhrung"又委托給了一個叫“AUDAX-Institutsgruppe”的私人中介公司進行安排和管理，這個公司其實隻是一個夫婦兩人的公司。Kessler先生和他的夫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以後的虛假宣傳中，這個小小的兩人公司，竟然搖身一變，對外被宣傳為“奧達科斯學院”。這座“奧達科斯學院”其實隻是一座住宅，樓上用於生活和寢室，樓下則做為辦公用房。筆者拍下了他的照片，以做為今後我的一段經曆的真實留念。 我們的上課地點雖在萊茵河畔的科隆市，但科隆大學根本不是什麽合作者，而隻是一個提供了幾次教室使用權的“出租人”，而且我們隻能在每次上課的周六上午使用科隆大學教育係的一個教室，因為在周末科隆大學的正式學生沒有課；另外一個科隆學習的地點是在名字叫“Melanchthon Akademie”的地方。隻是租用人家的教室。實際的上課地點與組織方在北京給我捫的說法簡直就不是一個概念。事先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個"第三者"-AUDAX-INSTITUTSGRUPPE. 我們的EMBA教學，每個月隻被安排2.5天，通常是在周四、周五及周六的上午。在這2.5天的教學中，不知是從那裏找來的教師，所有的老師都是“AUDAX-INSTITUTSGRUPPE”Kessler先生安排的，事先沒有講義。在以往的教學中，有的老師甚至根本就沒講義，隻是幾張練習紙。所以我上過幾次課後，使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該學曆的有效性，以及組織方聲稱的我們可以獲得"國際承認"的多瑙科熱姆大學的MBA證書。筆者不敢懷疑多瑙科熱姆大學的MBA文憑，但是我們能否獲得真正的、受承認的MBA文憑嗎？ 這種教學的組織狀況，以及主辦者的資信情況與他們冠冕堂皇的招牌和不真實的宣傳相距太遠了。 （四）結識我們這個項目的合作者“多瑙科熱姆大學” 孩提時代就聽說過有條美麗富饒的多瑙河，它是一條國際性的河流，多少年來蘊育了無數名人與燦爛文化，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更是一座音樂名城。此時的耳邊仿佛又聽到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旋律優美的“多瑙河之波”。 按照我們的教學計劃，在二年的EMBA學習中，我們被安排去奧地利的科熱姆學習四次。即每個學期去多瑙科熱姆大學五天。第一次是在1999年的3月下旬，我們科隆班的15名同學，分別從不同的居住城市趕赴科隆，爾後一同乘坐一輛中巴，曆時近10個小時，於當晚18：30到達奧地利的科熱姆小城。沿途欣賞了德國東部的自然風光，秀麗景色，進入奧地利後，我們又見到了久聞的多瑙河，也許是季節的緣故，山還未見變綠，樹也未見變清。但仍隱約可見多瑙河的壯美底蘊。 多瑙科熱姆大學是一所舊工廠改建而來的學校。學生不多，以培養在職的企業人員為主。更象中國的職工進修大學。學校的一側臨山，走出校門不遠處，是一座公共墓地，再往前走，有一座戒備森嚴的監獄。大約步行15分鍾左右，就是舉世聞名的多瑙河了。我們課後及茶前飯後，可以散步於多瑙河邊，好浪漫。 我們的課程計劃是5天，每2.5天一個單元，也就是說一周內安排二個講座。第一次的講座為財務會計和企業文化。用2.5天講授財務會計的基本知識，確實難為了老師，更難為了學生。我搞財務管理工作多年，但是你若讓我用2天半的時間，並用中文講授財務會計，都是件很難的差事。而學習者恐怕也很難全部聽懂。更何況現在是用德文講授，雖然前文書中我介紹過的有個德國小夥兒叫-Martin.Holthman做為同學們的臨時翻譯，但是許多專業詞匯他根本翻譯不出來。學生的反應好比是聽天書。第二個講座是企業文化，這個講座的內容應該是吸引人的，但是同學們的德語水平有限，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一周的學習很快就結束了，我們帶者講義返回了德國。在絕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需要自學和完成老師留的作業，以備1999年10月下旬的第二次多瑙科熱姆之行。 （五）“Steinbeis Akademie fur Unternehmensfuhrung” 和“Koch&Song Co.INT.GmbH”的第二次違約，及我的再次容忍。 我的實習位置，按合同本應在赴德前就應該被落實。按照合同的要求，我交納了31，000馬克的50%，即15，500馬克作為第一期學費，另外還交給“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谘詢策劃中心”3000馬克的谘詢費。而組織方未能在我赴德前落實我的實習位置，可能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但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他們的第二次違約。他們好話說了很多，使你不得不相信他們的所說所講。總之，他們利用了中國人一向很富有同情心的特點。 事實又是怎樣的呢，遠未向"Steinbeis Akademie fur Unternehmensfuhrung" 的Rasner先生所講的，會很快地解決和落實。 事實上從1998年的5月19日，我與G.Faix博士及“Koch&Song Co.INT.Gmbh”簽定了學習合同後，他們從五月下旬開始直至11月，他們有6個月的時間進行尋找，結果在我赴德前，他們也未能落實。 1998年12月15日，“AUDAX-INSTITUTSGRUPPE”的Kessler先生帶我去了一家叫“AGIPLAN”的谘詢公司。兩周後我被告之，由於語言問題，該家公司未能談成。 99年1月中旬，Kessler 先生又說有一家中國飯店在法蘭克福，正在找人。我和另外一位同學與他到達這家飯店，這裏是一處正在搞基建的飯店，根本不需要我們學MBA的大學生。這家飯店的兩位經理告訴我，在事前Kessler 先生並未向他們講述我們的EMBA項目情況，及介紹我們同學的簡曆情況。我認為向這樣的中介工作方式，是否也是“德國特色”呢？ 記得我還在北京的時候，“Koch&Song”公司的宋又王女士發來E-MAIL，說我們同學的實習公司是按照我們的專業和工作經曆來找。但是事實上她們根本做不到。而且有些同學的實習報酬也達不到合同中所講的1900馬克。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的一位同學在一家德國小公司實習，她熱情地幫我詢問她的公司老板Schmitz先生，是否我可以在該家公司實習。她積極地介紹了我的基本情況，於是Schimitz先生請我的這位同學轉告我，99年2月6日，星期六去該家公司麵試。我很高興能有這樣的熱心同學幫助我，更令我感動的是Schmitz先生能在周六，放棄休息來約見我。 1999年2月6日，“AUDAX-INSTITUTSGRUPPE”的Kessler先生開車送我去與Schmitz先生麵談，結果我被同意先試用一周，倘若Schmitz先生滿意的話，我則可以在這家公司實習。2月8日周一，我按時來到Schmitz先生的公司上班，周五的下午我被告之第二周可以繼續來公司上班。我為取得工作機會而高興。 在隨後的日子裏，Schmitz先生親自指導我工作，以及向我介紹公司的各項情況，並且告之我可以查看公司的資料，以求我能盡快地勝任工作需要。Schmitz 公司還為我買了德國鐵路的“Bahn card”即德國鐵路車票優惠卡,用它買火車票去科隆上課可以便宜50% 。 1999年3月9日（星期二）下午14：00時，“AUDAX-INSTITUTSGRUPPE”的Kssler先生來到Schmitz的公司，他與Schmitz先生等人在會議室進行了一次談話，臨近15：15分的時候，我被請進會議室，Kessler先生對我說，我不能繼續在Schmitz公司工作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了。Kessler先生還對我說：“沒關係，我能為你找到更好的公司”。Kessler先生走後，我問Schmitz先生：第二天是否我就不能來了，結果Schmitz先生對我說：“不，你可以工作到12號，即那周的星期五。”他還支付給了我相應的工資。直到現在我仍在心裏感激這位Schmitz先生。 在我即將離開Schmitz GmbH的時候，秘書將我的材料全部轉給了我。我見到了“AUDAX-INSTITUTSGRUPPE”的Kessler先生為我擬立的實習合同，在上麵赫然寫著1000馬克的一次性中介費。我不理解，是我的同學為我努力得來的實習機會，而“AUDAX”卻來向Schmitz公司索取中介費。這大概又是德國特色的中介模式吧。 從3月9日，"Audax-Institutsgruppe"的Kessler先生走後至3月30日，我一直住在我的這位熱心同學處。再我的一再要求下，4月1日我才被安排到門興哥拉德巴赫的一處社會公益房子裏居住。1932年一位德國老人出資修建了這處專為兒童娛樂遊玩的社會公益建築——少兒營地。這個住處很特別，每逢周末都有人來此，而我的住房則必須騰讓給這些人居住。這樣的居住方式我還是頭一次遇到。從4月1日至9月30日，一住就是七個月，我也跑煩了。8月的一個周末我又要讓房，我憋不住問房屋管理員，我是先來的，而且我也支付房租，為什麽每次我都要讓房，她說，原以為我隻是臨時居住，而且“AUDAX-INSTITUTSGRUPPE”說我隻是臨時居住，也就1、2個月，且事先講好遇有人來此，我必須離開。隻是“AUDAX”的Kessler未對我講清楚。我的該處駐地每天9馬克租金，“AUDAX”也未與該處房屋管理員簽定住房合同，9月30日我又離開了這個住處，被安排到一處學生宿舍居住。 從1999年的3月9日至6月底，我的生活中除去每月去科隆2天辦學習EMBA的課程外，其餘的時間都是自學德語，自學EMBA的僅有的一點教材。更令人不解的是，“AUDAX” 在這100多天的時間裏，竟然沒有為我介紹過一家實習公司。每月的生活費“AUDAX”從來就沒有準時支付過。我不去“AUDAX”要，Kessler先生的夫人從不主動地給我。每次去Kessler 先生的家，我總是要看人家的臉子，這是怎樣的生活啊！我是付了學費的人，他們落實不了我的實習位子，反而我還要忍受這種枯燥的生活。 在這段時間裏，我還與"Seinbeis"和"Koch&Song"公司進行了多次的聯係，包括寫信、傳真、E-MAIL反映我的現狀，並且提出修改學習合同的建議，但是每一次的聯係都石沉大海。我打電話找宋又王女士，總被告之不在。 我的家人對我的處境十分焦慮，通過E-MAIL與宋又王女士進行了交涉，並敦促他們盡快的履行合同，否則提請他們退賠全部的學費，並退出該項目的想法，這時才觸動了他們的神經。後文我會續寫他們的陰謀出台及他們的卑鄙做法。 寫我的故事的同時，我還想順帶講講我的另一位同學的不幸遭遇。這位同學是北京人，清華大學畢業，年方23歲。為了寫作的方便，我稱之為H君。 這位同學比我有一點點的運氣，雖然是新近畢業的大學生，但卻被一個搞計算機軟件的公司相中。來到公司後不久，被要求編出一個程序來。這可難壞了他。他的專業是化學，不是計算機，所以H君頓感壓力頗增。每日勤學有加，但仍感力不從心。工作上的壓力或多或少地流露到情緒中來，間或與公司的同事偶有摩擦，這本是工作當中很正常之事。從此麻煩事接踵而至。1999年二月末，他被公司停止了實習。 也許是心情的原因，一個更偶然的事情發生了。H君在一次鍛煉身體的好事中，得了感冒，並由感冒病毒引發了一節脊椎的炎症，從此持續發燒不斷。起初，並未引起其本人的高度的重視。99年3月我們去奧地利科熱姆大學前，我還去看望過他，可回來後不久，就得知他住進了波恩附屬醫院。四月我去科隆上課的時候，我和幾位同學到醫院去看望他時，他人已經變得令我不太敢相認了。我與之打招呼時，他卻答非所問。我們得知這所醫院的醫生要給他的脊椎動手術。而他卻壓力重重。 4月下旬的一天，“AUDAX”的Kessler先生突然跑到我的住所，對我說H君的病已經好了，他想出院，問我能否讓他來到我的住處做恢複性的治療，並與他多聊聊天，以使之盡快恢複健康。這是人之常情，我怎麽能夠拒絕呢，更何況H君還是我的同學。隨後的一天，他被送到我的住處。我見到他來了，立即與他打招呼。我問他：“你的病都好啦？”，而H軍眼望天空沒有立即回答我的問話，過了一會才說：“你吃飯了嗎？”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一個好端端得人怎麽會變成如此模樣。不是脊椎的病嗎？怎麽精神上也出了問題。而且他的生活根本不能完全自理。一位叫Schuman的先生還請我按時幫H君吃藥，打針。我整個成了一位家庭護理醫生，同時兼做“保母”。我還要為他做飯。對於我的同學H君，我所做的每一項付出，我無怨無悔。 但令我氣憤的是，“AUDAX”的Kessler先生竟然對我不講實話，隱瞞H君的真實病情。將一個本不應該出院的病人硬給接出醫院，他們那裏有基本的人道可言！ 更有甚者，Kessler先生的夫人來到我的住處，連H君的房間都不敢進，象躲避瘟疫一樣，她還要求我將H君的髒衣贓物拿去洗衣沙龍去洗。1999年5月初的一天，我的這位同學H君被家人接回北京。記得99年六月的一天，我去“AUDAX”催問我的生活費，這位“貴夫人”卻還在說漂亮話。說什麽H君的病隻是小病，所動的手術也是一個小手術，而他卻受不了疼痛等等。人都病成這個樣子。她卻說風涼話。事後得知H君的脊椎被切下一小塊兒，用於做病理實驗，以防不測。 再有，“AUDAX”將H君送到我處，連起碼的補養品及H君的生活費都不給我，對我也沒有個交代。 象H君這樣的病人，是需要全天候護理的，而且按他當時的樣子根本就不能出院。在他來我處的當晚，他由於藥物反應，吐了一樓道，我忍著難聞的氣味，擦洗了近2個小時。 還有一件事，現在每每我想起它令我後怕。我忙完了擦洗工作後，已是淩晨2點。我很累了，回房間去睡覺。3：30分我聽到有人叫我，我睜開眼睛一看，一個黑糊糊的人影佇立在我的床前，著實地下了我一跳。原來是H君不知什麽時候跑到我的房裏來了。並說他已經站立好一會了。第二天我再不敢不鎖房門了。第三天的早上我做完早點，當我去H君房裏叫他吃早點時，我發現H君不知什麽時候出走不見了。最後在科隆找到了他。據說不久他便被送往“專門”的醫院。這件事情過後，有一次我去“AUDAX”去催問我的生活費。Kessler先生的夫人又對我說“AUDAX”付出的太多了。H君的醫藥費也是“AUDAX”支付的。我無言以對。 我們不是有保險嗎，可是現在“AUDAX”卻說是他們支付的H君的醫藥費、住院費，於是我對我們的保險產生了懷疑。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就我們的保險問題追問“Koch&Song”公司多次，沒有任何回複。 我時常地感慨德國人民是好的，但是德國人裏也有醜陋的！ H君事件，我看到了人性醜陋的一麵。作為組織方"Steinbeis"和"Koch&Song"公司並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遇到這樣的事情他們想到的總是金錢，但是表麵上還裝出一副同情相。 （六）一個真實的謊言！ 2000年1月27日，“AUDAX”給我一封來信，說是從今後將不在為我支付生活費，並請我與“Koch&Song”公司的宋又王女士聯係。我接到信後立即與宋又王女士聯係。宋又王女士告訴我說，她早就知道此事，隻是沒有及時地告訴我。我說二月份馬上就麵臨交納房租了，我沒有錢支付房租和生活費，她說“Koch&song”公司沒有義務為我支付這些費用。我感到十分不理解的是，1999年的10月份，我接到宋又王女士（注：她是一名早年留學德國的博士生）寫給我家人的E-MAIL。她在E-MAIL中還向我的家人保證： 1，積極尋找實習公司。 2，安排沒有實習位子的同學免費的居住，當然條件不可能太好，以及醫療保險。 3，發給一定數量的生活費。 4，安排一定條件的德語學習。 5，參加EMBA的講座。 在E-MAIL的最後，她還表示希望沒有實習公司的同學要有信心，還說對於下學期的學費，斯坦茵拜（注：Steinbeis的中文翻譯）會有減免的考慮等等。 之所以她回信，是因為我的家人早在1999年的4月提出了請他們履約，否則的話，請他們全額退賠學費，並退出該項目的想法，於是組織方為了安撫我的家人，才回複了這封E-MAIL。 我原以為他們會遵守以上的承諾。現在看來這不過是他們的一個緩兵之計。 （七）EMBA班項目主任：“Steinbeis”學院的Schulten女士的辦事效率，一個約見要經8個月的周期！ 還口出狂言要“殺雞”！ 1999年的3月，當我們去奧地利科熱姆大學上課的時候，我們科隆班的同學們見到了“STEINBEIS”學院的EMBA項目主任Schulten女士，我們希望與她就科隆班存在的問題進行對話。她當即表示，現在不行，並且掏出筆記本煞有介事地作出姿態，說什麽此事她需要與G.Faix 博士進行反映，還說4月份當我們在科隆上課的時候，她與法克茨博士將一同前來科隆，與同學們見麵，並解決我們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誰料想堂堂一個學院的EMBA項目主任對自己的承諾如同兒戲，4月她們沒來與我們見麵。自然我的問題也就沒有解決。時隔8多月個月，1999年的11月25日"Steinbeis"請“AUDAX”傳來消息，說12月3日（周五）的下午16：00點，Schulten女士和G.Faix博士將來科隆與我們商談。 我們科隆班的同學們十分重視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我們還邀請了STUTTGART班的同學L君作為我們的翻譯，為的是能夠徹底地講清楚我們的問題，並希望雙方進行很好地溝通和解決我們班所存在的問題。12月3日16：00時，我們準時來到科隆的見麵地點。一個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Steinbeis"和"Audax"不讓L君進入會談地點，說什麽L君不是我們科隆班的學生，他不能參加我們的會談。我們認為L君是我們EMBA項目中的一員，也是我們EMBA班的班委會成員之一，自然L君有這個資格參加我們的會談。相反我們到認為“AUDAX”不是我們合同的中的甲乙雙方，要說沒有資格的應該是所謂的“AUDAX學院”。在交涉中，堂堂的EMBA項目主任還口無遮攔地對L君講，“你來幹嘛，看我們‘殺雞’嗎？”德文為："schneiden Hahn''。也難怪，一個從鄉村走出來的人，你又能指望她說出什麽好聽呢！這次的會談就這樣，由於“Steinbeis”、“Audax”的專橫、霸道和無理阻撓L君的參加，再次化為泡影。 更奇怪的是在交涉的過程中，我提出想與“Steinbeis”的G.Faix博士進行商談我的問題，他卻不跟我談，說什麽他是來與大家見麵的，不是來與我個人赴約的。難道我不是科隆班的一員嗎？我在隨後收到“AUDAX”轉給我的一封信中，他們牽強附會地解釋說，G.Faix博士不跟我談話的理由是：“按照德國的禮節，我要想與G.Faix博士談話，必須事先做“約會”。我及同學們斷然不能接受他們的解釋，在隨後的事實中，也印證了他們的強詞奪理。 （八）EMBA班教學接力棒的再傳遞-“AUDAX”正式走進“田徑場” 作為組織我們學習的"Steinbeis Akademie fur Unternehmensfuhrung"和"Koch&Song Co.INT.GmbH"從1998年12月1日我們到達德國後，就將我們科隆班的15人轉給了“Audax-Institutsgruppe”這個夫婦二人的中介公司，而後他們再沒有過問過我們的所謂EMBA的教學，更沒有定期與我們科隆班的同學進行必要的對話，直至今天他們也未與我們科隆班的同學們集體對過話，他們根本就沒有為我們解決過任何問題。相反，他們隻是與“AUDAX”進行接觸，並研究對付我們的一係列辦法。令人疑惑的是，“AUDAX”在給我們的學習資料中，全部都打上“AUDAX”的印記。我們這個班名義上是"Steinbeis"企業經理學院和“Koch&Song”公司組織來的“EMBA”，實際上確是“AUDAX”夫婦二人的中介公司在操作著一切的教學任務。“AUDAX”的Kessler先生也登上講台為同學們上“Rhetorik”課，以及為我們每一次報告評判分數。 而作為頒發學曆的學校多瑙科熱姆大學，我們每個學期隻去5天，聽2個講座的教學。我們的學生證嚴格地講隻是這五天的聽課證，180先令（奧地利貨幣）聽課費，外加五天的保險5先令（1先令/天）。 我們科隆班同學的實習位子，也是由“AUDAX”公司進行尋找，如此的二人公司，如此的資信情況，以及微薄的實力，對外宣傳上能有多大的可信度。筆者不敢恭維。 我的實習位子長期得不到解決，我多次提出請“Steinbeis”和“Koch&Song”公司共同解決，或者將我轉到STUTTGART班，但是沒有任何回應。他們將我的實習位子落實不了，歸結為我的語言不好，這似乎成為他們的唯一“擋箭牌”。但是德語比我好的同學，他們現在照樣也解決不了實習位子，這是不爭的事實！他們不敢坦率承認自身的能力不行。 “AUDAX”本來還想繼續做第二批、第三批的中介工作，結果未能如願。他們不敢承認違約的事實，反過來卻將責任全部推到學生身上。 （九）談談所謂的“中歐工商管理學院” 可笑的是，"Steinbeis"、"Koch&Song"和"Audax-institutsgruppe"這三家公司，在從中國做第三批EMBA的招生中，竟然打出了“中歐工商管理學院”的招牌。三家公司的資信情況如何呢？ 1，"Steinbeis Akademie fur Unternehmensfuhrung" 是隸屬於“Steinbeis”經濟促進基金會下的一個小公司。常設人員隻有：G.Faix 博士（院長）、Schulten女士（EMBA項目主任）、Rasner先生，Martin.Holthman(翻譯)及我的幾個中國EMBA學生。他們的辦公地：是在斯圖加特南部，一個叫Herrenberg(海倫貝格)的小城，總人口2-3萬人。BenZ.Str.33 (奔馳街 33號)的一個玻璃外牆小寫字樓裏。租了三間辦公室。筆者見到“中歐工商管理學院” 的宣傳頁，上麵赫然寫者它的注冊地也是海倫貝格（Herrenberg）,德文“CEMBA GmbH”。 “GmbH”在德語裏叫“有限責任公司”。他們是一套人馬掛幾個牌子。幾天前，筆者還從網上見到了它的網頁，隻是一張略顯蒼白無力的廣告紙。至於在柏林的斯坦拜茵大學筆者沒聽說過，在此筆者不與評論。 2，"Koch&Song CO.INT.GmbH" 公司常設人員：Koch 先生、宋又王女士。還有我的兩名EMBA同學。地址：Tuebinger Str.27 (圖賓根大街27號)，一幢住宅裏，生活用房與辦公用房兩位一體。 3, "Audax-International-Institute" Koeln 筆者不知道在科隆有這樣一家學院，隻是知道有個叫 "Audax-Institutsgruppe"的夫婦二人的小公司。夫人在家接電話、傳真，老公則在外麵聯係業務。新近為了所謂的“中歐工商管理學院”又招募了一名德國小夥叫Kreuder先生。三人而已。辦公地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門興哥拉德巴赫（Moenchengladbach）,Kaiser. Str.163(愷撒街163號) “中歐工商管理學院”在中國的合作夥伴列了一長串的名字，除了將真實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谘詢策劃中心”改寫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外，其他的以“中歐工商管理學院”為前綴的：CEMBA in Beijing, Harbin, Shenyang, Wuhan, Chengdu, Guangzhou. 筆者不知一、二。不過既然它的母體都是一個空殼，下邊的就不言自明了。如此的“中德國際文化交流”及“運作模式” ，筆者到是又開了一次眼！ （十）"Steinbeis" 、"Koch&Song" 公司對我的最後“知會” ！ 令我感到惡心的是，“Steinbeis”和“Koch&Song”公司對我又上演了他們蓄謀已久最後一幕。 2000年的2與4日，農曆大年“三十”的下午，我接到了"Steinbeis"和"Koch&Song"公司給我的賀年“禮物”，這是一封掛號信。全文（翻譯）如下： 關於進行EMBA學習合同： 略 尊敬的呂偉華先生， 根據上述的合同，您將通過該項學習獲得一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如您所知，合同中注明，伴隨二年學習應該在一個德國或奧地利的公司兩年實習。 在簽定合同，您保證要滿足MBA學習的必要條件，其中包括： — 很好的英語水平 — 好的德語水平 在發現你和這期有些同學沒有足夠好的英語，德語也不夠以後，我們給您以及這些同學提供了許多學習機會，希望您通過強化德語班提高您的德語水平以便順利進行學習。但遺憾的是，您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由此導致找不到一家公司接收您作為實習生。 負責此任務的“AUDAX”從1999年1月開始費盡心機地為您介紹實習公司。他們根據其能力和工作經驗向100多家企業寫了聯係信，覆蓋麵很大。 “AUDAX”公司通知我們，為聯係實習公司他們付出了150小時的工作。不幸的是，與您在尋找實習公司的共同工作中，沒有成功，其中的原因是您的德語水平不夠，英語水平也不能滿足作為實習生的要求。“AUDAX”轉給我們7次約談的詳細報告。 我們還注意到，您不願意學習。因為你不去利用給您提供的強化學習機會，所以您的德語考試也沒有及格。 由於這些原因，您不能順利地學習，決不可能達到畢業的。 由於以上列舉的種種嚴重違反合同責任的原因，以及不能滿足繼續學習的要求，我們看來不得不終止我們簽署的合同。 這包括，從現在起，不再為您每月付出費用了，“AUDAX”通知我們，從項目開始為您已經付出了17000馬克，而從您的方麵卻沒有相應的努力。從現在起將停止付費。我們隻能讓“AUDAX”決定，是否要求償還這些費用。 由於您自己的責任而終止，所以到目前為止所交的學費不退回。 我們還要指出，由於結束學習，您的德國居留目的也結束了。我們將及時通知移民局這一決定。 致友好問候！ Faix 博士 Schulten 女士 Koch先生 Songyouwang 女士 ............................................................................ 我終於等來了“Steinbeis”和“Koch&Song”公司的書信和對我的問題的解決意見。從1998年12月1日至2000年2月4日，在曆時14個多月的時間裏，他們既沒有回答我的任何提問，也不回應我的任何書信，末了在農曆“三十”給了我這樣一封書信，這是“多好的一封拜年賀信”呀！ 我對以上書信的內容既感到可笑、惡心、更感到無以言表的憤怒！ 他們不但不承認自己的無能，不承認自己多次違約的客觀事實；還多次的食言，違背自己的每一個承諾；還編造謊言，惡語中傷，企圖將責任全部推得一幹二淨。 眾所周知，一個學校錄取一名學生，能憑借學生的保證嗎？假如我向美國哈佛大學保證我有很好的英語水平，我就能被錄取嗎？如此的邏輯聞所未聞。何況我是與他們經過麵試考核以及撰寫了一篇英語文章後，他們才與我簽定了學習合同的。在合同中，赫然寫著錄取條件：— 大學本科畢業， — 具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 與實習公司合作完成碩士研究生班的二年學習後，將回中國工作， — 有較好的英語水平， — 有一定的德語水平。 他們在信中說“AUDAX”公司從1999年1月開始為我費盡心機地找實習位子，與100多家企業聯係，覆蓋麵很廣。我那裏會有如此這般的“良好待遇”。如果說為我們全體同學嘛，恐怕還能夠令人信服。更何況“AUDAX”這個夫婦二人的中介公司，還想著做第二批、第三批甚至更多的中國學生。 我認為：在合同簽字生效後，我交納了學費，他們就應該提供給我實習位子。我享有這個權利！ 他們更應該履行應盡的義務！ 信裏還說：“AUDAX”為聯係實習公司，付出了150小時的工作時間。我想要說的是，一個人想做生意不付出精力行嗎？這是再簡單不過的業務常識！現如今他們也拿來當作一個推卸責任的理由，滑稽！ 信裏說我不利用他們提供的強化德語的多次機會。我怎麽敢當！事實是他們根本就沒為我提供過什麽機會。僅有的一次，我自己去“VHS”（注：德國的一個成人學校）學習，因為我沒有錢，與“AUDAX”借了231.60馬克，前提是一旦我有了實習公司的話，我還需要還這筆學費。現在卻被說成了為我提供了強化德語的機會。 人們都知道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語言學習在於運用，由於我沒有實習位子，所以就沒有一個客觀的語境。我在大部分的時間裏除了自學外，就是利用一切的機會與人交談，自我去創造語境、尋找練習說話的機會。如今他們竟然信口雌黃，混淆黑白。 1999年10月中旬，“Steinbeis”發給每位同學一個通知，說是要進行德語水平測試，誰的德語測試不及格的話，一旦這名同學丟掉了實習位子，“Steinbeis”將不再為其尋找新的實習位子。所謂的語言考試，隻不過是他們推卸責任的一種手段。虧他們想得出這樣的辦法來對付我們同學。考試不能查卷，換句話說，說你及格你就及格，說你不及格你就不及格。再者，我們班有些同學，雖然考試及格了，但是“Steinbeis”和“AUDAX” 照樣也解決不了他們的實習位子。所以說隻要對“Steinbeis”和“Audax”有利的時候，這些考試是他們拿來對付我們學生的工具！對他們不利的時候，他們之字不提。 來信中說：為我做了7次約談。之所以沒有成功都是因為我的德語不行，英語也不行。 事實是： 1，1998年12月15日我與“Agiplan.AG”約談，這次我知道對方對我的德語能力不滿意。 2，1999年1月12日我和另外一個同學被帶到一家中國人承租的小飯店，但是這裏正在裝修，更主要的是他們認為我們的EMBA學生身份在這裏當服務員不合適。 3，1999年2月8日至3月9日，我的同學C女士幫我介紹的實習機會，我直到現在還不清楚到底是為何，莫名其妙地黃了。 從1999年3月9日直到1999年6月底，100多天的時間裏，“AUDAX”沒有為我進行過一次約談。我一個人住在少兒營地裏，遠離市區。忍受著寂寞與孤獨。在此期間我的家人就我的問題與他們多次交涉。1999年6月下旬的一天，“AUDAX”的Kessler先生開車去了斯圖加特，與“Steinbeis”和“Koch&Song”公司商量對策。回來後破天荒地來到我的偏僻駐地，告之我“AUDAX”同意借給我231.60馬克去報名參加“VHS”的語言班，而後在隨後的日子裏，“AUDAX”的Kreuder先生還帶著我去跑了幾家公司進行所謂的約談。每次約談他總是先介紹“AUDAX”及我們EMBA項目，然後遞給人家4、5份第二批、第三批同學的簡曆，最後才輪到我來介紹我的經曆。其結果是“AUDAX”沒有做成功第二批、第三批，而我也成了一個陪襯。在當時我還納悶兒。怎麽如此地為我聯係實習位子。事先不與人家講清情況。現在想來這分明是他們的一個計謀。表麵上是為我尋找實習位子，圖有虛名而已。但令我萬萬沒想到的是，現在他們竟然拿它說事兒。他們還厚顏無恥地計算“花帳”，說什麽為我已經支付了17000馬克的費用。難道筆者自己簽字領過多少錢還不知道嗎？區區數千元而已。 不明不白地中了人家的圈套。每每想起這段經曆，都令我感到痛心。也更加使我認清了這夥人的醜陋麵目。 在他們的來信中，我的另一條“罪狀”是他們注意到我不願意學習。這個說法更是荒謬之極！ 為了出國學習，實現我的MBA之夢想，除付出了我多年的積累，還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犧牲了令常人羨慕的工作位置，良好的工作待遇；忍受著妻離子散的枯燥生活。我是多麽珍視這次的學習機會。倘若我不願意學習的話，我怎麽會做出如此之昂貴的犧牲。付出如此多的金錢，付出我寶貴的人生年華。然而無情的現實確是：由於他們的一次次違約，我來到德國進行苦行僧般的“自學” 所謂的EMBA生活。 來信的最後說我不能順利的學習，決不可能畢業的。 我想說的是：拿不到這張所謂“EMBA碩士文憑”，沒有令我可惜什麽。同時我也堅信如此的一張“文憑紙”，對我的未來無關緊要，倘若有了它，隻會溝起我無盡的辛酸回憶！ 我現在將我的留學故事講出來，隻是希望能令其他求學人士借鑒，防止走彎路，重演我的求學悲劇。 EMBA留學的夢結束了，春天的花瓣灑落在流淌的萊茵河裏，眼望美麗的萊茵河水，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春花秋實”，願千禧龍年伴我好運，我也將更堅實地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