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司令是也
回歸原始主義者兼動漫發燒友
這天下午。天剛放晴那會，《時代人物周報》的攝影記者叫他們站在他們作品的展出地：北京東單北大街“索卡當代空間”的入口，各倚在大門一邊，眼朝一個方向眺望—— 這個圖片創意據說還是琢磨了半天才想出來的。
宋冬和尹秀珍是一對藝術夫婦。但顯然，他們對背靠著藝術畫廊紅磚綠牆拍照興趣不大。雖然有點疲倦，但宋冬堅持說，我們該穿過庭院，到大街小巷裏去。他說“藝術館都有點假模假式的，我更喜歡市井的東西。”
宋冬活躍於中國當代藝術界。從1994年起，他舉辦個人作品展十五個，參與國際性群展近百個。有別於現階段中國大部分當代藝術家的是，其一，宋冬從不急於給自己貼上固定標簽，作品形式涉及裝置、行為、新媒體、表演等，非常廣泛；其二，宋冬往往不願意給自己的藝術作品加上文字表述，認為這限製了觀眾個人的理解力。即使到了近幾年，當宋冬覺得自己在藝術上的思考越發清晰，就越無法對自己的作品做出簡單闡釋。他稱這種狀態為“清晰的模糊”，認為藝術家的責任就是用最清晰的手段告訴觀眾一件指向模糊、多義、可以由多角度入手解構的事件。
當然，宋冬在作品上的“寡言”並不削弱他在藝術界內外日益形成的影響力。在中國當代藝術圈口口相傳的“江湖排行榜”裏，他進階前五名的頻率越來越密集。還據說，一位時尚雜誌的女記者去采訪他，閑聊了一上午後，那名連杜尚是何物都語焉不詳的女記者從此宣稱自己成為“當代藝術迷”。宋冬何以對後進們產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力？策展人左靖認為，宋冬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不使人心生恐懼”的當代藝術的另外一張麵孔。
好吃的人
在宋冬和尹秀珍位於西單某胡同的家裏，院落裏有一塊大石頭。隻要宋冬在家，每天中午，他就用毛筆沾上清水，在石頭上寫字，“愛寫什麽寫什麽，不能為人言的事都寫在那上頭。”宋冬說水寫日記的創意來源於自己小時候，當時老寫日記。有一天看到自己同學臉上流著血來上課，說是爸爸看了他日記裏“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鉗子擰他的嘴。宋冬覺得太可怕了。長大幾歲，有一次看電視，說警察通過一本日記抓住了一個壞人，他一嚇更是不得了，把自己的日記全燒了。現在，他總是用水寫日記，再坐視那些關乎心靈的字跡逐漸消失，同時感覺著隱私與情緒被交付他人、被宣泄以及隱私與情緒永遠被掩蓋、被埋藏——兩種背反的快樂。
“水寫日記”原本是宋冬的一個作品。但十多年來，宋冬果真形成了“水寫日記”的習慣，它變成了他家的一部分，他生活的一部分。“生活=藝術”這一觀點貫徹宋冬藝術活動的始終。因此，他並沒有尾隨著中國當代藝術某些先行的痕跡，拐上一條幽僻、另類、血腥、拒絕接近的道路。相反，隨著藝術觀的成熟，他的作品越來越具有日常的平和氣息。往往當觀眾帶著友好、好奇甚至戲謔的情緒靠近他的作品時，他的作品已經得到消解。
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宋東的“吃”作品係列。宋冬曾經製作過一係列可以食用的當代藝術作品，次數之多，名聲之著，以至於人們形成一個印象：有宋冬參與的展覽上十有八九可以大快朵頤。宋冬把“吃”分為四個層麵：首先是吃飽；第二是吃好；第三是吃本位，強調特別專業的味覺體驗；第四種，則是吃境界，關涉“吃”在文化範疇的內涵。宋冬著手做“吃”係列是在1997年，當時他開始頻頻被邀出國，英語不好，但他“喜歡吃，有不錯的手藝”，在與他人的飲食交流中，他發現“吃”是消除語言障礙，使人們溝通的好途徑。
有一次，宋冬在巴黎做作品，名為“吃盆景”。策展方要求作品必須保留至開幕後三個月，而且還得不變壞。經過調查，宋冬發現法國隻有醃製的火腿肉可以存放那麽久。於是他一麵買了大量法國火腿肉，精心製作成一盆盆中國盆景。一方麵向策展方要求第二筆製作費，理由是：開幕那天，人們可能把“吃盆景”全部吃光。策展方拒絕了這個要求，回答是：人們不會吃藝術品。宋冬說，同樣的作品他曾在美國做過，觀眾全吃光了。策展人頗為高傲地說：“那是美國人的做法。”但事實證明策展人錯了，後來“吃盆景”被觀眾嘩搶一空。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聖保羅雙年展上，為呼應“無主之地”的展覽專題，宋冬用甜品製作了一副大型世界地圖。在開幕當天，空著胃的如潮的人群在四十分鍾內就讓“世界”得以消失。“世界”彌散了邊界，“無主之地”便始形成。
宋冬說，收藏藝術品有三種方式。一是觀看；二是購買私藏；他更喜歡別人用第三種方式消解他的作品：吃掉，帶到世界各地排泄四散。
“過一年，像過了幾輩子”
宋冬從1988年開始投身當代藝術。和所有八、九十年代起步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一樣，宋冬也經曆了社會對當代藝術不理解、乃至敵視的那段時期。
1994年，宋冬的一張畫賣了好價錢：一萬元。他交了一千六百元的稅後，拿所有的錢搞了自己的第一個個展《又一堂課：你願意跟我玩嗎》。在這場充滿追憶、童稚、力圖恢複兒提視野以置疑成年人評判標準的展覽中，宋冬在地上鋪了幾萬張從小到大用過的考卷，讓學生們在課堂上讀無字書。這個展覽僅開幕三十分鍾就受到查封，理由是：不嚴肅；不符合防火要求。
宋冬的親友們也反對他成為“當代藝術家”。以前，他們都叫他“畫家”。可94年宋冬開始搞展覽後，他們就覺得他可能腦袋有點問題了。94年末，尹秀珍也做了自己的個展。於是人們就斷定他們夫婦全瘋了。宋冬的父親痛心疾首。
宋冬說，現在當代藝術的外部環境當然有了極大的改善。但從始到終，他都沒評判過什麽時候是“當代藝術最嚴酷的時代”，人最可怕的就是為自己設置牢籠。宋冬回憶說，有段時間，家裏很窮，沒有地方願意提供展覽場地。他就在家裏做，在大街小巷做。他做過一個名為《一壺開水》的作品，提著一壺開水，淋遍整條胡同，“不花一文地搞了藝術。”麵對當代藝術圈所產生過的怨天尤人的說法，宋冬打了個比方來反駁，他說：“練劍不總是為了擊敗假想敵，修身養性才是最大的目的。”
雖然現在呆在國外的時間和在國內幾乎一樣多，但宋冬還是說，自己絕大部分的作品都在國內完成。和許多國際性藝術家一樣，他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煥發著無法預見的活力與生機。“過一年，像過了幾輩子”。
但更重要的是，他說，不是因為在中國做當代藝術好，而是因為在自己的家鄉做當代藝術，最得心應手。
又獨立，又相愛
人們要參加4月1日“索卡當代空間”的展覽酒會，先得持一張仿真機票做的邀請函，彎腰穿過一條仿造機場安檢行李帶式的漆黑過道，過道外有兩個神情嚴肅的人盯著可視屏幕監控著人群的一舉一動。一發現“危險”，他們就把“懷疑對象”請到檢查台上，用衣物毛刷仿製的機場檢查裝置在該對象身上煞有介事地“掃描”一遍。而過道的左邊，則掛著人們所熟悉的、機場禁止攜帶的物品的圖標和告示，如：刀具、爆炸品、寵物……
這個名為《入口：連續的空間》的裝置作品，出自尹秀珍手筆，力圖表現在兩個互換空間的邊界，總會生成一些法規條律，人們總得準備好檢查或者自我檢查。實際上，長年飛行、四處參展的羈旅經驗給尹秀珍的許多作品帶來了靈感。她曾製作過一個係列作品，叫《可攜帶的城市》，用衣物折疊紡製出各種各樣的建築造型，擺放在箱子裏。每個箱子代表一個國際城市。至今為止，尹秀珍已經完成了十七個箱子，代表她曾經去過十七個地方。
在這些象征城市的箱子中，據說，“北京”最為人所稱道。與尹秀珍在其它城市走馬觀花的“外來人”身份相符合，其它十六個箱子裏的城市造型大都是當地知名建築物的堆砌。而“北京”造型僅僅由一條環行路組成，箱子裏的聲音裝置響徹著尹秀珍所理解的“北京”的聲音：後海邊，老頭們裂著嘴唱京劇，街邊公共汽車緩緩開過，路人京腔十足的閑聊聲時有入耳。
宋冬和尹秀珍作為藝術“同道”，實際上罕以強調兩人的夫妻身份。他們認為彼此都是非常獨立的藝術工作者。2002年，他們才第一次舉辦了夫妻合展，而當時，他們都已投身藝術十多個年頭。
那年是他們結婚第十周年。恰逢紐約前波畫廊邀請他們辦一次夫妻合展。宋冬和尹秀珍決定以“筷子”為題分別提交自己的作品：取“分則為單獨一根棍子，合則成一雙筷子”的含義，暗喻他們的婚姻狀態。他們自設規定，即雙方作品都要符合相同的大小、尺度，而材料、表現形式不限。事先，他們誰也不知道對方會做出什麽樣的作品。在整個製作過程中，他們互相保密，又出於對對方的了解互相揣摩彼此的做法。結果，宋冬做了一根銅製鐵棍，棍體上標注：“金箍棒，定海神針，重一萬三千五百斤”，尹秀珍則做了一個布製的拉鎖口袋，裏麵塞滿海綿製成的日用品，如果把口袋裏的東西全拿出來，又恰好可以把宋冬的“定海神針”裝進去——百煉鋼而成繞指柔，夫妻二人對對方藝術與生活的深刻了解使這個作品大功告成。
宋冬認為生活等同於藝術，而在尹秀珍口中，即使她談論的是藝術，聽者也會認為她僅僅在談論生活。她說，在家裏最窮的時候，她跟宋冬說，隻要我們有飯吃，你愛怎麽搞作品就怎麽搞，我不反對。
後來，她做了很多針線縫製的藝術作品。她請她母親來幫忙。再後來，有一次她帶了她母親和妹妹一起參加國際藝術大展，因為她們都是“藝術作品作者”。談起這些尹秀珍就笑起來。相反，她不願意評論她自己和宋冬的作品，隻是說，宋冬做“吃”係列時，她覺得觀眾們有得看，現在又有得吃了，挺好的。
確實，宋冬認為“藝術等於生活”的觀點，在尹秀珍那裏，隻怕會有進一步的修正。當談及宋冬的作品中，尹秀珍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時，她想了想，說是《哈氣》。宋冬做作品時是北京的冬天，戶外氣溫零下七、八度。宋冬得光著上身，趴在地上不斷嗬氣。
後來她又說，《印水》也是讓她記憶深刻的作品。當時宋冬蹲坐在河邊，朝自己身上澆水。氣溫隻有十度，河水冷冽刺骨。尹秀珍就在河邊為他拍照存檔。
“當時哪裏顧得上藝術啊！”現在她說，“隻想他快點起來！心都疼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