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正義淩駕於法律之上 ——從李承鵬的人道主義幹預談起

[摘要]
在當代戰爭敘事中，一種以道德為核心的人道主義幹預邏輯正在重新獲得影響力，即當一個政權對本國人民實施係統性壓迫時，其主權正當性喪失，外部武力幹預不僅合理，而且具有道德義務。本文以李承鵬的新作《為什麽神棍必須死》【1】為分析對象，在普世價值與《聯合國憲章》共同框架下，係統探討人道主義幹預的正當性邊界。文章首先通過盧旺達、斯雷布雷尼察與科索沃等案例，確認國際製度在特定情境下確實可能發生嚴重失靈，但指出由此推導出“正義優先於法律”的結論存在邏輯斷裂。隨後，通過Tesón、Buchanan與Orford等理論路徑展開文獻對話，並將爭論提升至戰爭倫理與政治哲學層麵。進一步，從現實主義角度分析戰爭升級的係統性後果。本文認為，人道主義幹預的道德動機，若脫離法律約束與後果責任，將削弱其所宣稱維護的普世價值基礎。

一、引言：從道德憤怒到戰爭正當性

近年來，一類戰爭論述逐漸強化了一種直接而強烈的邏輯：當國家對本國人民實施嚴重壓迫時，該政權即喪失主權正當性，對其實施外部打擊不再屬於“幹涉內政”，而是“保護人類”。

典型表述如：“神棍政權沒有主權……狙殺屠戮本國人民的神棍，不叫幹涉內政，那是對全人類人權的保護。”【1】

這一論斷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觸及了一個真實困境：當國際社會麵對大規模暴行卻因程序、權力或政治分歧無法行動時，“不幹預”本身似乎也成為一種道德失敗。盧旺達與斯雷布雷尼察的經驗，正體現了這一點【2】。

與此同時，科索沃戰爭中“非法但正當”的判斷【3】，更進一步撕裂了法律與正義之間的關係。

因此，本文提出核心問題：當正義與法律發生衝突時，正義是否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

二、經驗基礎：製度失靈與論證邊界

（一）盧旺達：製度為何未能阻止屠殺
盧旺達種族滅絕（1994）已被廣泛視為國際社會的重大失敗。聯合國調查報告指出，在授權範圍、資源配置與政治意願方麵均存在嚴重不足【4】。達萊爾將軍在回憶錄中亦提到，維和部隊雖掌握情報，但缺乏行動授權【5】。

由此可見：製度約束可能導致道德性不作為。但這一結論仍有邊界：它說明製度可能失敗，而無製度本身應被放棄。

（二）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區的倫理悖論
聯合國“安全區”未能阻止大規模屠殺。事後報告承認，其失敗源於任務設計與執行能力之間的脫節【6】。這一案例揭示：無能力支撐的保護承諾，本身構成倫理風險。

（三）科索沃：例外如何成為論證基礎
科索沃戰爭被評價為“非法，但正當”【7】。這一判斷為“道德優先”提供了理論支點。但問題在於：例外是否可以成為規則？若答案為肯定，則任何國家均可自我授權發動所謂“正義戰爭”。

（四）從壓迫事實到戰爭正當的斷裂
在相關論述中，常見如下推理結構：壓迫存在 → 主權失效 → 軍事幹預正當。然而，這一推導至少缺失三個環節：
    1.    非暴力手段是否消耗殆盡（如外交努力）
    2.    幹預是否具有合理成功可能（如達到政權更迭的目的）
    3.    戰後秩序是否可維持（如臨時軍事托管，援建計劃等）
換句話說：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肯定答案，我們不能說幹預正當或完全正當。

因此，這裏有必要搞清楚一個邏輯問題：人權壓迫是正當幹預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必要條件”？

顯然，嚴重人權壓迫無疑構成外部幹預正當性的必要條件，即在不存在係統性暴行的情況下，幹預難以獲得道德與法律上的正當性。然而，將這一條件誤認為充分條件，則會導致一種邏輯錯誤：即隻要壓迫存在，幹預便自動正當。而這正是李文中隱藏的邏輯。

這一“充分條件“的推理在經驗與規範兩個層麵均難以成立。經驗上，伊拉克與利比亞等案例表明，即便壓迫確實存在，外部幹預仍可能導致國家解體、長期衝突甚至更大規模的人道災難，如伊拉克國家解體，內戰，ISIS崛起（哪怕是暫時的）；利比亞政權崩潰，持續分裂，民兵化等嚴重結構破壞問題；規範上，若將“壓迫存在”視為充分條件，則任何國家均可基於自身判斷發動幹預，從而削弱《聯合國憲章》對武力使用的基本約束。

因此，更為合理的理解是：壓迫事實是幹預正當性的必要前提，但隻有在同時滿足合法性、比例性、最後手段與合理成功可能性等條件時，幹預才可能構成充分正當。

筆者認為，將“壓迫存在”視為幹預的充分條件，本質上是把一個複雜的規範判斷，簡化為單一變量，從而為無約束的武力使用打開了邏輯空間。因此，人道主義幹預的正當性應被理解為一個多條件聯合判斷，而非由單一道德變量決定。

三、文獻對話：三種理論路徑的張力

（一）Tesón：道德優先的幹預理論
Tesón指出：主權並非實施暴行的許可，而是以人權保障為條件的權利【8】。這一立場與當代戰爭論述高度一致，其優勢在於提供強烈的道德動機。

（二）Buchanan：製度合法性的必要性
Buchanan提出：問題不在於幹預本身，而在於缺乏合法製度來規範幹預【9】。他強調：正義必須通過製度表達。

（三）Orford：人道話語的權力批判
Orford指出：以人道之名的幹預，往往再生產既有權力結構【10】。這一批評提示：道德語言可能掩蓋權力運作。

可見，三者構成如下張力：
    •    Tesón：為何必須行動
    •    Buchanan：如何合法行動
    •    Orford：誰在定義行動

筆者認為，李承鵬的文章強調第一點，但忽視後兩點。

四、哲學思考：正義是否可以突破規則？

（一）欺騙斬首（deceptive decapitation）
國際人道法禁止“背信棄義”，即利用信任實施攻擊【11】，這裏沒有說對“敵人“就可以欺騙。談判期間的信任和戰爭中的欺詐戰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交換。

這一原則提出危險的哲學問題：是否存在一種邪惡，可以使規則失效？ 換句話說，如果敵人足夠壞，我們還能不能繼續遵守規則？

李承鵬的論點可以抽象理解為：如果對方極其邪惡，則常規規則無法約束，因此，可以使用非常規甚至違反規則的手段。問題是，這個邏輯是否成立？

在哲學層麵，這個問題的本質上對應一個經典倫理衝突：
規則倫理（Rule-based ethics）
其核心是：規則必須對所有人適用，否則就不再是規則。即：不能因為對方壞，就可以破壞規則，否則規則會崩塌。
結果倫理（Consequentialism）
其核心是：如果破壞規則能減少更大傷害，可以接受。即：為了阻止更大惡，可以使用非常手段。這裏其實在提出一個“邊界測試問題”。

這裏會有三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認知：
情況A：不存在這種“例外邪惡”，結論是規則永遠有效，即使對納粹/極權也必須遵守；
情況B：存在“例外邪惡”，結論是在極端情況下可以自作主張，無故規則；
情況C：介於A和B之間（西方主流觀點），結論是規則不能被隨意突破，但可以在極高門檻下例外，如聯合國的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這種折中的關鍵在於，“例外“也必須被規則化，而不是隨意化。

簡言之，國際人道法並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性規則，而是體現了一種更深層的規範性承諾：規則必須具有普遍約束力。如果“正義壓倒規則“，那麽規則的約束力將不可避免地取決於行為者對“邪惡”的主觀判斷，從而喪失其作為普遍規範的基礎。而對正義和邪惡的定義權一定在強者手裏。但是，“強者正義，勝者為王“的邏輯在文明社會普遍不被認可。

（二）比例原則：效率與正當性的結構性衝突
李承鵬文中寫到：“誤炸學校真讓人悲痛……但這改變不了戰爭性質。” 他並且舉例二戰盟軍誤炸學校和其他戰爭“誤炸”。

他得出結論：不能因為誤傷平民，就否定戰爭的正當性。換言之，隻要戰爭目標正當，附帶平民傷亡可以接受，不影響戰爭性質。

國際人道法中的比例原則要求，任何軍事行動不得造成相對於具體軍事優勢而言“過度”的平民傷害【12】。該原則的意義不僅在於限製暴力規模，更在於為戰爭行為設定一種最低限度的道德邊界。

李文的原則偏離在這裏，他實際上在說：平民傷亡不會改變戰爭性質。但比例原則要求：某些規模的平民傷亡，會使行動不正當。甚至有戰爭性質變異的危險。

公平地說，李文承認“平民傷害是悲劇”，但否認它對“正當性判斷”的決定性作用。

筆者願意做出這樣的判斷，李承鵬在事實上弱化甚至繞開了比例原則，將戰爭正當性的判斷主要建立在目標性質上，而非手段限製上。

然而，在現實戰爭中，這一原則與軍事效率之間往往存在結構性張力。一種常見的直覺是：通過更強烈、更集中甚至壓倒性的打擊，可以迅速削弱對方能力，從而縮短戰爭進程，最終減少總體傷亡。但與之相對的經驗表明，過度使用武力，尤其是對平民造成廣泛傷害時，往往會激發更強烈的敵對情緒、擴大動員基礎，並延長衝突周期。

因此，問題不在於“強力打擊是否有效”，而在於：軍事效率是否可以成為突破比例原則的正當理由？換言之：如果以“更快結束戰爭”為理由，可以接受更大規模的平民傷害，那麽比例原則是否仍然具有約束力？

這一問題揭示出一個根本性的規範困境：當效率邏輯與規範約束發生衝突時，若允許效率優先，規範將逐漸失去實際效力；而若堅持規範優先，則可能在短期內承受更高成本。

因此，比例原則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提供一個可被輕易權衡的技術標準，而在於明確劃定一條底線：某些手段即使在戰略上可能更“有效”，也不因其效果而獲得正當性。

（三）結果正義原則：從動機正義到結果正義
李文寫到：“我當然同意，推翻邪惡政權並不必然迎來好政權；但不推翻邪惡政權，永遠迎不來好政權。” 他並舉例伊拉克經濟改善
和ISIS衰落。

李承鵬的邏輯結構是：推翻暴政 ≠ 一定成功，但  不推翻暴政 = 一定不成功。在哲學上意味著他采取的是一種：“必要條件邏輯”，即：暴力不是充分條件，但被視為必要條件。這種推理符合邏輯，暴政不會自行讓出權力。

但是，關鍵問題是他忽略了一個可能性：暴力幹預也可能產生更壞結果，更深層問題。李文實際上在做一個隱含假設：暴力幹預的結果至少不會比現狀更糟，所以不惜一切代價推翻暴政是合理的和必要的，這就是李承鵬“為什麽神棍必須死“的底層邏輯。

但現實經驗（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表明：這個假設並不成立。簡言之，李承鵬將“推翻暴政”視為通向自由的必要路徑，但未充分論證該路徑在整體結果上的可行性與優越性。在支持人道主義幹預的論述中，常見一個隱含前提，即通過外部武力推翻壓迫性政權，可以為自由與人權創造條件。然而，曆史經驗表明，這一因果關係並非線性，也並非必然成立【13】。

確有許多案例顯示，外部幹預在特定條件下促成了製度轉型；但同樣存在大量相反案例，其中戰爭導致國家結構解體、權力真空、長期衝突乃至更為嚴厲的統治形式。因此，“推翻暴政”與“實現自由”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必然聯係。

這一問題在當代批評性現實主義中得到了進一步強化。米爾斯海默在多次演講與訪談中引用相關研究指出，美國自二戰以來參與或主導的軍事行動，已造成數千萬規模的直接與間接死亡（具體數字在不同研究中存在差異）。這一論斷的意義並不在於精確數字本身，而在於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

當以“正義”之名發動的戰爭在累積效果上造成大規模平民死亡時，這種正義是否仍然成立？

換言之，即使將這一數字大幅下調——無論是數百萬、數十萬，甚至更低——問題依然存在：是否存在一個傷害規模的閾值，一旦超過該閾值，戰爭的正當性將被削弱甚至被否定？

這一問題也直接指向前麵討論過的比例原則的核心：正當性不僅取決於戰爭目標的性質，還取決於其所造成的實際後果。如果一個以“解放”或“保護”為名的軍事行動，在整體上造成了大規模平民死亡與長期不穩定，那麽其正當性就不能僅以初始動機來維持。

因此，這一批評實際上揭示出一個更為嚴峻的規範性命題：當“正義戰爭”在經驗上反複產生大規模人道災難時，問題可能不再是某一戰爭是否執行不當，而是“以戰爭實現正義”這一命題本身是否存在內在缺陷。

這引出一個關鍵的哲學問題：

正義是否僅取決於動機，還是必須以結果為判斷標準？

若僅以動機為依據，則任何以“解放”為名的暴力行為，均可能獲得正當性；但若將結果納入判斷，則必須承認：一項以正義為出發點的行動，若在整體上造成更大或更長期的傷害，則其正當性將受到根本性削弱。

因此，可以得出一個更為嚴格的規範性判斷：正義不是行動的輸入條件，而是行動的評估結果。 換言之：不能因為行動以正義為名，就預先認定其正當性；相反，正義必須通過其後果來檢驗。

這一點對於人道主義幹預尤為關鍵，因為它意味著：僅僅證明對方政權的不正義，並不足以證明對其實施武力是正當的。

（四） “比例原則“和“結果正義原則“總結：

李承鵬的論證在規範結構上呈現出一種典型的“目標導向正當性”：即隻要戰爭目標具有道德正當性，則對手段的限製可以相對放鬆，對結果的不確定性可以被容忍。然而，這種結構在理論上削弱了比例原則的約束力，並在實踐中低估了暴力幹預的係統性風險。

在比例原則與結果正義原則問題上，李文論述呈現出一種一致傾向：即將戰爭正當性的判斷主要建立在目標的道德性質上，而相對弱化對手段限製與結果評估的要求。例如，其明確指出，“誤炸學校真讓人悲痛……但這改變不了戰爭性質”，這一判斷實際上否認了平民傷害在正當性判斷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與國際人道法中“過度傷害將使行動不正當”的比例原則形成張力。同時，在“暴力幹預與自由結果“的因果關係上，文章雖承認“推翻暴政並不必然迎來好政權”，但通過“若不推翻則永遠無法改善”的論證，將暴力幹預視為實現自由的必要路徑，而未充分考慮其可能產生更大或更持久不穩定的情形。上述兩點共同表明，李文論述在規範結構上屬於一種目標導向的正當性邏輯，即以對方的“不正義”作為核心判斷依據，而對手段約束與結果責任的關注明顯不足。

五、現實主義檢驗：良好願望的係統後果

現實主義理論指出，國家行為主要受結構性約束，而非道德動機主導【14】。因此，即使動機正當，戰爭仍可能導致：
    •    衝突擴散
    •    能源危機
    •    政權強硬化

同時，“非法但正當”的邏輯若被常態化，將削弱國際法約束力【15】。

六、結論

筆者認為：正義不能脫離法律存在，否則將轉化為無約束的暴力。更為合理的路徑應該是：以法律約束正義的定義和行動，以正義原則修正法律。

注釋

【1】李承鵬：《為什麽神棍必須死》，2026年3月16日
Li Chengpeng, “Why Theocratic Tyranny 
Must Die,” March 16, 2026（作者譯）

【2】 United Nations, Report on Srebrenica
 (1999)

【3】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 The Kosovo Report (2000), p. 4.

【4】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Rwanda (1999)

【5】Roméo Dallaire, 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2003), pp. 200–205.

【6】United Nations, Report on Srebrenica
 (1999)

【7】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Kosovo.
 The Kosovo Report.  p. 4. （2000）

【8】Fernando Tesó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2005), pp. 5–6.

【9】 Allen Buchanan, Justice, Legitim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2004), p. 301.

【10】 Anne Orford, Read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2003), p. 45.

【11】 ICRC,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ule 65.

【12】Ibid., Rule 14.

【13】Stephen Walt,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2018

【14】John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2018), pp. 45–50.

【15】Martti Koskenniemi,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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