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五年的三大危機

中國未來五年的三大危機
戴大魏

（此文已發表於《北京之春》2008年第7期）

　　未來五年——2008年至2012年，中國將再一次處於曆史的緊要關頭。
　　在過去一個世紀內，中國已經數次處於這樣的曆史緊要關頭。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戰爭、1936年的西安事變、1945年至1949年的國共內戰、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發動文革、1978年的經濟改革、1989年的民運，都是中國當代曆史的一個個緊要關頭。
　　當辛亥革命即將100周年之際，中國再一次麵臨曆史的緊要關頭。而且這一次，中國人將經受最巨大的陣痛。過去一個世紀的每一個曆史緊要關頭，中國人都經受了巨大的陣痛。如果把人們經受的陣痛與他們當時生活的富裕或安逸程度進行對比的話，即將來臨的這一次反差最為強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今天的中國人將在新的曆史緊要關頭經受最巨大的陣痛。
　　為什麽說中國將再一次處於曆史的緊要關頭？因為中國未來五年難以避免三大危機，它們分別是經濟危機、戰爭危機和政權危機。

經濟危機
　　中國自1978年底開始對外開放的經濟改革，第一步是農村的土地承包，第二步是城市經濟改革，從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雙軌製，再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1992年春，計劃與市場的爭論被人們拋至腦後，中國在絕大多數領域步入了市場經濟。盡管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還沒有得到世界主流國家的認同，但是在多數消費品領域中國已徹底市場化和資本主義化是不爭的事實。
　　世界各國市場化和資本主義化道路的曆史表明，早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誰都無法避免。這種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相對過剩，表現為為大量商品賣不出去、大量生產資料閑置、大批企業破產、大批員工失業、金融機構癱瘓、信用關係破壞、經濟急劇衰退，社會的經濟生活陷入混亂。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主要是解決日常生活用品極度匱乏的問題，在真正走向市場化之前、在1989年鎮壓民運之後，中國曾出現第一次產品相對過剩的經濟衰退（1990年至1991年）。後因1992年起步的市場化及中國消費水平的梯度多樣性（特大型城市-大型城市-中小城市-郊區鄉鎮-周邊農村-偏遠鄉村），通過購買力提高與需求麵擴大消化了滯銷產品。1992年至1994年的經濟過熱，中國在內地城市市場曾出現第二次產品相對過剩的局部經濟衰退，國有企業倒閉、員工下崗、消費低迷、三角債、全國範圍基本生活消費品物價的超級穩定。後因市場化的深入及全國性的引入外資競賽、鼓勵民營企業等舉措托住了經濟的下滑，進而發生逆轉，帶來了中國經濟長達10年的穩定快速增長（1997年至2006年）。
　　共產黨內所謂的政治經濟學家們都知道，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成因與再生產的四個階段：危機、蕭條、複蘇、高漲。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社會化生產與資本主義私有製之間的矛盾讓周期性經濟危機變為現實。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有計劃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以及資本家無限擴大生產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支付能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即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必然引發經濟危機。典型的資本主義再生產周期，包括危機、蕭條、複蘇、高漲四個階段。危機是上一個周期的終點，又是下一個周期的起點。在蕭條階段，生產處於停滯狀態，同時為複蘇階段做準備。在複蘇階段，生產和消費的矛盾進一步緩和，社會生產逐漸恢複，並進一步發展，使經濟出現繁榮景象，形成高漲。高漲又使資本主義經濟各種矛盾加以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又爆發新一輪經濟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主流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麵實施福利的社會主義化，一方麵加強對市場資源配置的科學化服務，事實上已經做到了對周期性經濟危機的防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在市場化和資本主義化方麵剛剛起步的中國具有防範經濟危機的能力，這更不等於說中國可以遊離於市場化早期的經濟危機這一規律之外。
　　事實上，中國從1994年至1996年的滯脹性危機、蕭條兩階段中走出來，經過1997年至2003年的複蘇階段，2004年至2007年的高漲階段，危機階段的種種征兆已經出現。高漲本身就是危機即將出現的重要征兆，以13億人口為基數、以東方非理性文化為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市場，一旦經濟高漲的苗頭出現，買漲不買降的從眾行為，勢必嚴重誇大社會需求，迅速推動經濟過度高漲，生產出十倍的過剩產品。今天的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就是明證。以房地產市場為例，中國各地房屋建築麵積和售價雙雙創下曆史新高，而不少人的論調依然是供不應求造成的。其實，供不應求祇是迷惑人的某個方麵，若按中國人的人均占地麵積與人均收入來看，中國人今天人均擁有的住房麵積已經是大大偏高了。一方麵旺盛的需求一定刺激房屋建築的加速，房地產開發商為了利潤而加速開發，政府為了保障越來越多買不起商品房的家庭加速建設廉租房。高企的房價讓人本身的生產不可持續，在中國開公司做生意競爭力越來越低，惹不起躲得起，結果房地產還得回到它應有價值的位置。不幸的是，這個過程就是危機。
　　2008年至2009年中國將爆發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生產相對過剩性經濟危機，2010年至2012年將是中國經濟的蕭條期。

戰爭危機
　　所謂戰爭危機，是指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台海戰爭。
　　這場戰爭難以避免，最大的原因是台灣老百姓的民意發生了重大轉變。2006年中，台灣的各項主流民意調查顯示，認同台灣獨立的人數首次超過50%。此後，這個比例就沒有下降過。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化的社會，盡管台灣的民主政治帶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但是決定今天台灣社會重大政治問題走向的無疑是民意。民進黨也好，國民黨也好，要想執政必須打民意牌。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對此並不願意相信，即使半信半疑也沒有處理民意的基本經驗。
　　2008年台灣總統換屆選舉，中共指望國民黨重新執政，以此阻止民進黨的台獨進程。這是中共低估了台灣民意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力。到時候，不管是馬英九勝出還是謝長廷勝出，他們都不會回避台灣民意的呼聲，區別祇在於是以“中華民國”還是以“台灣”的名義尋求國際發展空間。馬英九能在為政清廉上表現出如此那般書生意氣，想必他也不會在中共的獨裁與武力麵前裝熊。要知道，在馬英九這個留美法學博士眼裏，沒有民主的獨裁是政治腐敗的頭號敵人，他對中共政權的抵觸應該不在民進黨諸君子之下。對於馬英九來說，台灣或者說中華民國的獨立是實，中華民國或者台灣的稱呼祇是一個名稱而已。
　　分別“名”與“實”是中國人的傳統和長項，中國大陸人民也不會被馬英九忽悠。中國大陸人民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在小康生活中前所未有地高漲，這是台海戰爭不可避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不久前，筆者在中國大陸有機會跟親朋好友們相聚，問到台灣如果獨立，大陸該不該打台灣的問題，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打”。他們懷疑的是台灣有沒有膽量獨立。如今，中國大陸已經立法，並且在十七大一中全會後集體確定向台灣開戰的具體條件。一句話，中共把一件需要承擔重大曆史責任的事情分散到眾人的肩膀上，正說明他們敢打或不得不打。
　　這一戰，雙方都不想打，這麽想久了，就以為不會打，因此都自行其是。雙方都不把對話以化解衝突作為當務之急，這又讓這場戰爭增加了可能性。其實，台灣人要獨立，中國人不讓台灣獨立，各有苦衷，大家坐下來好好談、慢慢談，各自減少一部分苦衷，衝突就不會這麽激烈。然而，曆史是由人寫的，人並不僅僅是理性的動物。
　　馬英九執政，台灣可能跟中共開啟和平統一的談判，兩岸在經濟往來上會取得進展，而在政治上會分歧明顯。馬英九可以同意和平統一，但沒有理由認為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他將提出公開選舉等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中共沒有人敢答應。
　　台海戰爭一旦爆發，彼此將以遠程轟炸對方的戰略目標為主要方式。因為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以及它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經濟、政治的巨大影響力，中共不會過早采取進攻占領台灣本島的笨拙步驟，以免在全局上陷入被動，而將采取發射導彈在先、飛機奔襲轟炸在後的戰術組合。台灣在遭受轟炸後，一方麵將采取攔截飛彈與空襲的防禦，一方麵將主動出擊對中國大陸經濟發達地區進行轟炸。這多少有些類似2006年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的戰爭。2010年或2011年中共會轟炸台灣。

政權危機
　　2007年10月22日，中共十七大一中全會在人大會堂舉行。500多名中外記者雲集東大廳，等候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體亮相。數以億計的中國百姓大白天打開電視，望著屏幕看街談巷尾的謎底如何揭開。那種情景讓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心中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我既為中國有了民族獨立和經濟大發展而自豪，我又為一個泱泱大國在文明發達的21世紀還如此荒誕地產生國家領導人倍感羞恥。
　　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新老更替，年齡成為老委員出局的唯一的標準。這實在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比如是否表明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已經十分虛弱？
　　中共自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伊始，其領導層和最高負責人的權力更替從來就沒有按民主程序進行。中共近90年的權力更替，乃是一部彼此在明爭暗鬥中建立權威與瓦解權威交替進行的曆史。在權威瓦解與重建權威的過渡期，其政權將麵臨危機。
　　陳獨秀是中共第一個具有權威的領袖，他一共在任6年，從中共一大幹到中共五大之後。中共的建立及前35年，都是受前蘇聯的遙控指揮。1920年4月，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派代表來華秘密籌建中共。他們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兩大旗手陳獨秀、李大釗中間選擇了更具權威的陳獨秀。當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和浙江嘉興舉行，陳獨秀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共的第一任負責人。1927年4月至7月，隨著蔣介石和汪精衛前後跟中共決裂，中共遭遇成立以來第一次重大挫折，陳獨秀的權威瓦解，共產國際按非正當程序解除了他的職務。
　　從1927年七八月份陳獨秀下台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初步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產生中共曆史上第二個領導權威，進入長達7年多的權威過渡期。這個時期，中共群雄並起，領導人走馬燈似的換了一個又一個。1927年8月，瞿秋白取代陳獨秀。1928年在前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躍居領導高位，而且是中共曆史上頭一次設中央主席。1931年6月向在上海被捕後叛變，3天後因再無利用價值被國民黨槍決。在向任中共主席的3年間，前兩年被李立三左右。1930年6月，瞿秋白從前蘇聯回國，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清算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工作。1930年10月，留蘇學生王明、博古（秦邦憲）回國，開始影響中共高層。1931年7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周恩來失勢，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與王明一唱一和的博古成為總負責人。直到1934年10月中共根據地被政府軍圍剿節節敗退，被迫作向西逃竄的長征，在這個危難關頭中共才開始考慮選擇毛澤東為新的權威。
　　1935年1月中旬中共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代替博古任中共總負責人，周恩來為軍事上的最後下決心者，會後又明確毛為周在軍事上的幫助者。由此可見，當毛澤東第一次成為中共最有實權的人時，他還沒有足夠的權威，張聞天和周恩來是他名義上的領導。1937年5月，中共在延安分別召開蘇區代表會議和白區代表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的政治路線，毛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確立。1937年11月，身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的王明從前蘇聯回國，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挑戰毛的地位。毛通過派出任弼時、王稼祥等遊說蘇共，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糾正王明的所謂右傾錯誤，第一次明確了毛澤東在中共全黨的領導地位。毛用了差不多4年的時間，才在中共初步建立起他的領導權威。1945年4至6月，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當上名正言順的中共黨魁，不但牢固確立了他的領導權威，而且在中共曆史上破天荒地確立了他的思想權威，標誌著毛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曆史上的超級權威。1949年下半年中共將國民黨政權趕出中國大陸，毛理所當然地榮升中國新政權的國家元首。
　　毛並不勝任領導建設新中國的任務，實際上自1955年起毛的權威就屢次受到中共黨內高層與社會精英階層的質疑。1957年的“右派言論”，是知識份子對毛的質疑；1959年彭德懷進“萬言書”，是中共黨內高層對毛的質疑。在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共把中國搞得民不聊生，中共黨內高層開始向毛的權威半公開地挑戰。如果當年中共還沒有執政，即使執政了毛的權威沒有被推向愚弄百姓的頂峰，毛一定會遭遇陳獨秀式的滑鐵盧。正因為毛的權威超越了那些幫他樹立權威的人，幫他樹立權威的劉少奇之流已沒有能力推倒這個權威。相反地，毛利用並不真正了解他的黨內中底層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橫掃了一切向他權威挑戰的“牛鬼蛇神”。林彪父子的公然挑戰，就更不在毛的話下。毛如願以償地將他的權威統治保持到他的死期。
　　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憑他的六字遺言“你辦事，我放心”控製住複雜的政治局勢，在中共最高權位上坐了5年。事實上華在位的5年正是毛死後形成新的權威的過渡期，而鄧小平就是中共曆史上的第三個權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毛澤東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是副主席，鄧小平是總書記，這6個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文革結束後祇剩下陳雲和鄧小平。文革結束後劫後餘生的元老們紛紛再度出山，鄧和陳是兩個最大的元老，鄧與陳多年來一直在分享威權。
　　鄧的絕對權威建立於1989年6月4日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武力鎮壓。1997年初鄧死後，他指定的兩任接班人江澤民、胡錦濤先後執政，進入又一個權威之間的過渡期。現在的問題是，中共還能產生新的權威嗎？無論能夠產生還是不能產生，都將帶來政局的劇烈動蕩，也就是麵臨政權危機。
　　胡錦濤不具備指定接班人的權威，以十七大選出的9人政治局常委而論，5年後祇有習近平、李克強兩人不滿68周歲，符合進入下一屆政治局常委的年齡條件。而在非常委的政治局委員中，張德江、劉延東、張高麗、俞正聲、劉雲山、薄熙來、汪洋、王岐山、李源潮等九人符合年齡條件。5年後的中共十八大將麵臨政治局常委的大換班，每一位暗中使勁的競爭者憑什麽招數勝出？今日中共已是一個相當扭曲的政黨，“共產黨宣言”早已不是共產黨員的行動綱領，他們說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說，幾乎沒有彼此認同的道德準則。在這種情況下，完全脫離了傳統權威的新的中共中央很難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擺在競爭者麵前的道路不過兩大條，一是耍“暗的”，二是玩“明的”。
　　何謂“暗的”？就是政變，就是拉幫結派爾虞我詐。何謂“明的”？就是政治改革，就是以大家認同的民主原則分享權力。我認為後一條路才是正路。誰想在中國建立自己的領導權威，單單靠發展經濟已經不靈。發展經濟祇是建立新的領導權威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發展經濟、社會公平、拒絕貪腐、重建道德將是樹立中國新的領導權威的充分必要條件。要做到以上四項，實行基本的民主製度是唯一的選擇。
　　陳獨秀成為中共第一個權威，是可以解決共產主義思潮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傳播問題。毛澤東成為中共第二個權威，是可以解決共產黨在中國奪取政權的問題。鄧小平成為中共第三個權威，是可以解決讓貧困的中國人吃飽肚皮的問題。如果說中共還會出現第四個權威，那麽將是可以解決社會公平的基本民主問題。
　　未來3至5年，中共在經濟危機、戰爭危機和換屆麵前，政權將出現急劇動蕩。很有可能的是，胡錦濤提前下台，被倡導啟動民主程序的政治改革新秀取代。也不排除以機會主義為行動準則的胡錦濤提出民主社會主義改革方案，將經濟危機與戰爭危機帶來的負麵影響推卸給別人。無論哪一種情況，滿足基本的民主要求都是中共政治人物未來最重要的選項。一切祇是時機問題。
（2007年12月於美國德州）

[心之初]

黨總還有曚人招,快活一朝是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