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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的魅力,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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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啟迪了歐洲工商文明!

(2025-12-08 12:23:28) 下一個

中華文明啟迪了歐洲工商文明!

悠悠然

2025-12-8

一位網友名稱為極樂公子的有識之士,曾經寫了一篇中國書籍點燃歐洲科技革命?的文章,在網上發表後引起共鳴。他列舉了一係列證據,證明在文藝複興之時,歐洲傳教士一批接一批的來華傳教,借傳教之名,實際上是學習中華文明。期間,他們與中國本土儒士的友誼和交流,通過各種方法,將中國成千上萬的古典書籍,無論巨細,都搬進到歐洲,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動。點燃了西方文明的火種,促使西方走進資本主義工商文明,也促進了西方進入殖民時代,將世界置於西方的殖民之下。在此基礎之上,極樂公子提出了中國書籍點燃歐洲科技革命的命題,本文深表讚同。借用此文部分內容,本文進一步說明。

1582年,一位滿腹經綸卻屢試不第的上海舉子徐光啟[1],在廣州與一位身著儒服、口吐漢語的西洋人利瑪竇[2]相遇。徐光啟凝視著利瑪竇帶來的星盤與自鳴鍾,眼中閃爍著對未知世界的渴求;利瑪竇則驚歎於徐光啟書房中那浩瀚如海的中文典籍,仿佛瞥見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文明寶庫。這場相遇,悄然開啟了一場超越地域的智慧碰撞。當徐光啟虔誠而熱切地鑽研利瑪竇帶來的《幾何原本》時,他未曾預料:那些經由他親手整理、校譯,甚至親自贈予傳教士們的中國典籍,正悄然踏上遠渡重洋的旅程,成為歐洲知識精英爭相傳閱的珍本。

徐光啟與利瑪竇的友誼與合作,遠非簡單的單向輸入。當徐光啟以罕見的開放胸襟擁抱西方幾何、天文與水利之學,並以卓越才華參與譯著時,他也在慷慨地回贈將凝聚了中華數千年智慧的農學、生物、醫藥、工藝乃至軍事技術的精華,托付給那些懷著複雜使命的西方傳教士們。

1639年,明朝崇禎二年(1639年),徐光啟出版了《農政全書》,在全國刊出發行,這堪稱一座農學巔峰大作。這部有六十卷,近百萬字的巨著,係統總結了明朝當時中國社會的耕作、水利、蠶桑、荒政經驗。當傳教士們將其中精要帶回歐洲時,其深耕細作之法、高效的水利工程理念,為正處於農業改良關鍵期的歐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參考。

另一位大家是李時珍[3]的《本草綱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時珍出版了《本草綱目》一書。這是一部東方博物學、醫藥學、中醫學的聖典。其嚴謹的動植物分類體係、對近兩千種藥用植物、動物、礦物的詳盡描述及近萬中草藥藥方的記載,使得歐洲人驚訝不已,極大地拓展了歐洲人的自然認知邊界。其部分內容甚至在歐洲被多次翻譯刊印,成為博物學家案頭不可或缺的參考。

明代著名科學家宋應星[4],於1636年(崇禎9年)初出版了《天工開物》一書。宋應星在此書中,詳實記錄和闡明了明代手工業巔峰技術。全書依貴五穀而賤金玉的原則,以食、衣、住、行、用的大體順序,分上中下三編18卷。全書共八萬多字,123幅插圖,係統記述了中國古代農業、手工業領域三十個生產部門的技術和經驗。其中,上編包括穀類和棉麻栽培,養蠶,繅絲,染料,食品加工,製鹽,製糖等;中編包括製造磚瓦、陶瓷、鋼鐵器具,采煉石灰、煤炭、硫黃,造紙等;下編包括五金開采及冶煉,兵器、火藥、顏料製造和珠玉采琢等。書中對原料品種、用量、產地、工具構造及生產加工的操作過程等均有詳細記載。

此外,《武備誌》是明代茅元儀[5]曆時15年編纂的軍事著作,成書於1621年(明天啟元年),全書共240卷,約200餘萬字,收錄2000餘種兵書文獻,是中國古代字數最多的一部綜合性智慧兵書。這些典籍通過傳教士的傳播,以其體係化的知識、精妙的技術細節與獨特的東方視角,為歐洲知識界、軍事界、殖民者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資源和軍事實踐啟發。

徐霞客[6]的《徐霞客遊記》是與《農政全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並稱為明朝四大科技名著。《徐霞客遊記》主要記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間旅行觀察所得,對地理、水文、地質、植物等現象,均做了詳細記錄。《徐霞客遊記》第一次係統考察了中國地貌地質,同時描繪了中國大好河山的風景資源,此外優美的文字也使之成為文學佳作,在地理學和文學上都有著重要的價值。此書在崇禎15年(1642年)出版發行。

這些來自東方的知識洪流,是否就是引爆歐洲科技革命與文明飛躍的導火索?

答案是肯定的。歐洲近代的崛起,植根於文藝複興對人本精神的喚醒、宗教改革對思想桎梏的衝擊、科學方法論的逐步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殖民化浪潮催生了全球航海業,航海業的發展進一步帶來巨大商業機遇,逐漸催生了以資本為動力的西方工商業文明。這是一場宏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其知識結構、認知體係、思想觀念與生產方式都在發生巨大震動和整體巨變,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而最基礎的認知模式和知識累積的確來源於遙遠的中華文明。

徐光啟、李之澡[7],李天經[8]等明朝大儒所傳中華典籍給外國傳教士,恰如投入這片黑暗沃土中誘發科學思想的珍貴火種。它們為歐洲突破黑暗的中世紀的知識邊界提供了強大的異域之眼或者精神動力。中華民族在東方存在了五千多年,其社會文明成熟,社會昌明,禮儀周全,風俗習慣良好,無處不在的無數的原創產品,技術,製度,設計,和技術等等都在閃閃發光。西方傳教士麵對的中華文明,是遠古以來華夏聖人、大儒、天文學家、數學家、農學家、物理學家、醫學家、生物學家的長期努力和無私奉獻所創造、累積並傳承。華夏先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不僅在於製定了一部曆法,完成了一部著作,建設一座宮殿,完成一個偉大工程等等,而是在於他們依據天道所建立起來的一套完整宏大、自洽而有效的認知體係,更在於他們不斷追求精確的觀測方法、創新的數學計算,精密的工程技術,先進的儀器製造,動植物的栽培技術等等,共同構建了中國古代燦爛的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植物性、醫藥學等等。他們取得的成就都是原創性的,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且遙遙領先其他地區和種族。

當郭守敬[9]的天文台進行精確測量天體日月星辰的位置時,西方還在用神話解釋星象;中國天文學家將天文曆法列為敬天授時的必備統治工具由來已久。法天則地天文觀測與星係人間的關係已經成為華夏社會的精神信仰。這種天文觀測技術與文明的深度耦合,正是中華傳統曆法的獨特之處。在郭守敬天文台建立之後四百年,歐洲才建立起法國天文台。元末明初,歐洲還沒有一部完整的天文曆法;哥白尼[10]參考第穀[11]的天文觀測,結合東方天文觀測數據,提出了日心說;開普勒[12]繼承了第穀的天文觀測,得出開普勒定律;牛頓[13]在開普勒規律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事實證明,中國古代豐富的天文數據,大量的計算和不同的算法,為西方的天文學啟蒙作出巨大貢獻。

當歐洲學者萊布尼茨[14]讀到《周易》的卦象符號係統,其中蘊含的二進製思想萌芽令他激動不已;當皇家學會成員研究《本草綱目》中縝密的藥物分類法,其嚴謹性挑戰了歐洲傳統的自然觀念;當工程師們從《農政全書》與《天工開物》中看到精妙的機械構造與高效農業管理,其技術想象力被極大地激發。然而,西方不知道中華文明對道德禮儀、仁義誠信有強烈的要求和約束。他們在使用抄襲中華文明時,缺乏道德約束,沒有內疚羞愧。例如,當《天工開物》中的實用技術被西方人士了解,他們會立即轉化成為自己的發明而忽視中華文明的原創性。例如:活字印刷為北宋慶曆年間由畢升[15]所原創記載《天工開物》中,然而,傳到西方之後,活字印刷成為西方人的發明創造了。火藥的發明也是如此。

中華典籍(易經)為歐洲知識精英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他山之石。中華典籍不僅為西方社會補充各種知識認知細節,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觀察世界、組織知識的另一種認知的科學範式。這些來自其他不同文明的強大刺激,無疑加速了歐洲知識體係的更新、碰撞與重構,成為衝破歐洲黑暗世界的統治,推動其科技革命的重要外部催化力量。它昭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偉大的文明,一定要在國際交流、融合、合作中發展和進步,在開放的環境之中完成其文明的傳播和升華。

徐光啟深諳對西方文明的態度,必須采取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智慧和策略。他以海納百川的胸襟擁抱西學精華,又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將中華文明的璀璨成果饋贈世界。這種中華文明走向國際社會,必須保持相互會通的精神。清朝一位著名數學家梅文鼎[16],深刻洞察中西方文明的異同,提出中華文明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和特色,有自己的認知體係,絕不能妄自菲薄。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我們需要堅持自己的特色走向世界,找到自己的優勢,發揚自己的特點。

中華文明點燃了西方文藝複興,啟迪了西方工商業文明,這是事實。然而,中華民族是一個探天索道的民族,非常重視人的道德修養,強調仁義禮智。因此中國社會是重農工而輕商貿的,遏製資本,倡導人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中華文明的認知體係中,強調德性,大義,道理,追逐家國情懷而並不追逐資本,追求國家大義而不追求個人利益。林則徐的勾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就是中華民族儒家的寫照。而西方在獲得中華文明典籍時,隻是學習技術層麵,不能理解形而上者,隻能是自己另辟蹊徑,發展缺乏德性的科學。西方社會開啟了工商文明,追逐資本,瘋狂謀取私利。他們利用船堅炮利,作惡多端,開始大航海來殖民和征服世界。同時,他們宣傳西方中心論,西方人種優越論,西方宗教優越論等等,為全世界洗腦。雖然西方技術發展了,然而,西方人的貪婪霸道和自私自利日益增長,戰爭從不間斷,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以富欺貧無處不在,社會霸權主義越來越厲害。歐洲在百年之內,接連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可見歐洲人的貪婪無可救藥。

當曆史的車輪行至今日,中國人大量留學海外,國內教育已經實行了百年的國際化和科學化,與現有國際認知體係接軌。很多中國人自己的認知體係,八卦易經係列等都已經被廢棄了。現在中國社會的認知體係、教育體係、科研體係與國際社會完全接軌了。在掌握了西方科學認知的係統之後,在回頭看看傳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體係,猛然發現中華傳統認知體係有其自身優勢的價值。仍然需要與國際交流與合作。麵對西方科技發展的新高峰與全球治理的複雜挑戰,我們更需重拾前人的遠見和智慧:知識的疆域無遠弗屆,思想的碰撞永無止境。唯有打破現有的認知藩籬,以開放心態擁抱一切人類智慧的優秀成果,在交流互鑒中尋求超越人類文明才能在相互照亮中,共同奔赴那浩瀚無垠的星辰大海。



[1] 徐光啟(1562年-1633年)字子先,號玄扈,諡文定,上海人,萬曆進士 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

[2] 利瑪竇(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者。1582年(明萬曆十年)被派往中國傳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華傳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傳教士之一。

[3] 李時珍(約1518年1593年)字東璧,自號瀕湖山人,湖廣黃州府蘄州(今蘄春縣)人,明代著名醫藥學家。

[4] 宋應星(1587年1661年)字長庚,江西奉新(今江西宜春)人,明代科學家。

[5] 茅元儀(1594年-1640年)字止生,號石民,又署東海波臣、夢閣主人、半石址山公,浙江歸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明末時期官員、文學家。

[6] 徐霞客(1587年-1641年)名弘祖,字振聲,又字振之,號霞客。南直隸江陰(今江蘇省江陰市)人,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探險家、文學家。

[7] 李之藻(1565年1630年)字振之,號涼庵居士,浙江杭州人。萬曆進士。明代科學家。

[8] 李天經(1579年-1659年)字長德,河北吳橋人,明代曆法家。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進士,曆任山東參政、光祿寺卿等職。

[9]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邢州邢台縣人。中國元朝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專家、儀器製造家。

[10] 尼古拉哥白尼(Miko?aj Kopernik,1473年-1543年)波蘭天文學家、數學家、教會法博士、神父,出生於托倫市。

[11] 第穀布拉赫(Tycho Brahe,1546年-1601年)丹麥天文學家、占星學家,生於斯坎尼亞省基烏德斯特普(今屬瑞典)貴族家庭,1601年逝世於布拉格。

[12] 約翰尼斯開普勒(德語:Johannes Kepler),德國天文學家、數學家與占星家,1572年(儒略曆1571年)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符騰堡(現屬德國)的威爾德斯達特鎮,1630年因病卒於巴伐利亞公國雷根斯堡,享年58歲。

[13] 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1643年-1727年)英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

[14] 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1716年)德意誌人,德國哲學家、數學家。

[15] 畢昇(?1051年)生於湖北蘄州蘄水縣直河鄉(今湖北省黃岡市英山縣草盤地鎮)北宋發明家,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

[16]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號勿庵,漢族,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人。清初天文學家、數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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