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社會的理性來源

東方社會的理性來源

2026-1-1

 

十二世紀蒙古人西征時，整個西方還處於非常黑暗世界之中。蒙古人將大量中華文化和文明帶入到了西方，啟迪了西方社會的文明之光。之後，明末清初時期，大量西方傳教士進入華夏社會，他們一方麵傳播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另一方麵，他們將東方文明不斷傳回西方，對西方社會的衝擊非常大。這時候，西方人才知道文明世界在東方！東方有一個世俗的、安逸的、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富裕、穩定、和諧。因而傳教士們最初懷著仰慕之心來學習東方文化，包括學習東方風土人情、姓氏、婚姻、服飾、禮儀、貨幣、住房、建築、觀天、數學等等。他們學習中文，閱讀中文古籍經典，收購或偷盜中文典籍，偷運回西方，在西方社會傳播。從傳教士大量的回憶錄裏，可以看出，東方文明啟迪了西方社會，教化了西方民眾，衝破西方的黑暗宗教社會，催生了西方文明。

當時，西方社會是原始的神權社會，迷信宗教，人神雜糅，缺乏理性。西方人注重在物質世界的觀察，而不懂中華文化裏的“道”，更不懂“道”存在於高維度時空之中。在“道器體係”中，西方隻學習器，不理解道，也學不了道。因而，西方的直線思維認知體係隻是在“器”的三維時空裏，隻是在“器”上打轉。在文藝複興之前，西方社會不存在“道德”、“認知”、“禮儀”。他們隻有神權，隻有宗教。由於西方社會缺乏理性，非常極端而血腥，經常發生宗教恐怖、宗教判決、甚至宗教戰爭，以消滅與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和群體。

華夏社會“依天道，行人事”。依照東方的認知體係，形成華夏社會的基本禮儀製度。這同西方宗教社會的文明構建完全不同。西方社會是由宗教構建的，宗教是由人產生的。所以西方社會，人是神的奴仆，人不可能成為神。而牧師則是神的化身，代表了神的意誌。因此，牧師、傳教士和教會掌握在社會和人的生殺大權。而社會的管理和公共福利等也依靠教會和牧師，例如教育、醫療、交通、稅收、學校、養老等，都在教會管轄。這樣的神權社會是黑暗的，荒謬的，恐怖的，因為宗教社會非常容易走向極端，缺乏理性，神權的極端主義後果直接導致滅絕人性的社會慘案。這樣的社會“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在神權社會裏，人沒有自由，沒有理性。宗教以神的名義，侵占所有的權力，剝奪民主和民生。因此，宗教統治的西方社會沒有自由，民主，科學，被稱為愚昧、恐怖、黑暗的世界。在文藝複興之前的黑暗世界裏，西方社會沒有姓氏、沒有禮儀、沒有時間曆法，沒有天文觀察台，沒有文明史的。而在華夏傳統的認知體係裏，神仙基本上都是人變成的，人在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之後就變成了聖人，聖人就是神仙。

從黃帝開始，中國社會（神權分離）祭祀和政府管理功能相分離，祭祀政務不相幹的管理模式。黃帝“察三辰於上，跡祻福於下，經緯曆數，然後天歩有常而不倍，命容成作蓋天，綜六術以定氣象。”說明黃帝命容成依據蓋天論作曆法，定天地之氣。《呂氏春秋·勿躬》[1]大橈作甲子，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後益作占歲，。。。。。。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由此可知，黃帝時期，占日、占月、占星氣、製律呂、推甲子、做算數是所謂六術矣。歸納起來，六術分為巫術和方術。巫術（占日、占月、占星氣）可以通天，與天通聯，為神服務；方術（製律呂、推甲子、作算數）可以聯地，與地相宜，為民服務。並且每一任務都有官者司其職，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黃帝離世之後三百年，社會治理開始紊亂，各項社會管理製度開始錯位，少昊氏重振黃帝之治，再修黃帝之道。少昊之後數百年，社會管理製度再次錯位，以至於“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九黎亂德，民神不分。此時的華夏社會進入到了一個神權統領，祭政不分，黑暗的“人神雜糅，不可方物”的神權社會。

大約在五千多年前，顓頊大帝就有“絕地天通”的故事。《國語·楚語下》記載：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複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所謂“絕地天通”就是指對天、地、神的祭祀，由專門“重”負責巫師工作，對民間祖宗祭祀，以及卜噬、方技、巫祝等，由“黎”負責民間管理。恢複到黃帝時期的人神分離、祭祀、行政分工管理的理性社會。彼此天地之間、民神之間，無相侵瀆，不可混亂。由此形成了限製神權，祭政分離，注重農耕，解放思想，信仰自由的理性社會。在農耕時期，隻有理性社會在能關注農耕和相應的習俗，隻有社會的理性才能保證社會生活在和諧之中。而神權社會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而非理想原則來處理社會矛盾，因此，神權社會很容易走向極端。“絕地天通”就是要回歸到理性社會，避免走向神權社會和走向極端社會。

高陽氏政權大約經曆了三百年，在高陽氏末期，“絕地天通”之事仍然時有發生。《竹書紀年》記載，“顓頊末期，術器作亂，帝嚳平之”。帝嚳輔佐高陽氏末期之時，一位稱為“術器”的大臣作亂。帝嚳平之，所以登基為帝，稱為高辛氏。高辛氏之後，帝摯執政，這時候，三苗作亂，帝摯無力平叛。帝堯平之，因此，帝摯禪讓，帝堯登基。《尚書》記載了此事：堯帝時期“三苗作亂，堯帝平之。堯帝再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複舊常。”由此可知，如果沒有遠古曆代聖人的反複修正人神關係，祭祀關係和天人關係，中國社會才避免進入一個神權社會。否則，中國社會就會是一個神權社會，而難以和平、延綿不絕數千年。幸運的是，遠古華夏社會在經曆過顓頊、帝嚳、堯帝、舜帝的幾代聖人的矯正，修改，不斷推行社會理性原則，古老的中國社會才避免了黑暗的神權社會而進入到了理性的農耕社會。

華夏社會進入三代，聖人二千年的探天索道，不斷提升華夏社會的理性，開啟華夏文明的道德屬性、認知體係、禮儀體係。此時的易經，存在不同的形式，夏之《連山》、殷之《歸藏》，雖然簡陋，粗鄙，沒有文字，易經卻能證明華夏社會的文明程度已經進入到了哲學之高度。周文王羑裏演易，提升易為道家理論，易卦雖然仍然被廣泛用為占卦、卜筮、解夢等等，然而，易無疑成為了古老的典籍理論。周公賦予易卦文字表述，使之成為《周易》，後世得以學習和傳承。周公的象、卦、爻、詞，為孔子注釋易經《十翼》提供了基礎。數千年的探天索道，華夏社會聖賢們累積起大量的知識和經驗，包括道德、認知、發明、創造、風俗和禮儀等等，到了老子和孔子時代，老子《道德經》五千言，就是對以往數千年曆史探道的總結和升華，對易經的“陰性”解釋或注釋。孔子對古籍的收集、整理、刪減、匯編，使得古老的華夏文明升華為獨特的道家理論。《周易·十翼》是孔子對易經的“陽性”注釋。華夏社會經曆過老子和孔子聖人的無量功德，已經成為了充滿哲理的理性社會，並且形成了中國自己的文化特色。老子孔子之後，華夏社會再也不可能放棄社會的理性原則而走向極端的神權社會。由此可知，華夏社會的理性來源於遠古聖人的不斷教化。社會的理性原則創造了華夏文明，保持了華夏文明豐富悠久而延綿不絕。當今世界，隻有中華民族才能做到子孫後代延綿不絕，祖宗事業流傳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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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世藏書·呂氏春秋》【秦】呂不韋撰，海南成誠文化集團出版，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