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快樂時光

弟弟出生在11月10日。那一年，寒意已悄然逼近。

我幾乎每天都會問父親：“弟弟什麽時候能從市第二人民醫院回家？”

父親總是簡短地回答：“再過幾天。”

 

終於有一天，我在3號樓宿舍附近玩耍，看見父親騎著自行車，緩緩護送著一輛人力三輪車進了大院。三輪車上，母親懷裏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弟弟，外麵裹著厚厚的擋風布，遮得嚴嚴實實。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家裏又多了一個人。

 

母親坐月子期間，家中大小事務幾乎全由姑姑一人承擔。買菜、做飯、洗衣、照料產婦與新生兒，她從早忙到晚，從不言累。父親特地從東岱帶回幾隻雞，與家中原有的雞一並飼養，用來給母親補身體。幾乎每隔三五天便殺一隻雞。母親若吃不下，便留給我和姐姐。

 

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能吃到雞肉是一種難得的幸福。每人每月僅有4兩肉票，還需淩晨四點起床排隊，往往天一亮便售罄。平日裏幾乎見不到葷腥。也正因此，那些偶爾分到的雞肉，成了我們童年記憶中最溫暖的滋味。

 

為了節省用水，洗尿布的任務被分給我和姐姐。每天至少兩次，我們抱著三五條沾滿汙物的尿布，到後院外農田邊的小池塘清洗。姑姑反複叮囑，要先用河水將髒物洗淨，再用刷子刷洗。冰涼的水刺著手指，我們蹲在池塘邊，用手一點一點搓洗。那樣的勞作，讓我們很早便學會了忍耐與擔當。

 

家中最熱鬧的時刻，是一家人圍著弟弟的時候。我們逗他笑、唱歌給他聽。每當唱起那首《阿瓦人民唱新歌》，弟弟便會興奮地笑出聲來，小小的身體隨著旋律晃動。收音機裏反複播放這首歌，旋律仿佛與他的童年緊緊相連。

 

不久之後，父親被下放到福州北峰山區工作，一個月僅能回家一個周末；母親產後亦被安排到福州南麵的東升大隊勞動，同樣難得回家。照看弟弟的責任，便自然落在了我和姐姐身上。我們牽著尚且蹣跚學步的弟弟，在大院和田埂間玩耍。

 

父親每次回家，第一件事總是抱起弟弟。他托著弟弟的頭，在屋裏來回踱步，嘴裏輕聲唱著：“我的寶貝，我的珍珠……”那份不加掩飾的疼愛，常常讓人動容。

 

周末轉瞬即逝。星期天清晨，父親便要趕回北峰。姑姑總會為他炒一碗蛋炒飯，那是家中最難得的一頓。父親總是拖到最後一刻才離開。那時每天隻有一班車，從郊區宿舍步行到南門兜長途汽車站需半個多小時。

 

一次，父親與表兄一同趕車，抵達車站時汽車已啟動。兩人一路追趕，高聲呼喊“同誌等等我們”。司機最終停下車，讓他們上了車。否則，隻能再等一天。那一幕，後來被反複提起，也讓人更加理解父親對家的眷戀。

 

父親對弟弟的疼愛並未白費。弟弟學會說的第一個詞，便是“爸爸”。得知此事，父親喜形於色。

 

1974年，父親仍在北峰工作。一次，弟弟想念父親，認真地說：“我要跪著等爸爸回來。”恰逢周末，父親果然歸來。聽聞此言，他將弟弟高高舉起，在屋內來回奔走，歌聲與笑聲回蕩其間。

 

1975年，父親調至福州郊區工作。有時送弟弟上學，他不忍弟弟背書包，便自己背著，跟在弟弟身後慢慢走。我們從陽台望下去，隻覺那背影溫暖而動人。母親笑稱父親是弟弟的“老書童”。

 

轉眼五十年過去。父母相繼離世，我們也漸漸老去。然而，那些在艱難年代裏流淌著的溫情，卻始終清晰如昨。

回望往事，苦難並未掩蓋親情，反而讓那些平凡的幸福，顯得尤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