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Lee, PhD
李江早期就職於中國科學院，榮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四等獎。獲得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擔任資深研究員。
正文
李 江
“紅脖子”群體的曆史是一部充滿矛盾的史詩。他們曾經為美國開國奠基，卻始終與所建立的共和國保持著內部張力；他們曾是國家擴張的先鋒隊，卻又是資本擴張的受害者；他們是工業奇跡的創造者，卻最終被工業技術進步所拋棄；他們是中心城市和基礎設施的建設者，卻大多居住在邊遠鄉鎮；他們的先輩是早期來自歐洲的移民，卻遭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移民的擠壓和排斥。
這250年的曆史，在他們身上沉澱下了一種深入骨髓的文化特質和政治世界觀：強烈的個人主義、對外部權威的極度不信任、根深蒂固的反精英情緒、對保守價值觀的執著，以及一種深刻的曆史失落感。他們感到自己為這個國家貢獻了一切，卻被政治和資本精英所出賣。
唐納德·特朗普基於對“紅脖子”和其他社會力量的深刻理解，精準地迎合了這些群體集體心理。他反精英、反建製、對全球化和多元化采取否定態度，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直接觸動了美國工薪階層勞動人民最深層的情感和記憶。他們對特朗普的支持，不是對某個政客的簡單選擇，而是對自身曆史創傷和經濟文化焦慮的一次大爆發。“紅脖子”群體的曆史充滿了持續的矛盾與衝突，正是這些未曾消解的張力，塑造了他們獨特的身份認同，並最終使其成為撼動當代美國政治格局的關鍵力量 。
從誕生之初，美國的靈魂就被植入了兩種相互衝突的文化基因：清教徒的‘社會契約’與蘇格蘭-愛爾蘭裔的‘個人主權’。它們構成了美國精神中兩套不可調和的‘第一性原理’。本書將沿著曆史的脈絡，探尋這兩種基因在關於自由、土地所有權與公平等各種公理問題上的持續對抗，並揭示其如何成為今日美國社會巨大裂痕的深層根源。
一、建製與反建製的二元對立
要深刻理解美國社會，尤其是“紅脖子”等群體的文化根源，必須追溯其曆史深處兩條並行且時常衝突的文化脈絡：即建製（Establishment）與反建製（Anti-Establishment）的二元對立。這不僅是對立的政治立場，更是兩種源自不同曆史經驗、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學。
美國建製精神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以清教徒（Puritans）為代表的早期北美殖民者。他們遠渡重洋，是為了構建一個遵循上帝意誌、充滿道德和秩序的“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便是這一精神的集中體現。它是在權威缺位（沒有國家與教會）的蠻荒之地，通過自願的社會契約，主動建立起一個“公民政治體”（Civil Body Politic）。簽署者承諾製定“公正平等的法律”，並宣誓“全體服從”。這種對秩序、契約和集體責任的追求，奠定了美國文化中尊崇憲法、法律和社區共識的傳統。它從根本上否定了君權神授的舊世界邏輯，但其內核依然是對一個有序、有德之共同體的向往，這構成了美國建製精神的基石。
然而，幾乎一個世紀後，18世紀大規模湧入的蘇格蘭-愛爾蘭裔移民（Scots-Irish）為北美大陸注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他們在英格蘭與蘇格蘭的血腥邊境，以及在愛爾蘭阿爾斯特地區被壓迫和驅逐。數百年的戰亂、貧困和虐待，讓他們對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權政府、高高在上的貴族精英以及官方教會都抱有根深蒂固的懷疑和敵視。
當他們抵達美洲，由於被更早的移民排擠，隻能深入阿巴拉契亞山脈的邊疆地帶。在這片法律和製度鞭長莫及的荒野中，他們鍛造出了獨特的生存法則。這種法則不依賴遙遠的政府法令，而是以個人的勇武、家族的絕對忠誠和“擅自占地者”（squatter）的強悍邏輯為核心。他們堅信，土地不屬於那些持有政府地契的缺席地主，而屬於用血汗與生命去開墾和保衛它的人。這種桀驁不馴、我行我素、蔑視一切精英權威的絕對個人主義，構成了美國反建製精神最堅硬的內核。
這種二元對立既是美國社會深刻撕裂的根源，也是其保持活力與革新的內在動力。反建製派的威懾，時刻警惕著政府權力的擴張，構成了對精英階層的製衡，推動著社會的自我糾錯。而建製的框架，則提供了國家賴以存續的法律、製度與社會資本。它們共同構成了美國精神中那對最具革命性的矛盾。當然，‘建製’與‘反建製’並非絕對的標簽，而更象是兩種貫穿美國曆史的文化原型。它們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社會議題上會相互轉化、滲透。正是這種持續的張力，而非簡單的對立，構成了美國精神中最具活力的內能。
二、兩種自由觀
美國獨立戰爭不僅是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外部衝突，更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自由”觀念的深刻的內部對決 。東海岸的建國精英為捍衛“英國人的自由”（即“無代表，不納稅”的憲政權利）而戰；而阿巴拉契亞邊疆的山民則為捍衛“自然人的自由”，不受任何外部權力幹涉的絕對自治而戰 。
當東海岸的商人和種植園主在為《印花稅法》等稅收法案進行政治抗爭時，邊疆拓荒者早已在用槍杆子反抗英國的《1763年公告》，該法令禁止他們向西擴張 。對他們而言，戰爭的意義不在於神聖的“人人平等”的憲政原則，而是保衛自己的土地、家庭，家族和社群自治的權利 。在戰爭中，這批邊疆民兵成為最堅決、最有效的戰鬥力量之一，尤其是在南部戰場的遊擊戰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國王山戰役（Battle of Kings Mountain）的勝利，正是由這些“山地人”自發集結贏得的，沉重打擊了英國的“南方戰略”，成為戰爭的轉折點 。
戰爭的結局戲劇性地暴露了這一內部矛盾。當建國精英們著手建立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時，邊疆人民發現他們隻是趕走了一個遠在倫敦的壓迫者，卻迎來了一個近在費城的新主人 。聯邦政府為償還國債而征收的威士忌稅，直接觸動了邊疆農民的經濟命脈，引發了“威士忌暴亂”（Whiskey Rebellion） 。最終，華盛頓總統親自率領聯邦軍隊前去鎮壓 。曾經並肩作戰的戰友兵戎相見，深刻地揭示了這個新生國家內部的裂痕。邊疆拓荒者是美國的開國英雄，但他們所捍衛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由，與漢密爾頓等人構想的中央集權體製格格不入，使他們成為這個國家永恒的“內部他者”(Internal Other) 。這正是‘社會契約’下的憲政自由與‘個人主權’下的自然自由的第一次武裝對決。
三、對土地所有權不同的理解
獨立戰爭最具體的回報是土地 。戰後大規模的土地再分配，催生了以小農場主為核心的“農場主經濟”，並成為傑斐遜共和國理想的社會基石 。然而，這一過程再次充滿了邊疆“習慣法”與聯邦“成文法”的激烈衝突 。
在邊疆，土地所有權的邏輯是簡單粗暴的“戰斧權”（Tomahawk Rights）：誰先占有，誰有能力保衛，土地就屬於誰 。這種邏輯完全無視法律程序，卻被邊疆社群普遍接受 。這種原始的土地占有方法，在從印地安部落手中占領和奪取土地的過程中也行之有效。然而，新生聯邦政府推出的《1785年土地法令》，試圖用一種工程科學的網格化勘測和分片，公開拍賣和授予地契的模式，來取代這種“戰斧權”及其已經造成的“既成事實”。土地所有權的“習慣法”是叢林法則，得到斧頭和長槍的強力背書。然而，在聯邦的法律體係中，這種基於‘習慣法’的占有權，在由律師代理的、依據書麵地契的法律訴訟麵前，往往不堪一擊。結果是“習慣法”下的土地一塊一塊被“成文法”鯨吞。這再次激化了邊疆拓荒者與東部精英及聯邦政府之間的矛盾，他們感覺自己流血奮戰換來的土地，已經“天經地義”般屬於他們的家園，又一次被有錢人通過法律和資本的手段奪走了 。
四、西進是播種機：地理征服與文化重朔
19世紀的美國西進運動，常被描繪為一場偉大的地理征服和國土擴張。然而，這場波瀾壯闊的遷徙，更是一場充滿內能的文化熔煉與美國精神的重塑過程，在廣袤的新大陸上，播下了深刻影響美國社會麵貌至今的文化種子。
以“紅脖子”為主體的拓荒者，是這場地理征服的“步兵”。他們是國家領土擴張的先鋒，將個人對土地的渴望，與國家的“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融為一體。這些先行者懷揣著成為獨立“自耕農”（Yeoman farmer）的傑斐遜式理想，參與了對美洲原住民和西班牙裔人口的驅逐，以為能夠在新西部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樂土。
然而，他們很快發現，新西部的真正敵人並非隻有蠻荒的自然，更是新興的工業資本主義。鐵路公司憑借其壟斷地位，肆意設定高昂的運輸費用；東部的銀行家則通過高利貸款，將拓荒者死死地捆綁在債務鏈上。聯邦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未能如其所宣傳的那樣惠及大眾，反而通過高價拍賣和苛刻稅收，無情地掠奪了先行者的勞動成果。西部並未成為個人機遇的烏托邦，而是迅速淪為由東部金融與企業精英所控製的“資本殖民地”。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巨大撕裂，使拓荒者感受到深刻的背叛感。
這種感受與邊疆獨特的暴力環境相互作用，最終固化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基因：
對中央權威的敵視：
拓荒者認為，他們被遙遠的華盛頓和東部精英所利用、背叛，這加劇了他們對一切來自中央權威的不信任和敵視。這種反建製、反精英的心態，成為深植於美國中西部和南部的政治底色。
根深蒂固的槍支文化：
在一個缺乏有效法律保護、危機四伏的環境中，依靠武力自衛不僅是一種權利，更是生存的“王道”。槍支不再僅僅是狩獵或自衛的工具，它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象征著個人自由、獨立和對待任何外部幹預的“話語權”。
遺產與回響：
西進運動最終實現了美國版圖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擴張，但它最重要的遺產並非在於地理版圖的完成，而在於其作為文化播種機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它在廣袤的土地上，播下了“紅脖子”文化中反精英主義、民粹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槍支至上的種子。
這些早年播下的種子，至今仍在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當代的“紅脖子”群體，他們對華盛頓政治的強烈不信任，對精英階層（包括政府、媒體和金融界）的普遍敵意，以及對《憲法第二修正案》的狂熱捍衛，都與西進運動中的曆史創傷有著清晰的血脈聯係。西進運動所播撒的文化種子，其在當下的回響，證明了曆史從未遠去，它隻是以新的形式，繼續在新的時代舞台上上演。他們再次發現，自己雖是國家擴張的英雄，卻在新土地的法律與資本秩序中，再次淪為被排斥的‘內部他者’。
五、工業化浪潮——從國家脊梁到時代棄兒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的經濟騰飛中，數百萬阿巴拉契亞及南部農村白人居民沿著“山民高速公路”（Hillbilly Highway）向北遷移，湧入底特律、匹茲堡、芝加哥等工業重鎮的工廠 。他們以其吃苦耐勞的精神，承擔了最艱苦的工作，成為美國製造業爆炸式擴張的勞動力 。在二戰期間，他們是羅斯福總統口中“民主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的無名英雄，為同盟國的勝利和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戰後，他們成為龐大中產階級的主體，締造了美國的空前繁榮 。
本輪數字革命的本質特征是“高技能偏向性”（high-skill bias） 。它係統性地使體力型、重複性和經驗性的勞動技能貶值，同時極大地提升了抽象、認知與技術性技能的價值 。傳統藍領工人的核心競爭力：體力、手工技巧、實踐經驗，恰恰可以被算法與機器人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進行複製 。研究表明，每千名工人中增加一台工業機器人，平均會導致大約6個工作崗位的消失，並壓低幸存崗位的薪酬 。
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化與自動化浪潮，無情地終結了這個黃金時代 。機器曾經將他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最終以更高級的形式，奪走了他們賴以為生的工作崗位 。工廠大規模外遷，“製造業地帶”變為“鐵鏽地帶”（Rust Belt） 。這種從國家功臣淪為時代棄兒的巨大落差，催生了強烈的被剝奪感、幻滅感和對精英階層的愈發熾烈的憤怒 。這一被邊緣化的過程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麵，也成為改變他們政治歸屬的重要原因。
六、從民主黨到共和黨
以上描述的這段曆史賦予了他們強烈的懷舊情緒，懷念那個憑一技之長和辛勤勞動便能安身立命、受人尊敬的工業時代。他們的投票行為，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對曆史不公的遲到抗議。其背後潛藏的邏輯是：“我們曾為這個國家貢獻一切，而你們（政治和經濟精英）卻背叛了我們。”這種背叛感指向的正是曾經代表他們利益的民主黨。
在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時期，民主黨將工會勞工、南方白人、農民和城市少數族裔整合進一個強大的政治聯盟，確立其在美國政治中的長期主導地位。對於以“紅脖子”為主體的產業工人而言，民主黨通過支持工會、擴大社會福利和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經濟保障。那時，他們是堅定的民主黨支持者，視其為抵禦大資本迫害的保護傘。
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民主黨內部的政策重心逐步從工會和工廠車間轉向大學校園和民權運動。關注點從普適性的經濟公平問題（如工資、養老金），轉移到反戰、種族平權和女權主義等文化與身份議題。對傳統白人藍領階層而言，這些議題不僅陌生，甚至被視為對其價值觀和既有社會地位的挑戰。進入70、80年代，環保主義的興起加劇了分裂。一項項環境法規，在阿巴拉契亞煤區和中西部工業城鎮，被體驗為扼殺就業、威脅生存的敵對政策。最終，克林頓政府推行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為代表的全球化議程，對製造業地帶工人來說是無法原諒的背叛。曾承諾保護他們免受市場衝擊的政黨，如今卻主動推動工作崗位外包。
他們感到自己被昔日政治盟友在文化和經濟上雙重拋棄。民主黨從一個保護其利益的黨，變成了在價值觀上與他們為敵、在經濟上出賣他們的黨。至此，文化的疏離與經濟的背棄合流，成為了自己黨派內的‘內部他者’，最終把他們推向了共和黨的懷抱。
在這場曆史轉折中，共和黨並沒有袖手旁觀，而是主動出擊，設計並實施了一套係統性策略以吸引“紅脖子”為代表的勞工群體：
1.強調傳統家庭與宗教價值，將反對墮胎、同性婚姻、捍衛家庭結構作為核心議題，迎合藍領白人選民的文化保守傾向。
2.構建“沉默的大多數”身份認同，用“法律與秩序”、“美國複興”等口號，賦予藍領階層尊嚴與歸屬感。
3.利用種族與階級緊張，南方戰略、質疑民權政策、批評福利依賴，引導工人將社會資源流失的責任歸咎於“其它移民群體”而非資本流動。
4.攻擊環境與管製政策，將其描述為摧毀煤礦和製造業就業，把就業困境歸因於政府管製，塑造“工人的守護者”形象。
這些舉措讓共和黨逐漸完成從“大企業、大資本政黨”到以白人工人階層為核心選民基礎之一的政黨轉型，成為藍領白人新的政治依靠。
七、全球化與製造業外包
20世紀末以來，美國經濟經曆了由信息化和全球化共同驅動的深刻轉型。它在宏觀上帶來了生產力的驚人躍升和無可否認的社會進步，但在另一方麵，卻對美國的部分藍領工薪階層造成了一場毀滅性的災難 。
根據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全球化通過國際分工與貿易，能實現全球範圍社會福祉的最優化提升 。然而，這一理論的現實實踐證明，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被大規模外包至低成本國家，美國的資本和高科技產業在全球化中獲益，而其對於“鐵鏽帶”的工人而言，全球化不是教科書裏的“合作共贏”，而是工廠倒閉、失業和社區衰敗。這一切在很長的曆史時期，沒有得到輿論關注，沒有得到有效的政策回應，他們成為被遺忘的人。
美國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在其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所描繪的個人與家族史，深刻表述了這一特定群體的“群體性沉淪”現象。借鑒社會學家埃米爾·塗爾幹的“失範”理論，不難看出，經濟上的被剝奪感可能轉化為心理上的失序與絕望。並最終具體地表現為一係列具有自我毀滅性的社會行為。本文認為，這些所謂的“病態”現象，並非完全是該群體固有的道德缺陷所致，而在於其在麵對經濟基礎、社會地位和文化尊嚴被係統性掏空後，所產生的絕望症狀。這種彌漫性的絕望與怨恨，最終變為極端政治和社會動蕩最肥沃的土壤。
八、兩種“公平”觀的對立
美國的多元化政策，從“平權法案”到近期的DEI（多元、公平與包容）倡議，其核心目的旨在糾正曆史遺留的係統性不公，並為弱勢社會群體提供支持。然而，這些政策在實踐中引發了一個深刻的哲學悖論：為了最終實現一個“色盲”（color-blind）的理想社會，它卻首先認可並使用膚色作為標準來分配機會。這一核心矛盾，引起了兩種關於“公平”的根本性觀念在美國社會中激烈碰撞。
程序公平（Equality of Opportunity）
程序公平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應確保所有人在競爭中都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並遵守一套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規則。這個視角強調的是決定競爭程序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它深深植根於美國立國之初的個人主義精神和“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信念。個人的成功或失敗完全取決於其自身的才能與奮鬥。任何基於種族、性別或其他身份特征的優惠待遇，都被視為對這一公平程序的破壞。對於許多信奉此理念的群體而言，那些強調結果平等的政策往往構成了“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
結果公平（Equity）
與程序公平相對立的是結果公平的理念。這一觀點認為，如果參賽者的起跑線本身就是天差地別的，那麽無論比賽規則多麽公正，最終的結果都必然是不公平的。它關注的不僅僅是機會和比賽規則的平等，更是結果的實質性公平。因此，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社會需要通過行政幹預來彌補起點的不平等。例如，在大學錄取、職場晉升和政府合同分配中，通過給予特定群體一定的“傾斜”或“優待”，來對抗曆史所造成的結構性劣勢。在結果公平的邏輯下，這種幹預不是對公平的破壞，而恰恰是實現真正公平的必要手段。
對於“紅脖子”群體，他們的世界觀牢固地建立在程序公平和唯才是用的原則之上。然而，在現實中，他們卻感到自己的信念正在被背叛。在大學錄取和職場晉升中，他們或其子女的機會，可能因為多元化政策而被背景多元但資質稍遜的競爭者奪走。在政府合同競標中，小企業可能因“預留”機製而失去本應憑借實力獲得的機會。這種感受充滿挫敗感，它匯聚成了一種強烈的“逆向歧視”反感受，並成為了美國社會內部最複雜、最尖銳的矛盾之一。這再次印證了，根植於二套不同第一性原理的群體，連‘公平’這個詞的定義都是對立的。
九、被誤解的“無條件支持”
唐納德·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堪稱一部反常規的經典。他係統性地挑戰事實、邏輯、道德與社會倫理的邊界，卻總能將巨大的爭議，奇跡般地轉化為其支持者進一步忠誠的“燃料”。無論是“風暴女”丹尼爾斯的“封口費”，還是著名作家卡羅爾的性侵誹謗案；無論是其商業生涯中六次破產和零元交稅的記錄，還是其執政期間無以數計的不實、荒唐乃至狂妄的言論，都未能真正動搖其穩固的政治根基。外界觀察者常常將此歸結為一種費解的、盲目的“無條件支持”。
然而，這種支持並非真正的“無條件”，它根植於一個由“紅脖子”基層力量、福音派選民以及部分共和黨精英構成的政治同盟。這個同盟重新詮釋了特朗普的所有問題：特朗普的商業爭議不被視為欺詐或失敗，而是他精明能幹、懂得如何利用“建製派製定的腐敗規則”為自己謀利的證明。關於他的性“醜聞”，則被淡化為無傷大雅的個人問題，是“男人都會犯的錯”。他口無遮攔的離譜言論，反而成了他敢於說出“皇帝新衣”真相的“真性情”。
特朗普為這個感到被時代拋棄、被精英鄙視的龐大群體，提供了他們最渴望的東西：勇敢代言。他用最直白的語言肯定了他們的價值，用最強硬的姿態回擊了他們的“敵人”。作為回報，這個群體則為他提供了抵禦一切負麵衝擊的“防彈牆”，賦予了他無視規則的特權。
因此，特朗普的“政治任性”並非從天而降，而是基於其支持者授予的一種“豁免權”。這種豁免權源於一種共識：為了贏得這場關乎自身尊嚴的“戰爭”，他們的領袖必須被允許使用一切“非常規武器”。特朗普的每一個“出格”舉動，都被他的支持者視為在為他們而戰。基於這種深度捆綁的共生關係，他們自然心甘情願地成為他最堅固的政治堡壘。這種基於身份認同和情感捆綁的‘豁免權’，使得政治領袖能夠超脫於事實、法律乃至傳統道德的約束，這不僅重塑了政治遊戲規則，也對民主製度的根基，即問責製，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十、時代進步及其負麵影響
20世紀末以來，美國經濟經曆了由信息化和全球化共同驅動的深刻轉型。它在宏觀上帶來了生產力的驚人躍升和無可否認的社會進步，但在另一方麵，卻對美國的部分藍領工薪階層造成了一場毀滅性的災難 。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理論，精準地描述了進步的內在矛盾。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的崛起，必然伴隨著對舊有結構的淘汰與破壞。這是一個推動經濟發展、優化資源配置的必要過程。根據社會契約理論，公民讓渡部分權利給國家，以換取整體的保護與福祉。當國家的發展使一部分公民的福祉受到係統性損害時，國家便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他們進行補償與扶助。這不僅是出於人道主義的憐憫，更是維護社會公正與集體認同的必要之舉。如果一部分人的犧牲被視為理所當然，那麽社會的凝聚力將蕩然無存。任何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拋棄者”，不安全感將瀰漫整個社會，最終侵蝕進步的根基。因此，處理好這個問題，是為了鞏固社會契約，確保發展的成果能夠被更廣泛地共享，讓“進步”真正惠及所有人。我們必須在擁抱變革的同時，確保沒有任何一個群體會被徹底拋棄。核心思想不是阻礙進步，而是管理進步的代價。
十一、一柄雙刃劍
唐納德·特朗普的個性極度外向、自信、張揚，並且享受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他是一個天生的表演者，將政治舞台變成了他個人的真人秀。他的風格高度對抗，對任何批評都會做出個人化反攻。他不可預測，能夠根據形勢迅速改變立場或策略，讓對手和盟友都難以捉摸。
然而，在這看似多變的風格之下，特朗普的核心政治觀點：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強硬的邊境政策以及對建製派的深刻不信任，自其青年時期以來，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和穩定性。這些觀點並非源於複雜的理論體係，而是更多地基於他長期的個人直覺、商業經驗和對公眾情緒的敏銳捕捉。特朗普四十餘年如一日，打造了一柄改造山河的利劍。這柄利劍在未來很長的歲月裏，都將用來鬼斧神工般重建美國的政治版圖。
特朗普政治藝術的鋒利之處在於成功地將數千萬民眾的失望和憤怒，凝聚並轉化為一股強大的政治能量。目前，MAGA運動已成燎原之勢，並且後繼有人；共和黨內展現出高度的團結，在特朗普周圍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並且保守派在聯邦最高法院占據了穩固的多數席位，並對眾議院、參議院以及各級司法係統擁有巨大影響力。特朗普不僅是發起了一場政治運動，更是重塑了整個共和黨。他將黨派的重心從傳統的保守主義議程，轉移到了以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新方向，並在此過程中展現了對黨內基礎選民無與倫比的動員能力。
然而，這柄劍的另一刃，則以更深刻的方式割裂了美國。其負麵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麵：
1. 社會的碎片化： 特朗普的動員邏輯本質上是一種“身份政治”。它通過不斷強化“我們 vs 他們”的對立，將政治分歧從“政策之爭”轉變為不可調和的“身份之戰”。這種策略雖然能極大地鞏固自身陣營，卻以犧牲全國性團結為代價，摧毀了跨黨派合作與政治妥協的傳統。
2. 身份政治簡單化： 將所有複雜問題歸咎於外部敵人或內部叛徒，這種“過分簡單化”的處理方式，雖然易於傳播和理解，卻從根本上解除了社會協調解決問題的能力。社會被拖入一種“零和博弈”的狀態，即一方的勝利必然是另一方的失敗，政治不再是尋求共識的藝術，而淪為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3. 事實的虛無化： 特朗普的競選策略包括反複的“假新聞”、“對手的汙蔑陷害”和“另類事實”等修辭，係統性地模糊了事實與虛擬的界限。他成功地讓其支持者相信，他們的“感受”比客觀的事實更重要，他的話語比主流媒體更為可信。當事實本身都可以被爭議和否認時，民主製度賴以運轉的理性辯論、媒體監督和司法公正便失去了根基。
這柄雙刃劍最致命的傷害，是瓦解了社會成員之間共享現實的能力。在一個連“什麽是事實”都需要爭論的國家，重建共識與信任，修複深度撕裂的社會將是美國未來最為艱巨的挑戰。
十二、美國精神的中流砥柱
在美國國家曆史中，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移民是不可或缺的篇章。其中，一個被稱為“蘇格蘭-愛爾蘭裔”（Scots-Irish）的群體尤為突出。他們是源自蘇格蘭低地的長老會新教徒，在短暫旅居愛爾蘭北部後，於18世紀大規模遷徙至北美。這股移民潮與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移民一起，為美利堅的靈魂注入了堅韌不拔、崇尚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特質。從蠻荒邊疆的開拓到波瀾壯闊的西進運動，他們深刻地塑造了美國的政治版圖與文化風貌。
蘇格蘭與愛爾蘭血脈在美國政治領域的深遠影響，可以用一個驚人的事實來概括：在美國至今47位總統中，竟有31位擁有蘇格蘭或愛爾蘭血統。這一壓倒性比例雄辯地證明了該族裔在美國權力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從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到定義20世紀的約翰·肯尼迪與羅納德·裏根，再到近代的吉米·卡特、布什父子、比爾·克林頓、巴拉克·奧巴馬、喬·拜登乃至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這些名字串聯起一部鮮活的美國曆史。他們的領導力、決策風格乃至時代精神，共同譜寫了美國的國家命運，也影響了世界的格局。
一個為美國貢獻了三分之二總統的族裔，為何在今天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剝奪感和邊緣化？這正是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蘇格蘭-愛爾蘭裔內部早已發生了巨大的階層分化。成為總統、精英的，是這個族裔中成功融入並掌握了“建製”規則的上層；而“紅脖子”文化所代表的，是固守在阿巴拉契亞山脈和“鐵鏽地帶”，未能完成階層躍升的龐大基層。他們的憤怒，不僅指向外部精英，也隱約包含著對本族裔成功者的複雜情感。
蘇格蘭及愛爾蘭裔的後代在美國的曆史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他們所代表的，與其說是一種特定的血緣標簽，不如說是一種源自曆史深處的文化基因：一種在逆境中求生的堅韌，敢於挑戰權威的勇氣，以及一種征服未知領域的冒險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跨越了時代，持續為美國注入不盡的活力。
蘇格蘭-愛爾蘭裔的輝煌曆史，非但沒有撫慰當代“紅脖子”群體的焦慮，反而加劇了他們的失落感。祖先和同族裔的榮耀與自身的困境形成了巨大反差，這種“我們本應是國家主人”的曆史記憶，恰恰是他們“被背叛感”最深層的來源。
十三、MAGA的未來
“紅脖子”所代表的部分基層勞作群體所經曆的經濟衰退、社區解體與文化失落，是一曲深沉而悲愴的時代挽歌。唐納德·特朗普精準捕捉並放大一個被主流社會忽視和拋棄的群體的集體情緒，以其不可複製的政治魔力，將這首悲歌轉化為一股撼動美國政治根基的磅礴力量，即方興未艾的MAGA運動。他的力量並非源自傳統的政治綱領或製度，而是完全基於其反建製、反精英的個人魅力。這種“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是一種無法被複製的政治資產：它繞過傳統媒體和政治中介，與支持者建立了一種直接的、近乎宗教般的狂熱情感聯結。
然而，這種模式的風險顯而易見：它的生命力完全依賴於領袖本人的存在。一旦特朗普淡出政壇，運動可能因失去唯一的魅力核心而迅速陷入“領導人真空”，麵臨瓦解的危險。
J.D. 萬斯的崛起，則預示著MAGA運動的另一種可能。他代表了一種將“特朗普主義”從感性直覺和個人魅力，轉化為一套可複製、可傳承的政治哲學的努力。萬斯的目標是將MAGA從一場由個人驅動的運動，轉變為一個擁有自身思想理論、組織結構和長期生命力的持久建製。他試圖為“紅脖子”群體的憤怒與不滿提供一個更具條理的、可供論證的理論框架，使其不再僅僅是情緒化的宣泄，而是一種看似清晰的政治哲學。萬斯模式的挑戰在於，如果運動過於理論化和策略性，可能會在這一過程中失去其源自草根的激情與活力。
然而，無論由誰主導，MAGA運動所揭示的美國社會深層結構性裂痕：信息化、全球化、多元化贏家與輸家之間的鴻溝、沿海大都會與中西部廣大鄉村之間的經濟、技術和文化斷裂、“紅脖子”群體對政治、經濟、媒體和資本精英的深刻不信任，都將長期存在。因此，MAGA運動本身，不過是這些深層裂痕在特定曆史時刻的政治化表現。這場運動所釋放出的巨大政治能量，以及其背後所暴露出的社會斷層，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持續重塑美國的政治格局。
本書不僅是一段“紅脖子”群體的曆史追述，更是一部關乎美國自身靈魂的哲理故事。從邊疆拓荒到獨立戰爭，從工業化再到全球化，這一群體在國家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扮演了貢獻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由此鍛造出一種獨特的文化基因：極端個人主義、反建製和反權威、不屈不饒的奮鬥精神、以及近年來不可消解的曆史失落感。特朗普的政治崛起並非偶然，而是這一曆史積澱的集中爆發，他成功將這種長期被壓抑的憤怒與不滿轉化為震撼美國政治版圖的力量。
更為根本的是，這段曆史凸顯了美國社會內部兩套不可調和的第一性原理之間的衝突：
1.建製主義原理 (社會契約為本):
• 政府觀: 理性共同體的必要框架，反對無政府主義。
• 自由觀: 法律之下的權利，有序自由。
• 公平觀: 傾向於“結果公平”，糾正曆史不公。
• 財產權觀: 受法律保護，但可為公共利益而規製，征稅和征用。
2.個人主權原理 (個體權利至上):
• 政府觀: “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最小政府，問責製。
• 自由觀: 免受外部幹涉的絕對自由或自治。
• 公平觀: 嚴格堅持“機會均等”，反對逆向歧視。
• 財產權觀: 源於勞動的自然權利，不可侵犯，政府應保護，而不是幹預。
正是上述兩種無法調和的邏輯起點，導致了兩個陣營在所有關鍵議題上的必然決裂。當一方在討論如何通過製度設計某種社會契約來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公平（結果公平）時，另一方則認為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個人自由和程序公平的根本性侵犯。他們之間的對話之所以無效，是因為他們使用的雖然是相同的詞匯（如“自由”、“公平”），但這些詞匯的定義卻源自二套完全對立的第一性原理。這場衝突並非簡單的利益之爭，而是兩套無法兼容的“社會公理”之間的根本衝突。
綜上所述，美國社會撕裂的嚴重性，在於其衝突的根源並非政策層麵，而是公理層麵。當分歧源於利益時，可以通過談判和妥協來解決；但當分歧源於信仰和第一性原理時，妥協就意味著背棄自身世界觀，因而變得幾乎不可能。 真正的挑戰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政治危機，演變為一場深刻的哲學困境。它嚴峻地拷問著美利堅民族的共同體認同，並最終決定這個國家未來的命運走向。
因此，理解‘紅脖子’這段交織著榮耀與憤怒的曆史，已不再僅僅是解讀特朗普崛起的鑰匙，而是一麵直視美國靈魂深處巨大裂痕的鏡子，拷問著這個共和國的共同體認同是否還能維係，如何才能維係。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為我們理解這一當代社會最危險的核心挑戰，提供了一個獨到而深刻的曆史與社會學視角。
第二，當19世紀歐洲饑荒，愛爾蘭人來到美國，大部分是在新英格蘭地區。他們從事的工作，現在還能見到的，是警察，消防員，還有跟中國人競爭修鐵路的。並不是到什麽阿巴拉契亞山脈。大部分的紅脖子還是英格蘭，蘇格蘭，和德國人後裔。他們是在1850年之前來到南方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