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反擊：從新自由主義到財政錯覺 ——金融化時代的製度偽象與政治退化

文明係列製度經濟篇（第五章）

市場的反擊：從新自由主義到財政錯覺

金融化時代的製度偽象與政治退化

卷首提要

二十世紀中葉，財政曾被視為國家理性的象征它連接稅收、福利與主權，是現代文明賴以運轉的製度心髒。

然而，當全球化與金融化相互疊加，財政逐漸被市場邏輯吞噬：支出變成信號，赤字成為常態，理性讓位於預期。

這一章試圖追溯從凱恩斯到裏根、從黃金到算法的財政變形史一段關於國家、市場與信任的製度敘事。

一、導言：當繁榮從黃金轉向紙麵

1973年石油危機，是二十世紀後半葉財政秩序的轉折點。

油價短期暴漲四倍，全球通脹失控。

西方第一次意識到，繁榮的引擎可以因能源而停擺，財政的溫情也能因債務而冷卻。

戰後福利國家的三角結構高稅收、高支出、高福利開始崩塌。

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理論在滯脹麵前失靈。

通脹與失業並行的局麵，讓市場與國家的關係重新進入衝突。

七十年代的危機，最終催生出一個新的信條：

政府退場，市場登場。

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起點。

二、財政赤字的製度陷阱

滯脹的根源在於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錯位。

政府以赤字刺激需求，央行配合放鬆貨幣供給。

但在供給受限的現實中，新增需求隻推高物價，並未帶來增長。

財政穩定機製被反向利用，成為通脹的燃料。

1974年，美國通脹率高達12%，英國更超過20%。

債券市場劇烈波動，公共信任快速流失。

人們開始質疑：

財政是否仍能管理經濟？

國家是否已淪為自身債務的質押人？

凱恩斯主義假設政府理性、市場順從，但現實表明，理性會在政治壓力下迅速瓦解。

財政赤字成為對抗危機的手段，也成為製造危機的根源。

財政理性讓位於政治意誌，赤字從調節機製轉化為製度慣性。

三、市場的回歸與意識形態的重組

1979年，撒切爾上台；1981年，裏根就任總統。

兩人分別代表了同一場製度革命的兩翼：

自由化、私有化、去管製化。

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中，赤字被視為墮落，福利被視為放縱。

政府的職責不再是分配資源，而是釋放資本。

通過減稅、削減福利、放鬆監管，市場被重新賦予主導權。

財政表麵回歸平衡，但這種平衡建立在另一種錯覺上

認為市場能自我調節，風險可被金融化吸收。

政府從幹預者變為擔保者，

國家退出前台，卻承擔了更深層的風險。

四、金融化時代的財政轉型

進入1980年代後期，金融資本取代財政預算成為主要增長引擎。

股票、債券、衍生品市場擴張迅速，財富的創造與風險的擴散同步上升。

政府赤字下降，社會債務卻持續攀升。

稅收減少，公共投資收縮，消費依靠信貸維持。

信用成為新的貨幣，債務成為新的繁榮。

金融邏輯逐漸侵蝕財政邏輯。

預算不再是分配工具，而成為信心管理的舞台。

財政赤字隱藏在資產價格上漲之下，

政府的責任被移交給金融體係。

財政的理性讓位於市場的情緒，

製度的穩定被價格波動掩蓋。

國家表麵收縮，實則風險更深。

財政從調節者退化為擔保者

它退回市場，卻無法退出危機。

五、裏根經濟學的製度悖論

供給側經濟學提倡減稅與放鬆監管以促進投資。

但現實是，減稅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國債急劇膨脹。

1980年代，美國國債規模擴大三倍，財政赤字成為長期結構。

新自由主義因此陷入悖論：

它批評國家幹預，卻依賴國家信用；

它削弱財政權能，卻擴大財政風險。

國家成了市場的保險人，

而市場的自由則建立在國家的擔保之上。

撒切爾的緊縮政策確實恢複了預算平衡，

但也導致社會分層加劇、勞工力量削弱。

財政數字回穩，社會結構卻出現裂痕。

六、製度錯覺：市場信仰的財政化

新自由主義最深層的錯覺，是將市場信仰財政化。

市場價格被神化為理性，債券收益率成為國家信用的評判。

財政政策不再服從社會目標，而是服從市場情緒。

政府不再製定預算，而是管理預期；

財政部長不再配置資源，而是安撫資本。

貨幣政策成為主導，央行獨立性被製度化，

而財政權逐漸被邊緣化。

民主的財政基礎也被改寫：

預算談判不再關乎社會分配，而關乎金融穩定。

赤字合法性的標準，從選票轉向市場反應。

財政被去政治化，而民主被資本化。

這一切的表象是效率，

實質卻是偽象。

市場看似自由，卻受算法驅動；

國家看似退場，卻背負更重的債務。

七、2008：市場錯覺的清算

2008年金融危機，是財政製度的再清算。

當房地產泡沫破裂、衍生品鏈條斷裂，

所有風險再次匯聚至國家財政。

美聯儲與財政部出手救市，數萬億美元注入銀行體係。

財政重返舞台，但不再具備凱恩斯式的自信理性。

這是一次被迫的救援，是市場錯覺的延續。

政府挽救了市場，卻無法挽回信任。

財政成為危機的止痛劑，而非結構療法。

量化寬鬆取代財政擴張，信用被抽象為數字資產。

國家的秩序表麵恢複，卻在根層失去了方向。

財政的主體性消失，隻剩下市場的投影

一個被維持表象的製度。

八、財政之後，製度之前

從凱恩斯到裏根，財政理性完成了一次轉向：

從公共治理走向市場依附，從製度理性走向資本信仰。

市場的反擊並未消滅國家，隻是讓國家失去主導權。

國家仍在支出，卻不再主張；

預算仍在運轉，卻喪失方向。

赤字從政策工具變成政治常態。

凱恩斯以國家修複市場，

裏根以市場裝飾國家。

二十世紀的財政文明在這兩極之間搖擺。

製度餘響：數字債務的文明劇場

新自由主義的衰退，並非凱恩斯主義的回歸。

它開啟了一種新的財政形態

算法管理的市場、數據計量的信用、

虛擬債務維係真實國家。

財政錯覺並未消散，隻是更換了媒介。

國家發行的不再是貨幣，而是流量；

支出不再是預算，而是信號。

赤字不再意味著超支，而象征係統的延遲。

未來的財政之手仍在，隻是隱藏在市場的投影之下。

製度的出路，不在國家與市場的對抗，

而在於人類能否重新理解責任與信任的意義。

那才是財政文明的終極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