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茅於軾先生——天則經濟研究所往事

我與茅於軾先生——天則經濟研究所往事

 

作者：祝聖武（原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原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企業家研究中心理事）

 

    最後一次見到茅於軾先生是2017年。

    那時他已經88歲高齡，說話的時候身子顫顫巍巍。為了自由繁榮的中國的夢想，他依然無數次親自出席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學術活動。

    我參加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活動始於2015年。那時候我還在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濟南分所）做高級合夥人。

        2015年初，由於政治迫害的原因，天則經濟研究所財務狀況極度惡化，員工活不下去了。著名經濟學家馮教授聯係了我，問我可否給天則經濟研究所捐款。我當即答應捐款10萬。

    我知道給天則經濟研究所大額捐款必定會有政治上的大麻煩，於是我從銀行提取了10萬元現金，用學生包背著，從濟南親自送到了天則經濟研究所辦公室。馮教授給我寫了個簡單收據。

    整個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人都對我非常友好，因為他們的財務狀況確實已經崩潰。

    馮教授問我在北京住哪裏。我說我住東直門外的地下室旅館，80塊錢一晚上。馮教授大吃一驚，以為我其實沒有那麽大的財產實力，一再關心的說革命要量力而行，要照顧好家庭。我笑翻了。我說我隻是簡樸慣了，不必擔心。

    沒過一個月，馮教授又聯係我，說他們正在創建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企業家研究中心，問我是否願意加入，會費每年3萬元。我當即答應。於是我就成為了中國企業家研究中心的創始理事。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朋友們都很喜歡我，推薦我做研究中心的監事。

    第一次見到茅於軾先生的時候，馮教授專門把我叫到茅於軾先生的辦公室，和他說：“這就是傾力資助我們天則的祝聖武律師”。

    2016年，我繼續參加了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企業家研究中心，會費依然是3萬元。

    2017年初，我辦理了我的第一個人權案件——王江峰在微信群辱罵包子案。我為王江峰辯護，並寫作了一個辯護詞。很不幸，這個辯護詞不隻是引起了法學界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公安的注意。三個月後，我被指控反黨反社會主義（涉及的當然不隻是一個辯護詞）。濟南市公安機關給我的說法是：這事情和他們沒關係，他們隻是奉中央政法委的命令調查我。鬼知道了？我還是懷疑他們的說法。

    所幸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朋友們沒有忘記我。張千帆教授幫我做了很多的幕後協調工作（我相信是張千帆教授幫我避免了蹲監獄的命運）。

    張千帆教授一再勸說我接受公安局的建議——上電視向黨和政府道歉，真誠悔改，他們保留我的律師證和我的律師事務所。我拒絕了。我說現在中國的律師和狗一樣，我沒必要羞辱自己的人格了。

濟南市公安局國保負責人李銳問我：“你大律師不做了，幹嘛去？”我負氣的說：“搬磚！”

我說這話的時候，壓根沒有想到，兩年後我會真的在加拿大的溫哥華搬磚（幹裝修工）。現在我已經是技術熟練的搬磚師傅（裝修工）了，已經可以依靠裝修技能在加拿大社會立足。

我會後悔當初的決定嗎？唉！有時候我也會想起張千帆教授對我的一再挽留，想起我本來有機會成為現在已是中華帝國國師的張千帆教授的得力助手。

    2024年1月，我得知茅於軾先生避居溫哥華。我沒有茅於軾先生的聯係方式，於是給馮克利教授電話求證。馮克利教授給我發送了茅於軾先生在溫哥華的題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看了題詞後我哀歎了一聲，回複馮克利教授到：“歡迎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加拿大行省。”因為這一句話，我從此失去了馮克利教授這個朋友。

 

    如今，當我結束2020年4月以來開始的自我社會性死亡，重新回到世界，我發現一切都早已物非人非，一切都詭異荒誕。曾經被我們奉為聖經的歐美的自由民主法治，已經成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翻版，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早已死去多年。曾經歡聲笑語、兩肋插刀傾力相助的的朋友們絕大多數已經成為了陌路人。我和張千帆教授彼此活在對方的朋友圈裏，但再也不會彼此問候一下。

 

    我已經失去了去溫哥華探望茅於軾先生的興趣和勇氣！

 

    這真是一場悲劇！仿佛文化大革命正在進行中。

 

 

祝聖武，2025年2月23號寫於加拿大卡爾加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