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說一段令人心酸的知青往事:
我1974年中學畢業,按理家中排行老大可以先留城,但我小妹身體不好,我父母怕她插隊吃不消。我說:那我去吧,而且去了另一個小縣城的農村,這樣即便我以後抽上來,對小妹留城照樣沒影響。那時的精神壓力很大,插隊就準備在農村一輩子。相信很多曾經插隊過的朋友,有這種特別的感受。
但1975年之後局勢開始有點好轉,知青的環境也稍微有些改善。我們插隊的大隊得到縣委“知青辦”的撥款,還特地為知青蓋了“知青宿舍”,村口兩排10個土胚房,每個房間進門有一個灶頭,裏間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對這個條件,知青們已經非常滿意了。
2007年知青朋友回農村拍的“知青宿舍”(首圖也是)
盡管物質生活略有改善,知青們很空虛,麵對身心疲憊的農村生活,大家都很迷茫,感情上也很失落,男女知青交往也很謹慎。但沒有人打算在農村結婚成家的,我們堅信這個地方不屬於我們,發一個血誓:在農村死也不結婚。
我們隔壁的一個村,也有幾位知青,其中有兩位從杭州來的知青,男生姓梁,女生姓祝,我們開玩笑叫他們“梁山伯”和“祝英台”,想不到這一叫,最終成了現代版的“梁祝”悲劇。“英台”相貌秀美,但比較弱小、害羞。於是遭到村裏的民兵連長和青年農民的輪番求愛。求愛無果後,天天晚上都有人在窗口騷擾。嚇得“英台”不輕,最終求助那位同是杭州人的“山伯”。開始謊稱“男女朋友”的關係,但沒人相信。他們去村長處告狀,村幹部反而幫著小痞子們。那時沒有“同居”一說,男女知青同居在一起屬於“亂搞男女關係”,要判刑的。無奈“山伯”和“英台”草草結婚,騷擾一事才告一段落。
“山伯”也是文縐縐的,為人處世甚佳,待妻子也很好,我們公社裏開知青大會,總是看到她倆依偎在一起,和大家的關係都不錯。後來也是一個意外,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在農村當然是養不了的,他們將小兒子送到杭州爺爺奶奶家寄養,孩子從小沒有杭州戶口。但在杭州長大,和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好。
“山伯”和“英台”比我們先去農村,到了1976年局勢急轉直下,容許知青返城了,隻要表現好,在農村兩年以上就可以按照名額,逐批回城。但有一點,返城的知青必須在農村是單身的,“山伯”和“英台”傻眼了,也就是他們有婚姻在,永遠走不了。一位公社的“赤腳醫生”心地善良,幫他們想一個辦法:辦理“假離婚”,回城後再複婚。後麵我們得知,很多在農村有婚姻史的知青,就是用這個辦法回城的。於是“山伯”和“英台”就協議離婚了,別人結婚時是“山盟海誓”,他們卻在離婚時“山盟海誓”,讓我們看了覺得有點悲壯。
但悲劇從此開始:“英台”的父母親是省軍區的高幹,而且是剛剛落實完政策的實權派,很快“英台”回了杭州,而且安排在一個省委機關做行政工作。而“山伯”的父母親是針織廠的工人,就是沒有“名額”抽不上去。最終“山伯”的父親提早退休,這樣才讓“山伯”頂替到針織廠的食堂做夥計,所幸的是他們兒子的戶口也進了杭州。
但故事還沒完,大家不是想到山盟海誓的“複婚”嗎?開始“英台”是有這個願望,無奈她父母親死都不肯承認這門婚事,複婚成了遙遙無期的奢望。再後來,“英台”也和另外一位“門當戶對”的高幹子弟結婚成家了。我們知青朋友中一位也是高幹子弟,是他們雙方的摯友,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也是無果而終。最終搞得“山伯”身心疲憊,放棄了一切努力。但他始終沒有怪罪“英台”,隻是覺得“命運本該如此”,並祝願前妻能幸福。
當我們知青聽了這個結局潸然淚下,能怪誰?後來我也抽上來到縣城工廠做工人,再考上大學,讀書和工作都在杭州,我企圖找這位同在杭州城的“山伯”聊聊,好不容易找到小巷老宅,已經拆遷了。再企圖找到針織廠,還是沒找到,留下一個電話希望聯絡我見一麵,但一直沒有收到“山伯”的電話。再後來我來了澳洲,從此也劃上句號。
我從認識“山伯”和“英台”開始,一晃也剛好50年,這半個世紀我一直惦記著他們和那段抹不去的回憶,這種悲劇殃及幾代人。特別是那從小沒戶口的小男孩,算下來也快50歲了,你們可好?人生跌宕起伏,有悲歡離合,那時候做人哪裏有什麽尊嚴?人非常渺小,我們無法改變命運。所以我沒有怨恨“英台”,她沒有害人,隻是選擇了她無法改變的道路,我也為“山伯”鳴不平,但又能如何呢?我相信那個折騰的年代,此類的悲劇不知道還有多少!
願人間少一點這種悲哀和痛苦,借此機會也向所有的知青們致敬,我們是時代中不幸的人,但我們能活下來到今天,也是最幸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