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權力與未來

摘要

一個國家的命運走向，絕不僅僅由其資源稟賦或地理位置決定，更深受其決策層集體心理的深刻塑造。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版圖，正由一代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創傷與意識形態僵化中成長的領導層所雕刻。本文旨在論證，這種深刻的“時代認知烙印”，結合絕對權力本身具有的致幻性與致盲性，導致了一係列係統性的政策失誤——從民營經濟的活力窒息到雄安新區這類“大白象”工程的尷尬。為了應對21世紀的風險，中國必須直麵“建構主義的謬誤”，拆除那些阻礙現代化進程的傲慢機製。

一、認知的烙印：用過去的創傷治理未來

要理解中國當前領導層的“操作係統”，我們必須分析**“代際認知印記”**（Generational Cognitive Imprinting）這一概念。當前的最高領導層，其世界觀成型的關鍵時期（青春期與成年早期）正值文革動蕩歲月。

1. 生存主義心態與對控製的迷戀

從心理學角度看，成長於一個充斥著混亂、背叛和製度崩潰的環境中，會讓人終其一生都渴望**“秩序”**。對於這一代人而言，“維穩”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目標，更是一種心理防禦機製。

• 認知偏差： 他們傾向於將自由市場的混沌能量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不視為生命力的表現，而是視為他們青年時代所目睹的無政府主義的前兆。
• 後果： 這導致了**“強迫症式的治理風格”**。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從網絡遊戲到課外輔導，再到房地產價格——都必須被管理、被規範，必須置於國家的直接掌控之下。其潛意識的邏輯是：一旦權力的手掌放鬆，混亂就會卷土重來。

2. 二元對立的世界觀：非友即敵

文革的特征是無休止的“批鬥”以及“人民”與“階級敵人”之間的二元對立。

• 現代投射： 這種思維模式在當前的“戰狼外交”以及內部對不同意見經濟學家或企業家的打壓中死灰複燃。經濟政策不再被視為一種非零和的合作博弈，而被視為戰場。私營企業家（如馬雲）僅在被認為有用時才被容忍；一旦他們表現出獨立性，就會立即被重新歸類為需要被中和的威脅。

二、權力即神經毒素：“回聲室”的心理學機製

正如你所言，“權力如毒品”。神經心理學研究支持這一點。關於“權力悖論”（Dacher Keltner）的研究表明，長期掌握絕對權力會損害大腦的鏡像神經元功能——即扼殺同理心並增加衝動性。

1. 反饋回路的死亡

在健康的管理體係中，壞消息能夠向上傳遞。而在集權的獨裁體製下，現實是被過濾的。

• 失效機製： 隨著權力向“核心”集中，下屬為了生存開始進行**“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他們匯報的不是真相，而是領袖想聽的話。
• AI 的隱喻： 正如一個用審查過的數據訓練出來的 AI 會產生“幻覺”，一個依靠阿諛奉承的報告運作的領導結構，也會產生**“政策幻覺”**。領導層可能真誠地相信經濟強勁、世界尊重其“智慧”、政策深得人心，因為國家機器已經被重新設計，專門用於掩蓋相反的證據。

2. 能力的幻覺（國家層麵的達克效應）

當領導者廢除任期限製並清洗競爭對手時，他們也消除了讓自己腳踏實地的外部製衡。他們開始相信自己的宣傳。這導致了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即傲慢地相信，一個單一的大腦可以比有機的市場更完美地規劃 14 億人複雜的互動。

三、傲慢的代價：十年扭曲決策的案例分析

“文革思維”（對全麵控製的渴望）與“獨裁傲慢”（全知全能的錯覺）的結合，導致了肉眼可見的經濟災難。

1. “千年大計”：雄安新區與理性建構主義謬誤

雄安新區或許是當前領導層經濟文盲的最典型紀念碑。

• 謬誤所在： 曆史證明，成功的城市（如倫敦、紐約、深圳）是圍繞市場、貿易路線和人類選擇有機生長出來的。
• 傲慢之處： 雄安試圖通過法令“逆向工程”一個大都市。它建立在一個沒有自然經濟優勢的地點，純粹由“帝王意誌”驅動，試圖創造一個能與鄧小平的深圳相媲美的政治遺產。
• 結果： 盡管投入了數千億人民幣，它依然是一個靠強遷央企填充的“鬼城”。這是**“沉沒成本謬誤”**的教科書式案例——因為領袖的自尊無法承認錯誤，所以隻能不斷追加投資，用更多的錢去填補無底洞。

2. 對私營部門的圍剿（打擊經濟學）

摧毀教培行業、叫停螞蟻金服上市、對平台經濟的重拳出擊，這些決策並非基於經濟邏輯，而是源於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 邏輯： 領導層擔心私人資本正在成為另一個權力中心。
• 代價： 這粉碎了商業信心。投資是關於未來的預期。當一份“紅頭文件”可以在一夜之間抹去一個行業時，理性的投資者就會停止投資。當前的經濟萎靡和青年高失業率，正是這種“權力中毒”後的直接戒斷反應。

3. 一帶一路（BRI）：麵子高於裏子

雖然“一帶一路”具有戰略邏輯，但其執行過程充滿了獨裁者常見的“大撒幣”心態，即用國庫資金購買國際聲望。

• 失敗： 巨額資金被借給了腐敗、不穩定的政權（如委內瑞拉、斯裏蘭卡、巴基斯坦），用於那些沒有經濟可行性的項目。
• 反噬： 這些變成了“壞賬”。中國非但沒有擴大影響力，反而陷入了債務重組的泥潭，在國外引發怨恨，在國內房地產市場崩潰急需資金救市時，卻消耗了寶貴的外匯儲備。

四、前方的風險：“灰犀牛”正在衝鋒

由於存在“時間偏差”（用 1970 年代的邏輯解決 2020 年代的問題），中國麵臨著當前領導層似乎無力應對的生存風險。

1. 人口懸崖

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史無前例。“獨生子女政策”（另一個災難性的自上而下的社會工程）導致勞動力規模無法支撐龐大的老年人口。領導層的回應——簡單地號召女性生三個孩子——完全未能理解現代經濟壓力，暴露了決策者與公民生活現實的嚴重脫節。

2. 中等收入陷阱

要從“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經濟體必須從模仿（複製技術）轉向創新（創造技術）。

• 衝突： 創新需要自由。它需要犯錯的權利，需要挑戰權威的權利，需要信息的自由流動。一個將“安全”置於“自由”之上的監控國家，必然會扼殺逃離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創造力。

3. “垃圾進，垃圾出”的政策循環

如果 AI 是由有缺陷的數據訓練出來的，那麽政府也是如此。如果領導層繼續依賴“消過毒的報告”，他們將誤判重大的危機——可能是金融崩潰，也可能是地緣政治衝突——從而導致係統性的崩潰。

五、解決方案：如何稀釋“時間偏差”

對於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和全社會而言，化解這些風險需要共同努力打破這層認知封印。

1. 知識的去毒化：重回實證主義

學者必須回歸實證主義（從事實中尋求真理），而不是教條主義。

• 行動： 學術分析必須嚴謹地將“政治正確”與“經濟現實”區分開來。即使公開發表困難重重，但在內部保存真實的數據對於國家未來的重建至關重要。

2. 去中心化：應對複雜性的唯一解藥

對於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經濟體，“一人獨裁”模式在功能上已經過時。

• 方案： 決策權必須回歸地方和市場。讓上海成為上海，讓深圳成為深圳。地方實驗（摸著石頭過河）曾拯救了80年代的中國，也是為2020年代尋找出路的唯一途徑。

3. 製度化“魔鬼代言人”

為了對抗“權力如毒品”的效應，必須引入強製領導層聽取反對意見的機製。

• 曆史教訓： 中國曆史上最成功的朝代（如初唐）都有強大的“諫議”製度。現代的等價物是——法治，保護那些傳遞壞消息的技術官僚。這是防止國家巨輪撞上冰山的最後一道防線。

結語：虛榮與生機之間的抉擇

中國過去十年的曆史是一個警示故事，展示了當創傷一代的認知偏差遇上獨裁體製的不受控權力時會發生什麽。

對自上而下控製的癡迷製造了一個悖論：領導層越是用力擠壓以求維穩，社會就變得越脆弱。“千年大計”正在變成浪費的紀念碑，“戰狼”式的虛張聲勢導致了孤立。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一次心理上的突破。這需要承認，那些用來在文革中生存下來的手段，正是扼殺當今中國現代化的元凶。解決方案不在於一個“偉大的領袖”，而在於一個**“偉大的製度”**——一個尊重市場複雜性、包容多元聲音的製度。真正的國家力量，在於釋放其人民的潛力，而不是在於其宮廷內那令人恐懼的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