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科學為何漸行漸遠

政治與科學為何漸行漸遠，我們該如何修複？

在現代社會的治理舞台上，政治權力的掌握往往並不依賴於個人的知識儲備、專業能力或理性判斷。相反，忠誠、順從以及對領袖意誌的堅定執行，才是政治體係中最被看重的特質。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國皆有體現，程度不同而已。

科學界的價值觀則大相徑庭。科學依賴於懷疑精神、證據積累與同行評議，強調不斷質疑自我與他人的觀點，力求在複雜多變的現實中接近真理。科學的進步來自群體智慧的碰撞，而非統一思想的集結。

這種製度性差異也反映在人才選拔的標準上。政治體製常常獎勵那些“聽話”的人，而非有獨立見解和批判性思維的人。因此，許多有識之士、工程師、科學家、甚至有遠見的企業家，往往在公共治理體係中處於邊緣化地位。相反，那些專擅權謀、擅長構建“效忠網絡”的政治操盤手則能屢屢高升。

為何這種嚴重的結構性脫節能持續存在？它是否源自人類的社會本能？還是製度設計本身就獎勵了服從而非理性？

演化心理學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早期人類社會依賴部落協作維生，團體統一意誌往往意味著更高的生存概率。在這種壓力下，人類演化出了對“權威”高度敏感的社會心理機製，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領袖效應”。研究表明，大腦對權威信息和群體認同有天然的獎賞反饋，這種機製在政治傳播中被廣泛利用。

然而，現代社會的複雜性遠非原始部落所能比擬。管理金融係統、製定科技政策、規劃城市發展，都需要高度專業化和理性分析的支持，而非簡單的口號和動員。因此，當政治係統仍沿用以“忠誠”為核心的選人用人機製時，權力與能力的背離便不可避免地出現。

如何打破這一困局？答案並不簡單，但可以從三個方向展開：

一、製度改革：將知識與能力納入政治選拔標準。設立獨立的公共事務考核體係，吸納各領域專家參與決策機製，強化實證數據在政策製定中的權重。例如，類似於新加坡公務員製度中的“能力導向”與績效考核機製，值得借鑒。

二、文化更新：重新塑造公眾對政治人物的期待。媒體與教育應更多強調科學素養、批判性思維與公共責任，而非“魅力”、“人設”或“忠誠度”。當社會的輿論重心從“誰最聽話”轉向“誰最有遠見、誰最有能力解決問題”時，政治生態也會隨之改變。

三、科技助力：借助人工智能、大數據與透明化平台，打破信息不對稱，提升政策執行與評估的效率。技術可以協助治理，也可以成為反腐工具和能力評估的輔助係統，從而在結構上倒逼“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

當然，這樣的轉變不會一蹴而就。政治作為一種權力遊戲，自有其自我維護機製。在缺乏外力幹預的情況下，很少有既得利益者願意主動推動改變。正因如此，變革的希望反而寄托在普通公民、學術界與技術社區的協力推動上。

從長遠看，一個更加理性、公正、開放的政治生態，才是推動人類社會持續進步的基石。在這場係統性變革中，我們需要的不隻是製度創新，更需要一場深刻的文明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