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遺言

——被郭沫若拋棄的日本妻子安娜在晚年感歎【安娜致信郭沫若】
(由郭沫若與安娜之子郭誌鴻提供)

我出生於日本名門望族，恬靜素雅，我自幼念著聖經成長，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我不滿父母的包辦婚姻，向往著自由的戀情，離家來到東京的聖路加醫院做了一名護士。我和你在這所教會醫院相遇。

你說遇見我猶如遇見聖母瑪利亞一樣，說我眉宇閃著聖潔的光，讓你一見鍾情。

我舍棄一切，拋家去國，隻為與你相守一生。我們在清寒的歲月裏相守了21年，我無視你的朝秦暮楚，以為風流成性的你心裏有著我們的這個小家。

分開11年，我扛過了饑荒和日軍的嚴刑拷打，我望穿秋水，日思夜盼，好不容易等來重聚的日子，可我見到的卻是你的新妻和五個孩子。

我舍棄一切，拋家去國，可換來的卻還是被拋棄，我無路可回頭，活成了一隻無助的野狗。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家......

1894年10月3日，我出生日本仙台的一個大戶人家。彼時，經過20多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力強盛，社會相對穩定。我家在當地屬名門望族，經濟優越，我無憂無慮地在父母的庇護下成長。

我的父親是個牧師，受他的影響，我也成了一名基督教徒，我相信虔誠的禱告能去除一切磨難。

我自幼乖巧懂事，可21歲那年，我卻幹了一件大事。

那年我剛從仙台女校畢業，父母沒有經我允許就給我定了親事。父母說兩家門當戶對，嫁過去也會安康一生。對於戀情我有著諸多的美好幻想，這種父母之命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我選擇了逃婚。

我隻身來到東京的聖路加病院做了一名護理。宿命要真是一場劫難，也是我們無可避免的。

在這裏，我遇見了令我一生傾心的戀人，也開啟了我苦難的一生......

那是1916年的8月，我在醫院遇見了一個年輕人，他神色哀怨，是來給去世的朋友陳龍驥取X光片的。

他就是郭沫若，1914年來日本留學，讀完東京第一高等預科後，又進入到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讀醫科。

望著他淒楚的神情，我不由得安慰了他幾句。可是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回到岡山的他說對我一見鍾情，他直接寫信道：

“我在醫院大門口看見您的時候，我立刻產生了就好像是看到聖母瑪利亞那樣的心情，您眉宇間散發著不可思議的潔光，就好比一輪光華四射的明月，您的臉放出聖光，您的眼睛會說話，您的口好像櫻桃一樣，我愛上了您！”

我們頻頻寫信，互訴衷情，信件幾個月裏來往40多次，最多一周寫了五封。

他的感情熱烈奔放，不同於內斂的日本人，漸漸地，我對這個能寫漂亮文字的中國人動心了。

受他的感染，我也直接給他回信，流露了愛意：

“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愛別人了，我這個肉體，我這個靈魂，除你而外是不許為任何人所有的。”

我們相戀了，可是卻沒有得到祝福。

他在國內已有明媒正娶的妻子張瓊華，他說那是父母之命，他們沒有感情，我信了。

其實他們也的確沒有感情，這個女人一生隻見過他三次，卻傻傻地守了他一生。

我的戀情更是在整個家族掀起了軒然大波。甲午中日戰爭後，兩國關係早已交惡，父母不願我遠嫁，更不同意我找一個中國人。

愛情讓人盲目，更讓人勇敢。我在給他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把父親丟了，母親丟了，國家也丟了……這是怎樣悲慘的戀愛，怎樣悲慘的緣分喲！”

事實也是如此，我很快就辭去了醫院護理的工作，不惜與家庭決裂，來到岡山和他同居了。父母一直無法接受我的婚姻，至死也沒有諒解我。

他給了我一個新名字，我從佐藤富子成了安娜。我滿心歡喜地接受著這一切，幻想著我的全新生活。

如同每一個賢淑的日本太太一樣，我全力支持著先生的一切，讓他安心讀書和寫作。從1916年到1937年，我們往返日本和中國兩地，一起生活了21年。

據說戀愛中的女人智商為零，我想婚後女人的智商一定是負數吧。

我無視他和徐亦定在西湖邊的卿卿我我，無視他帶著安琳回到上海，居住在我們家附近。

1934年，他又戀上了《大公報》的記者於立忱，他們山盟海誓，幾年之後，這個女人自縊身亡。

1933年前後，他因為在外嫖娼，給我傳染了性病。我欲哭無淚，還是寫信給恩師小野寺直助，希望他介紹名醫給我們醫治。

我喜歡他，隱忍了他的一切。

我們的21年，亦是他的創作高峰期，他出版了無數著作，他也曾在譯作《浮士德》的首頁上深情地寫道：

安娜：此書費了十年的光陰才譯成了，這是我們十年來生活的紀念。

第二頁上還用德語寫著：獻給我永遠的戀人安娜。

我信了先生的話，覺得自己一定是他永遠的戀人，覺得他在外麵的沾花惹草隻是男人的偶爾放縱罷了，累了他終究會回到這個家的。

21年，即使是塊冰冷的石頭也熱了，我想我的隱忍一定能換來相守一生，白頭偕老的。我的美夢很快就被現實撕得粉碎......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先生在家來回踱步，變得憂心忡忡。

7月24的深夜，我在先生的勸說下早早入睡，可是我醒來後卻沒有看見他。他穿著和服，避開日本人的跟蹤，回到了中國。

他的出逃讓日本軍方勃然大怒，他們逮捕了我，對我威逼利誘，嚴刑拷打。在暗無天日的監獄裏，我默默禱告，我祈禱聖母保佑我的先生，保佑我們可以早點重聚。

恢複自由身的我，生活陷入困頓。

可我打零工，做苦力活也沒有放棄對孩子的教育。他們的父親是個文化人，我不想重聚後的先生失望。

我想戰爭結束後，我們一定能重聚，隻要能和先生重聚，我無懼所有的苦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聽到廣播後的我欣喜若狂，我想我和先生能重聚了。

1946年，我等來了先生的信和幾百美元，拿著信的我如遭雷擊，我日思夜想的先生已組建了新的家庭。

1948年，不甘心的我帶著孩子，遠赴香港，我終於見到了日思夜想的分別了11年的先生，可他的身邊站著於立群和五個年幼的孩子。

這一幕，讓我的心徹底涼透。

戰爭年代，我抗拒了日軍要孩子入籍日本的建議，就是為了要帶他們回到中國，和他們的父親團聚。可是他們的父親，這個和我許諾要相守一生的男人拋棄了我們。

1949年，我帶著孩子回了中國，加入中國國籍。先生辜負了我，可我還是要帶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回國後的他們乖巧懂事，學業有成，成了我的驕傲。

在中國，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1983年還被推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我漂泊了幾十年，終於過上了安穩的日子。可我深居簡出，很少與人交往，也謝絕了一切采訪。

我最熱烈的話在東京和山岡來回的那幾十封信裏已經說盡，我所有的眼淚在香港重聚的時刻已流盡。

這一生，喜歡他，人人都說我如安娜·卡列尼娜一樣勇敢，可那個勇敢的女子在被拋棄後死在火車下。

我拋家去國，換來的也還是被他拋棄。1978年的春天，我去醫院看望重病的他，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他也不願意多看我幾眼。

1994年，8月的上海炎熱潮濕，孩子們望著病危的我，問我是否還有什麽心願，我把自己所有的財產500萬日元都捐給了政府。

我的這一生，都活得像條野狗，我飄零一世，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家。

神愛世人，耶和華，請你佑我，讓我回到天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