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筆鄰。
2015年3月20日傍晚，內蒙古赤峰市的天空陰沉如鐵，街頭的風卷著春寒，吹得人心裏發緊。這一夜，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震撼的一樁案件的開端：一位省部級高官、曾經的公安廳長，親手持槍追殺自己的情婦，血灑草原。這起案件，不僅以它的殘酷震驚全國，更以它的荒誕與反諷，暴露了中國官場中積鬱已久的權力瘋狂與道德崩塌。
傍晚時分，赤峰市鬆山區的步行街燈火初上。28歲的李某某——一名服裝店女老板，神情慌張地拎著手提包快步穿過街口。她的手機屏幕上不斷閃爍著一個熟悉又令人恐懼的名字——“趙廳長”。
幾天前，她還在這位“廳長”的陪伴下出入酒店、吃飯喝酒，在港灣世紀酒店共度一夜。她知道趙黎平是誰——內蒙古公安係統的“老大”，曾經一聲令下能調動數千警力、刑偵出身、槍法精湛。可是現在，這個她曾經依附的男人，正在追殺她。
趙黎平駕駛著一輛黑色奧迪車，車牌閃爍著權力的光環。他的車廂裏放著兩把手槍——一把轉輪槍，一把“六四式”警用配槍，還有一把匕首。對一個搞了一輩子刑偵的老公安來說，這些東西早已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
晚7時許，李某某撥通了110報警電話，聲音顫抖：“我被人追殺，是趙黎平——前公安廳長！”這通電話，成為她留在人世的最後一句話。
據當時的通話記錄，李某某在報警時，曾多次試圖攔下路邊的車輛求救。她跑到205國道橋北，一邊哭一邊揮手。目擊者稱，她身後那輛奧迪車猛地加速，車燈直刺她的背影。
“砰！砰！”兩聲槍響劃破夜空。子彈擦過她的身體，卻未能致命。她慌亂地爬起來，跌跌撞撞地攔下一輛白色轎車，嘶喊著讓司機帶她離開。司機被這突如其來的恐懼嚇得當場愣住。趙黎平下車，黑影籠罩，手槍再次抬起。女人尖叫著跑進百合新城小區——那是她自己的家，最後的避難所。
但命運沒有給她逃生的機會。幾分鍾後，小區的監控拍下了那個瞬間：趙黎平衝進院內，開槍——女子頭部中彈，倒地。鮮血在寒風中慢慢擴散。
趙黎平蹲下，用顫抖的手檢查她的呼吸，然後一聲不吭地將屍體抬進奧迪後備箱。他的手上、衣襟上都沾滿了血。然後，他上車、倒擋、猛踩油門，車子連續撞上四輛停靠的汽車，才狼狽逃離現場。這是一個從刑偵現場無數次走出的男人，此刻卻製造了最血腥的犯罪現場。
奧迪車一路疾馳，穿越夜幕，駛向赤峰以北的當鋪地滿族鄉。路上的監控記錄下他緊咬牙關的臉——一個昔日的廳長、如今的殺人犯。
到達山腳下，他把車停在一處荒坡旁。氣溫已降至零下，風卷著塵沙。趙黎平從後備箱裏拖出屍體，倒在地上。他想毀屍滅跡——於是找來汽油，點火焚燒。火光照亮他那張蒼白而扭曲的臉。那一刻，他也許終於意識到，自己的一生已在烈焰中化為灰燼。燒了一半，他又慌忙用石塊掩埋，留下未盡的焦痕。
幾小時後，赤峰警方根據110報警記錄和監控畫麵，出動500名警力，地毯式搜捕。淩晨，趙黎平的奧迪車行跡被鎖定。當警車在克什克騰旗將他截停時，這位前公安廳長身上仍帶著血，車裏還有槍和刀。他沒有反抗，隻是長歎一聲：“完了……”從獵人到獵物，轉瞬之間。
案發後的第二天，赤峰山坡上仍能聞到焦糊味。警方在雨潤集團南側找到那具被焚燒的女屍，頭部中彈，身體部分碳化。她的手機仍留在草叢中，屏幕碎裂，最後一通未接來電——“趙廳長”。那一刻，所有的“身份”都失去了意義。她不再是廳長的情婦，而隻是一個被權力吞噬的生命。而他，也不再是公安廳長、政協副主席、詩人趙黎平，而隻是一個在冷冰冰的刑場上等待命運宣判的罪人。
在此之前，趙黎平的人設幾乎完美：刑警出身、作家、詩人、公安文聯主席、自治區副主席。他寫詩，題目多是《大漠孤煙》《長河落日》；他談人生，說“要做鐵骨錚錚的男兒”；他還出版過《中國謀略家箴言》。但現實卻讓人諷刺。那個寫下“俠骨柔情”的人，最終成了一名殺人犯。
他身上積累的權力與欲望，早已變成一條無形的鎖鏈。長期身處公安係統，讓他熟悉犯罪、掌握槍支、洞悉調查程序，也讓他產生了“自己不會出事”的幻覺。據內部人士透露，案發前兩個月，內蒙古公安係統就有傳言——趙黎平可能“要出事”。他卷入貪腐、收受賄賂、工程項目中飽私囊，還涉嫌非法持槍和挪用資金。那位年輕女子，據說掌握了他的一些“要命材料”。
她威脅要“揭發”，他試圖“擺平”，談判破裂——於是這位從刑警幹校走出的廳長，選擇了他最熟悉的方式：開槍。這不是激情，而是絕望的邏輯。他深知，隻要她活著，自己的一切榮華、聲譽、家庭都會毀滅。於是他選擇用一顆子彈，堵住她的嘴，也堵死了自己的路。
趙黎平被捕時，仍然習慣性地要求“通話”、“報告上級”，似乎還以為自己可以“運作”此事。可是，現實並沒有給他留任何餘地。2016年11月11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級法院宣判——死刑。罪名包括：故意殺人、受賄2368萬元、非法持有槍支、彈藥、非法儲存爆炸物。2017年5月26日，他被執行死刑。臨刑前，他要求見家人，隻說了一句：“我錯了。”
一個曾掌控數十萬警察命運的人，最終被自己的製度碾碎。趙黎平案，並非僅僅是一個失控的情殺事件。它更像是中國官場長期病態生態的一次極端爆發。在這個體係中，權力、金錢、性糾纏不清；而失去了監督與製衡的權力，逐漸異化為一種病態的自戀。
趙黎平以為自己淩駕法律之上，因為他曾是法律的執行者；他以為可以掌控生命，因為他曾掌控他人的命運。但當他意識到“體製之手”已經開始收網時，他便徹底瘋了。他殺的不僅是一個女人，更是自己過去賴以生存的那副麵具。從某種意義上說，趙黎平是“體製病”的樣本——他不是例外，而是極端。他代表著一類人：在長期的權力慣性中喪失道德感與現實感，把權力當作護身符，把槍當作最後的尊嚴。當製度將人變成“工具”，而工具又開始反噬製度，本身就意味著崩塌的開始。 在權力與人性的夾縫中，趙黎平親手演繹了一個高官的墜落劇——從頂峰到深淵，隻隔一顆子彈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