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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剛剛好。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充當“中間人”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不同於商業領域的中介，政治中間人不僅要在各方之間尋找平衡，還要兼顧自身國家利益、全球戰略考量以及意識形態立場。
如果中間人一開始就徹底站隊某一方，另一方就不會接受其作為調停者。因此，中間人需要在原則和現實之間找到平衡。在確保公平的同時維護利益——政治中間人不可能完全舍棄自身利益，而是要在維護利益的同時展現公正，否則調停身份就會失去公信力。即便某一方明顯更符合中間人的價值觀，也不能讓另一方徹底喪失參與談判的意願，否則衝突就難以解決。調停不僅是口頭上的安撫，也需要具備實際的威懾力，防止衝突方訴諸極端手段。
現實政治中，美國在台海問題、俄烏戰爭等國際衝突中，既要扮演某種“中間人”的角色，又要確保自身利益和國際影響力，這種平衡的難度遠遠超出一般的外交協調。
在中台關係問題上，美國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確保與台灣的緊密聯係，同時又通過《上海公報》《八一七公報》等文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在形式上，美國宣稱自己“不過問”兩岸事務，保持“戰略模糊”，讓中台自行協商。美國軍事上支持台灣，核心目的並不是鼓勵衝突，而是確保中國不貿然動武，使雙方能夠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分歧。
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不是在推動台海衝突，而是在建立威懾機製，防止局勢因單方麵軍事冒進而失控。這種做法的邏輯在於，如果台灣完全沒有防禦能力，中國可能會認為可以通過武力輕易解決問題，導致衝突的爆發。但如果台灣具備一定的自衛能力，中國就必須考慮武力選項的高昂成本，從而更傾向於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台海的穩定不僅影響中國和台灣，還涉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美國作為全球大國，有責任維持現狀，以防衝突升級影響全球經濟和安全。美國雖然支持台灣，但並沒有直接參與兩岸談判，而是讓中台自行商討。這種做法使美國在形式上保持了“中間人”的姿態，同時又能對台灣提供安全保障，確保談判不會因單方麵的武力威脅而破裂。
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的立場在國際上受到了廣泛關注。一方麵，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是基於道義和正義原則，避免出現“以大欺小”的局麵，同時也確保俄羅斯不會輕易取得戰略勝利，破壞國際秩序。但另一方麵，如果美國過於強調俄羅斯是“侵略者”，就會讓俄羅斯失去談判的動力，使得和平進程更加遙遠。
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製裁和外交孤立，是為了表達對國際法的維護，同時也是對烏克蘭的支持。如果烏克蘭完全沒有外部支持，那麽在軍事上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可能隻能選擇投降或接受極不公平的和談條件，這將嚴重損害國際法的權威。而美國的援助，確保了烏克蘭有足夠的能力自衛，使其能夠在未來的談判中有更大的籌碼。但與此同時，美國也不能讓烏克蘭認為自己可以完全依靠外援長期作戰，否則和談就變得沒有必要。
中間人需要在公正和現實之間找到平衡——如果美國想要在未來的和談中扮演調停者，就不能完全放棄對俄羅斯的接觸和溝通，同時也不能放鬆對烏克蘭的支持。美國需要通過外交手段讓俄羅斯看到談判的現實利益，而不是讓其感覺到“被圍攻”而不得不繼續戰鬥。
從台海問題到俄烏衝突，美國一直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但這個角色並不是單純的旁觀者或調停者，而是一個既要維護自身利益，又要保持公正形象的微妙平衡者。美國的挑戰在於如何在支持盟友的同時，不完全失去作為中間人的資格，從而在關鍵時刻依然能夠左右談判進程。要做到這一點，美國需要避免徹底邊緣化對手，同時確保自己不會被視為“偽中立者”。隻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政治中間人的作用，在全球事務中維持影響力，並推動真正可行的和平解決方案。
這是美國目前的硬傷，俄國可以不承認其調停作用。
所以在拜登政府階段美國提出讓印度土耳其和中國當調停人，這是俄國可以接受的。
但中國不願意挑頭，而另外兩個國家沒有份量，這個調停在中國特使訪問基輔後也就沒有了下文。後來烏克蘭願意接受中國巴西在戰爭初期提出的所謂二十點協議，但中國不感興趣了，因為環境已經不同，內容過時了。
普京如今的目標是廢掉北約，這需要拖到或者歐盟國家受不了，或者美國受不了，因此不會輕易停止戰爭。
因為俄國目前可以幾乎輕易贏得戰爭，而且隨時占領基輔，讓烏克蘭連投降的可能性都沒有。在烏東前線俄軍對烏軍有20:1的優勢，可以每周成建製消滅烏軍。不過烏軍建製也是嚴重不滿員，一個旅可能隻有幾百人，而不是五千人。
烏克蘭已經打光了一代人，沒有人力，再多武器也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