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一切都是剛剛好。
在許多人的認知裏，戰爭意味著死亡、饑餓、破壞，而和平則是生存、繁榮、安穩的象征。然而，曆史並不總是如此黑白分明。戰爭確實帶來了慘烈的殺戮，但和平之下的暴政，同樣導致更大規模的死亡，甚至更加殘酷。1932-1933年間發生在烏克蘭的大饑荒（Holodomor），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場人為製造的饑荒，至少導致300萬至500萬烏克蘭人活活餓死，更有學者估計，死亡人數高達700萬。這不僅是自然災害的結果，更是蘇聯當局，特別是斯大林政權所造成的一場浩劫。
1920年代末，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推行農業集體化，試圖通過強製手段將農民的土地、牲畜、農具等財產剝奪，並納入國家控製的集體農莊（kolkhoz）和國營農場（sovkhoz）。斯大林認為，這樣可以提高糧食生產效率，並為工業化提供足夠的糧食供給，同時削弱農村富農（庫拉克，Kulaks）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然而，集體化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下降，農民失去了生產的積極性，同時由於政府征收糧食的比例極高，導致烏克蘭等農業區陷入嚴重糧食短缺。
烏克蘭素有“歐洲糧倉”之稱，其肥沃的黑土地能生產大量小麥，向全蘇聯供應糧食。然而，蘇聯政府將烏克蘭視為一個必須嚴格控製的地區，不僅要從這裏掠奪糧食，更要削弱烏克蘭民族主義，防止其獨立。
斯大林對烏克蘭的政策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麵。即便烏克蘭農民已經陷入饑餓，政府仍然強製征收糧食，甚至搜查民居，搶走農民藏起來的最後一點食物。與此同時，烏克蘭農民被禁止離開自己的村莊尋找食物，任何試圖逃離饑荒地區的人都會被逮捕或槍決。其間，知識分子、文化領袖、教會人士被清洗，烏克蘭語言、文化受到壓製。這場饑荒不僅僅是經濟政策的失敗，而是帶有民族清洗性質的政治鎮壓，目的是通過饑餓削弱烏克蘭民族的抵抗能力。
死亡率在烏克蘭農村最為慘烈，整個村莊被餓死的情況比比皆是。在極端饑餓下，人性被迫扭曲，社會秩序徹底崩潰，許多慘不忍睹的現象發生。餓瘋的農民開始吃屍體，甚至有父母吃掉自己的孩子，以求生存。蘇聯當局對食人現象下達了封口令，嚴禁報道；許多家庭無法養活孩子，不得不將其遺棄在街頭或孤兒院，而孤兒院裏同樣缺乏食物，許多孩子活活餓死。盡管烏克蘭農民正在大規模死亡，蘇聯政府仍然將大量糧食出口到西方，換取外匯支持工業化建設。
當時的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和英國，大多對這場饑荒選擇視而不見。部分原因是他們不願得罪蘇聯，部分原因是蘇聯控製了信息，外界無法獲知真實情況。最著名的例子是《紐約時報》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他在蘇聯訪問後公開否認烏克蘭發生饑荒，還批評那些報道饑荒的記者造謠。結果，他還因為“優秀的蘇聯報道”獲得了普利策獎。直到幾十年後，人們才意識到他的報道是一場騙局。
雖然大饑荒表麵上是糧食政策的失敗，但許多學者認為，這是斯大林故意製造的一場種族滅絕，主要目的是打壓烏克蘭民族主義，強化蘇聯中央集權統治。斯大林將反對集體化的富農作為鎮壓目標，烏克蘭的大量地主和富裕農民成為被鎮壓的對象。烏克蘭在1917年曾短暫獨立，蘇聯政府一直擔心烏克蘭會再次脫離，因此對烏克蘭民族精英進行鎮壓，同時摧毀當地文化和語言。政府有意製造饑荒，並利用食物作為控製人口的工具，誰忠於蘇維埃政府，誰才有資格獲得糧食配給。
2006年，烏克蘭官方正式承認大饑荒是一場種族滅絕（genocide），並將其稱為“Holodomor”（意為“饑餓大屠殺”）。烏克蘭大饑荒表明，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不受約束，和平並不意味著人民的安全。戰爭的死亡是短暫的，而暴政的死亡是長期的。戰爭雖然會導致大量死亡，但往往是短時間的，而暴政可能在幾十年間持續剝奪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和平並不意味著正義，一個缺乏製衡的政府，比戰爭更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