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中國社會問題時,“美國也有”幾乎成為了“小粉紅”的萬能回複,無論是貧富差距、暴力事件還是政府腐敗,這種“美國也有”的說辭,試圖以“普世化”的邏輯淡化中國的問題,將其合理化。
當有人指出中國社會的某些現象,比如城市拆遷中的強製暴力、公共安全隱患等問題時,小粉紅立刻用“美國也有槍擊案”“美國無家可歸者更多”來反駁,意圖將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問題上。一個人得了感冒,不能因為鄰居得了肺炎,就覺得自己的病不需要治了。以此類推,一個國家的問題,不能因為另一個國家的問題更嚴重,就被掩蓋。
“小粉紅”的思維基於怪異的心理平衡:如果所有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那麽我們的問題就顯得正常甚至無害,特別是美國。這種“普世化”邏輯,是一種自我保護機製,用來減輕麵對批評時的心理壓力。 “小粉紅”在回應社會批評時,常將一切不滿視作對中國的攻擊,認為是“抹黑中國”“崇洋媚外”。在他們看來,愛國的方式不是承認並解決問題,而是捍衛“國家形象”不受“境外反動勢力”冒犯。
阿Q精神在這裏表現得淋漓盡致——隻要能找到“美國也有”的例子,“小粉紅”便可以在比較中,贏得一場“精神勝利”。這種思維並不是為了探討問題,而是為了解決自身的不安。他們的潛台詞是:既然你批評的問題在美國也存在,那你就沒有資格批評我們。這種精神上的“勝利”,無濟於事,會讓人們習慣於用精神勝利法回避實際問題。
“小粉紅”的心態處於自卑與自大的循環中。一方麵,他們對西方國家的先進製度和社會成果,羨慕嫉妒恨;另一方麵,他們又因這種差距而感到自卑,於是通過貶低對方來重建自尊。“美國也有”就是這種矛盾心態的產物:既承認了問題的存在,又通過貶低對方來達到心理平衡。“小粉紅”對於任何批評中國的聲音,都極度敏感,不允許國家形象受到任何挑戰,於是通過攻擊批評者、轉移話題、對比他國等方式來掩蓋內心的不安。這種玻璃心,不僅讓他們無法理性麵對問題,也讓社會對話變得更加困難。
中國的基礎教育長期強調“成績與榮耀”,缺乏對問題的反思與批判性思維的培養。學生從小就被灌輸“祖國強大”“祖國無可挑剔”的觀念。對於這些人來說,國家的問題被視為“汙點”,指出問題的人則被當作“刁民”。這導致“小粉紅”無法區分批評與攻擊,進而對批評產生強烈的抵觸。
近年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國家對“愛國主義”的定義變得更加狹隘。一些主流媒體和社交平台的宣傳,進一步強化了“美國也有”這種思維模式,讓“小粉紅”覺得自己捍衛國家形象的行為,是“偉大的”“光榮的”和“正確的”,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讓“小粉紅”失去了對問題進行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的反應,更多是一種被動的情緒表達,而非真正的理性判斷。
“小粉紅”在麵對批評時表現出的激烈情緒,也與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感、挫敗感有關。很多“小粉紅”自身的生活條件並不理想,但他們缺乏直接表達對社會不滿的渠道,於是將情緒投射到外部世界。當有人批評中國時,他們會感到不安,因為這戳中了他們內心的痛點。於是,他們通過攻擊批評者來緩解這種不安。
“美國也有”這種邏輯,讓公眾誤以為社會問題是“普遍存在、無法避免”的。例如,當有人提出貧富差距時,“美國也有貧富差距”的說法,讓人們忽視本國的製度性原因,對貧困現象習以為常。“小粉紅”的抵觸情緒,讓許多原本可能有建設性意義的社會討論,變成了無謂的爭吵。他們的攻擊性回應,讓批評者不得不花費精力去解釋,而不是聚焦於如何分析和解決問題。這種氛圍,不僅浪費了公共討論的資源,也削弱了社會的反思能力。“美國也有”的思維,不僅讓“小粉紅”對他國問題產生片麵的認知,還會強化他們對外界的敵意。在他們看來,所有的批評都是“不懷好意”,所有的外國問題,都可以用來證明“中國更好”。這種狹隘的視角,進一步加深了中外之間的偏見與隔閡。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除了不少的“小粉紅”,還有更多的“老粉紅”。讓人不禁感歎,這個世界,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
Whataboutism 是一種低俗的詭辯手法,往往被用於在無法應對時試圖回避原主題。古代成語中的“顧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