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16)我的中學
1957年夏,我進入中學,康平路上的上海第五十四中學。
市區西南角原法租界的康平路宛平路一帶,在九十年代前是上海的Beverly Hills,1957年康平路還是一條沒有人行道的土路,直到59年才鋪設瀝青。寧靜街道兩邊高大的樹枝在頭頂相交,樹蔭下的馬路像一條綠色隧道,極之幽靜,夏日輕風樹影搖弋,蟬聲鳥鳴呼應。學校斜對麵的康平路70號是中國首富榮毅仁家,隔壁就是挪威領事館和捷克領事館。在三樓教室,可以遠眺龍華寶塔,每天有兩架飛機越過塔尖向龍華機場降落。吳興路口還有一家農民,種著半畝菜田,用土廁的糞水澆菜時,糞肥味飄進我們的教室。
升了中學到底和小學不同,「語文」分成三門:「文學」、「漢語」和「邏輯」,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形式邏輯」,什麼叫「修辭」。「文學」第一課是《水滸傳》中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傳統國學沒有邏輯學,所以中國沒有科學理性,但我們的邏輯課隻上了一學期就中止了,今天中國人還是不知道什麼叫邏輯,也還是沒有科學理性。初一下學期,三門課合併為「語文」,打開課本第一課就是毛澤東的反右檄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從此中國也沒有了文學,語文課就是政治課,就是洗腦灌腸。
1957是中國歷史上蕭殺的一年,我踏入中學校門時,正值毛澤東假惺惺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整風」,學校內外牆壁都貼滿了大字報。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接連而來的就是所謂「反擊右派運動」。這場對中國幾乎所有精英的大掃蕩,與其說是一場整肅,不如說是毛澤東個人的積怨大發作。恰如戴晴所言,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提起來又打下去,打下去又提起來,提起來再打下去,終身樂此不疲,以報1918年他在北大被教授羞辱之恨。
剛開學上了兩課,中文老師應先生不見了,應先生瘦小,矮個子,他下齒在外,上齒在內,下巴向外突出,上海人叫「超下巴」。深度近視鏡後,是一雙慈祥的大眼睛。他隻給我上了兩課,講的是「魯提轄拳打鎮關西」,至今記得他風趣的語言:「北宋的提轄是個小官,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派出所所長,不過你們見到一個派出所所長,可不要叫他提轄同誌,他不懂的。」學生哈哈大笑。僅僅上了兩課就換老師,我們心裡都知道,應先生成了右派。半年後,我在康平馬上見到他騎著自行車,迎麵而來,一身打滿補丁的破衣,聽說下放在農村勞動。他騎過我身邊時,我輕輕叫了聲:「應先生。」他回頭向我點點頭,「超下巴」的笑容永遠印在我心中,從此再無他的消息。
反右是中國社會一道明顯的分水嶺,原先的《文學》、《漢語》、《邏輯》三門合併為一門《語文》,課文編入《別了司徒雷登》、《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反對自由主義》等大量毛澤東文章和報紙社論。
1959年,中共中央華東局搬到了高安路原上海手錶厰大樓,接著中共上海市委也遷到康平路,圈了一大片地,餘慶路著名的高級花園洋樓愛棠公寓成了市委主要領導的住宅,好幾個副書記、副市長就住在我家隔壁或附近。反右運動之後,據說我們的劉校長犯了右傾錯誤被調走,由華東局宣傳部長兼任校長,令這中學有了一個全國級別最高的校長(他家就在學校對麵一座小洋房)。
很多北方幹部子弟進入五十四中學,開口閉口「他娘的,他奶奶的」。更多學生來自低下階層,開口閉口「斥那斥那」(上海粗口),我覺得必須和這些勞動人民子弟「打成一片」,以免被排斥。很快我也琅琅上口,非常得意,「斥那」頻率越來越高,我終於融入了社會主流!一次我正盡情「斥那」,被剛進教室的班主任盛先生聽到,大喝一聲:「怎麼連你都學會說這種下流話了!」
盛老師,頭髮花白,像鄰居大媽多過像教師,她的怒喝對我不啻是雷鳴閃電,當頭棒喝,我猛然醒覺,原來在老師眼裡,「我」和那些來自大院的幹部子弟、來自棚戶區的工人兒子是不同的,「我」不可以學那些低俗下流的語言,她不希望「我」同流合汙。盡管我每次填寫表格,在「階級出身」一欄必須填上「資產階級」這個「低賤身份」。盛先生的一聲猛喝,喚醒了我的身份意識,喚醒了我的階級自覺,我有天生的高貴,沒必要和滿口「斥那」的工人階級及滿口「他娘的」北方幹部打成一片。盛先生是我人格成長三叉路口的巨大指路標,對我此後的一生起了強烈的導向作用。
政治大起大落對一個初中學生,畢竟還是遙遠大海的波濤。經過1959至61年三年大饑荒,毛澤東「退居二線」去思考革命理論,思考的結果就是在1966年發動了顛倒乾坤的文革。在劉少奇、周恩來主政的兩年,知識分子聼了周的一篇安撫講話,感動涕零,覺得烏雲已經過去,光明就在前麵,照毛氏的說法,叫作「知識分子的尾巴又翹了起來」,當然又到了該打下去的時候。
不過這兩年總算是個小陽春,我升了高中。
當時有句話叫「學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中課程以數理化為主。這是五十年代教育改革學蘇聯的結果,文革中毛澤東有句名言,在全國學校停課兩年後的1968年,他說:「看來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說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教育要改革,學製要縮短。」毛澤東竭力反對人文教育,紅色政權隻需要修橋舖路的技術員。
五十四中學的數學老師很強,教我們代數的陳授波,因小兒痲痺症落下瘸腿,對我這個數學低能兒十分耐心細緻,還有和藹的戴琬蘭老師、丁良傑老師。最受學生尊敬的幾何老師左和金,因爲說轉業軍人支部書記何斌是飯桶,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去農村勞動。
盡管數理化至上,我們學校有徐匯區最年長的語文教師胡午峰、薛春蔭兩位老先生。胡先生已屆花甲,他拿鋼筆的姿勢也如執毛筆,說話慢條斯理,像個書塾先生。高高瘦瘦玉樹臨風的薛先生和陸定一是交大同班同學,說起這位文化界領袖,薛先生搖頭苦笑說:「當年班裡沒人看得起他,人家現在是領導同誌,可能有他的長處吧。」
高一時,薛老師講都德的小説《最後一課》時的一番話,是我最早的也是終身難忘的愛國主義教育,他說:「愛國首先是愛自己的文化,如果連自己的語文都學不好,愛國就是無本之木。」今天很多喊打喊殺的「愛國者」,沒幾個能完整寫一篇兩百字的文章。薛先生為我們幾個文科學生專門講授詩詞格律,他說,這個暑假裡你們背出唐詩一百首,就自然會寫古體詩了。我懶,魯明同學修成正果,文革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當審稿編輯,現在成天一卷線裝書,吞雲吐霧搖頭晃腦,十足老先生了。
中國教育最薄弱的是歷史,陸傳穀先生的歷史課則是高中學生津津樂道的,他上課像講故事,一口上海話,滿教室邊走邊講,全班同學都轉過身來聽他講漢莫拉比、羅馬帝國,張騫征西、貞觀之治,講完一段,他總要加上習慣語:「那講阿對?」(你們說對嗎?) 學生給他親切的綽號「阿對先生」「説書先生」。
到我高二,中國短暫的春季已經結束,政治氣氛驟然詭異,姚文元出來批判周穀城,接著又批德彪西(Claude Debussy),一般中國人連這位受批者是誰都搞不清。我專門去買了本姚文元新出的散文集《想起了國旗》,看了兩篇就丟進廢紙簍,沒見過這般味同嚼蠟的文字。到1963年3月毛澤東題寫「向雷鋒同誌學習」,中國又一場災禍拉開序幕。
學校的團委書記高進異常活躍,他本來是五十四中學的學生,高三團支部書記,因為「積極靠攏組織」,留校當了團委書記。中共統治體製的三個支柱:意識形態洗腦、軍警暴力高壓,和遍及全國上下的特務係統,居委會和學校團支部是監視人民最基層的鷹犬。高進給我們上政治課:「你們說《紅樓夢》和《紅岩》,哪本是好書?」顯然他不知道「老人家」喜愛紅樓。這種人物在文革是怎樣的嘴臉和怎樣的下場,不難想像。
文革爆發時,我已在新疆。五十四中學是上海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1966年「紅八月」,北京「聯動」學生到上海,和五十四中學的幹部子弟「五十四中學紅衛兵團」、「紅衛兵新五十四公社」在徐匯劇場開大會,結成上海「聯動」。這幫「根正苗紅」的紅二代,把他們父輩的農民暴動野蠻性發揮到淩厲盡致。8月23日,十幾個初中女紅衛兵到周信芳家,把周信芳九歲的孫女剪「陰陽頭」,當著孩子麵,用帶銅扣的軍用皮帶,把周妻和兒媳打得休克,將周家的狗打死,女孩被嚇得精神分裂,終身未愈,這就是五十四中學和淮海中學紅衛兵造的孽。
高中同學某君,文革初剛從警校畢業,他在某中學見到外語女教師被紅衛兵脫到隻剩一條內褲,乳頭上吊兩隻小瓶,在學生的狂歡聲中,被勒令跪在地上爬行,主使的就是幹部子女、初中學生,而他作為警察,得到指令不得幹涉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
這是什麼世道 !這就是毛澤東發動的偉大文化革命 !
行動不便的陳授波先生,受不了學生的虐打,跳樓身亡。
抗戰時任國民黨徐匯區委員的胡午峰老先生,他受到的殘忍迫害,我們無法想像,終以七旬高齡,臥軌自盡。
半個世紀過去了,似乎一切都過去了,我的老師們早已退休,現在的教師學生,對這裡曾發生的一切,什麼也不知道。
我閉上眼,就見到盛老師、陸傳穀老師的身影;我閉上眼,就想起陳授波先生、胡午峰先生的音容。
我奢望,什麼時候,能在校園樹立一方記念碑,告訴今天的學子,我們的前輩師長,曾在這裡為我們付出了畢生的辛勞,乃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