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本人出生上海企業家家族，祖父1901-1972，父親1924-2008，本人1945-，三代百年家史
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33)朱汪口若懸河
1989年8月底，上實公司從狹小的天廚商業大廈搬到寬敞的上實大廈辦公，公司為我買了一套住房，由南洋煙廠出資120萬港元買下一套八十平方三室兩廳，產權不是我的，我移民後歸還南煙，這是我在香港最後一個住處。有人建議我可以用原價從公司買下來給我兒子，我拒絕，免得被人講我佔公司便宜，我在香港七年沒積下任何財產。
11月3日唐翔千教育基金會成立，我陪他去上海，4日下午市委副書記吳邦國接見唐一行，吳看到我，握住我手說：「章總你辛苦了！」我理解，這是他知道我提出辭職的心情，給我一點安慰之意。吳邦國同香港客人談了一會，朱鎔基市長到來。他竟主動提到大家噤若寒蟬的「六四」事件，也講了開發浦東和小布希在上海建高爾夫球場一事。
對不起我來遲了，我在見西德漢堡市長索爾茲，明天要去北京參加五中全會，現在抽空和香港客人見見麵。
索爾茲對六四不理解，他感到震驚。我說，我並不想說服你，但作為朋友，可向你解釋一下。任何一個政權，包括美國，為了保衛政權，不得不採取這樣的辦法。西方有歪曲報導，當然也並非沒有事實的一麵，就是動用了軍隊。在用軍隊前一小時，原要用工人糾察隊，但司令部有問題，趙紫陽支持動亂，耽誤了時間，組織工人糾察隊已經太晚。公安部隊又疲乏不堪，為了挽救共和國的存亡，不得不出動軍隊。索爾茲說，如果我對你所說的百分之百同意，就不是朋友。我說，我希望你了解，但你不一定理解。我在北京見到尼克鬆，他也說對六四不理解。他問我，為什麼不承認六四是悲劇？我答覆說，你按照西方標準，是悲劇。按中國習慣，悲劇是件說不清的事，我們可以求同存異。小平對尼克鬆說，中美關係責不在我，你們陷得太深，要主動改善。為什麼要你們主動，你是大國，沒有麵子問題，我們弱小，一直受欺，有個麵子問題。尼克鬆是友好的，可能起好作用。
上海經濟，去年來銀根收緊，生產暫時下降，當時上海煤隻有三天存量，九、十月間存量隻有幾小時，現在有十五天存量，以後會好起來，暫時困難。浦東要開發，交通部長來上海，共同決定開發外高橋，可建四十五個萬噸級泊位，現有四十個泊位都是沿黃浦江兩岸的，外高橋建成後搬過去。黃浦江兩岸變成旅遊區，市政府也搬到浦東。用批租辦法將陸家嘴建成新外灘，國際招標設計開發。
將來黃浦江一條隧道兩條橋，浦東變成鬧市，浦西恢復為金融中心，世界銀行看好浦東。布什哥哥來搞高爾夫球場，明年9月投產，還要造150棟別墅，在虹橋414地段，這可有問題了，小平來上海，都住在西郊賓館，旁邊造了別墅，他連散步也不方便了，我同布什商量，另外給地，布什說美國要把上海作為投資重點。
朱鎔基口才很好，講了四十分鐘，但我一麵聽他談「六四」，心裡覺得他的講法還是很尷尬勉強，其實大家心知肚明，我想朱鎔基他也心知肚明。
11月5日，我請汪道涵在新錦江鬱金香餐廳吃早飯，汪和朱一樣口若懸河，他講了有關五中全會要討論的主題，值得一記：
這次五中全會主要處理經濟，治理整頓這帖藥對頭，再要化一、兩年時間。好比一匹馬，把僵繩放鬆，馬直奔向前，但速度太快，騎的人顛波，甚至摔下馬來；把繩扣死，突然止步，也會摔下馬來。所以，把好僵繩，這是一門藝術。吃這帖藥要考慮到作用，有正作用，出效益；也有反作用，出負效益：生產失調，市場疲軟。涉及到價格因素及匯率扭曲，造成供求失衡，結構失調，流通失序，分配不公。老百姓生活問題關係到吃、穿、用、住、行、音（文化，娛樂）六個方麵。現在吃穿無多大問題，用，馬馬虎虎，住未解決，行也難，音也欠缺。住的問題農村解決得較好，全國八十億平米，平均每人十平米；城市人均隻有六到七平米，意見不少。過去地區傾斜政策下，沿海發展了，但問題不少。廣東吃小灶，財政十億交中央，其餘全留在地方。高物價又吸引全國商品和勞力，造成競爭和分配不公，現在轉到產業傾斜來解決這個問題。
最嚴重的失誤是理論貧乏。什麼叫改革，如何改革，不明確。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結合，也說不清，對鄧小平理論的研究沒下功夫。
通脹，不可不通脹，也不可太通脹；放權讓利，不可不放，也不可太放。一放形成諸候經濟，各自為政。法律也跟不上，不配套。思想放鬆，商品經濟帶來拜物教，必然產生思想混亂。造成失誤的責任何在，不能追究，不好追究，大家心中有數。
江澤民班子提出七條，實質是反貪汙，反腐敗，反特權。但隻解決了中層，對下層，上層還難辦。下層是黨，政，軍一元化，問題不少，上層高層也推不動。
外國人對「六四」的情結要解決。一，使他們知真相；二，隨時間會淡化；三，從商人來說，他要謀利，比較現實，不一定計較。嚴家祺等人形不成氣候，他們沒有市場，但也不能輕視，他們有社會基礎。國外留學生不少不想回來，他們遊離，不是向心，由此產生國際關係問題。國際關係五個方麵：日，中，美，歐，蘇。或叫東，西，南，北四個方麵。南北是貧富問題，東西是製度問題。毛提過，要有理（理論），有利，有節。從對抗走向對話，但不要忘記，仍是「對」（對著幹），即有聯合，有鬥爭。
汪道涵是當時中共高層很開放的領導人，但這一代領導人，長時間處在政治運動中，他說到經濟，也還是「通脹不可不通漲，不可太通脹，放權不可不放，也不可太放」這樣的思路，實際都是空談。汪道涵說到「失誤的責任」，明顯是指鄧小平。從汪道函的講話可以看出，中共處理國際問題，始終還是遵循毛澤東所定的路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要和西方「對著幹」，而在國內問題上，則處在鄧小平「摸石頭過河」階段，既想探索新路，又不願放棄幾十年滾瓜爛熟的老教條。
當時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父親名 Prescott S. Bush。英美習俗，生下第一個兒子，一般用父親的全名，加一個「小」(Jr.)，他的長子Prescott S. Bush, Jr. 英文原意是「小布什」。他右腿有點拐，為人平和，常帶笑容。我同他見麵時，都叫他 Prescott，他叫我 Thomas。他在紐約曼哈頓中央公園南端的 Lexington Avenue 441 號開了一家公司叫 Prescott Bush & Company, Inc. 從事對華貿易。老布什的第二個兒子叫 George Bush，就是當今美國總統喬治布什。
八十年代初，上海要修建高爾夫球場，小布什來上海選地，看中虹橋區西郊賓館後麵的一片地，正如朱鎔基所說，那裡是鄧小平散步的地方，未予同意。小布什就選了澱山湖畔一塊地，當時日本青木建設公司也要在上海建高爾夫球場，上海體委腳踏兩頭船，在小布什和青木之間玩弄手法，兩頭撈油水。小布什狀告到汪，最後協調由小布什和青木合作，小布什和青木在美國日本各收會員一千人，入會費每人二萬美元，光會費收入就是四千萬美元。該球場建成時，我已離開上海，到底吸收到多少會員我不清楚，隻知入會費已不是二萬， 而是幾十萬美元之巨，小布什和青木應該皆大歡喜。
原來翟東升“華盛頓有我們的人”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早就有跡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