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本人出生上海企業家家族，祖父1901-1972，父親1924-2008，本人1945-，三代百年家史
香港上海人，說香港，說上海
十多年前在某網站見一個上海人的帖子，極端鄙視香港人，我隨手寫了一篇回應，名為《上海人在香港》，這篇帖子在外麵轉來轉去，我收到過五個朋友轉給我，前幾天一位澳洲朋友又轉來，其實其中內容有不少已經改變，所以我重新整理一下，在此重發。
2024年4月20日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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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一相認為上海是中國一等城市，上海人是中國一等公民。香港人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一等城市的一等公民。
上海人和香港人的心態，自傲中隱藏著自卑，自大中掩飾著自私，這種中國市民心態，是很值得相互比較對話，反省反思。
我既是上海人，又是香港人，無論上海人責怪香港人，還是香港人批評上海人，我都兩麵不討好，裏外不是人。
所以，我以香港上海人身份來說幾句香港，應該有點意義。打句官話，供大家參考。
(一)
上海和香港，都是我故鄉。
故鄉觀念是中國人特殊的傳統文化，西方人不講祖籍，隻講出生地。其實我們大多數都不是祖籍上海，正如周立波說的三代前都不是上海人。我爺爺是二十世紀初從浙江鄉下來上海打工的學徒工，到四十年代他的企業已名列上海十大，所以我們不應該看不起外地人。
如果北京人在上海讀書工作卻看不起上海，不願學上海話，那就應該請他回老家。
我生在中華民國，沒幾年就“解放”了，我就成了“黑五類”，19歲被迫離開上海支邊去新疆農場，文革中又成了“美蔣特務”，戴反革命帽子監督勞動了14年，幸虧中國出了個鄧爺爺，我才再生雙翅展翼飛，清風兩袖出國門。
1981年我口袋裏放著工作十多年全部積蓄換得的1500港幣，踏上神秘而萬惡的香港，那時上海還在“兩個凡是”，深圳還是一片農田。
七八十年代，大陸人在香港低人一等。當時每年有超過三十萬人，主要是廣東農民，偷渡到香港。可以想象這些貧困農民到了香港是什麽樣子。
當時有部電視劇，裏麵有個角色是大陸來港新移民叫“阿燦”，又土又蠢，出盡洋相，但是心地善良，最後得到大家喜愛。另一部電影《省港旗兵》說文革時廣州“紅旗兵團”造反派在香港作案，這兩部影視是當時香港對大陸觀念的總結，見到大陸人，好點叫你“阿燦”，惡點叫你“大圈仔”。
九十年代前，說普通話不但人家聽不懂，而且會招致極度鄙視，所以我三個月就廣東話琅琅上口。直到97“回歸”之後，尤其開放自由行之後，滿街大陸遊客，香港人再不敢得罪大陸人，店員必須學會普通話，近二十年更是巴結大陸到了令人作嘔的地步。
(二)
我到香港時，文革剛剛結束，香港一般人對大陸非常隔膜。我不懂廣東話，又沒文憑，第一份工隻能在倉庫當搬運工。
和當地工人說起上山下鄉，他們說：“既然農場那麽苦，你為什麽要去呢？”我說不是自願的，但必須服從，他們無論如何都理解不了：“你不去政府能把你怎樣了？”我才知道真是冰火兩重天。
和我一起的工人大多來自最低階層，小學或初中畢業，當時香港的教育完全英國式，初中一開始，除了中文課，所有其他課程全部英語教學，當時法律規定，出生在香港就是英國籍，所以青年工人對我講：“我們是英國人，中國的事情不關我們事。”很多人從來沒有到過大陸，根本不了解大陸，那是八十年代初。
我在大陸受了三十年階級教育，見到香港富人住半山別墅，開歐洲跑車，而工人住的是廉租屋，月薪不足一千 (當時匯豐銀行招櫃麵文員月薪800)，感慨說真是不公平。
香港工人卻說：“話不能那麽講，當老板很辛苦，他們讀書好在外國留學，你看我們下班了他們還在公司，我們讀書少，當 工人不用化腦子，政府給便宜房子住，夠生活就滿足了。”
我發現香港工人的階級覺悟比我這個“資產階級孝子賢孫”還低，完全不像大陸說的工人階級，那次對話給我教育很大。
電視訪問李嘉誠，李先生說起自己一個經曆，他開車去淺水灣俱樂部，停車時鎖門（那時還沒有電子鎖）口袋裏一個2元硬幣掉出來，滾在車底，李老板蹲下去撿，車場的印度人保安見到馬上來幫忙，撿出交給李先生，李嘉誠掏出100元給他，“這就是價格和價值的分別”，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價值觀”這個新名詞。
什麽叫香港人，你沒在香港生活十年以上，你不可能知道。
(三)
我在香港第一個家隻是一間7平方米，那是19樓一套100平米的房子，隔成七間，包租婆自己住一間，六間出租，每間收幾百元。
靠裏麵沒窗的房間租四至六百元，我租的有個小窗，窗外是和另一幢樓房之間的夾弄，白天要開燈，冬天要開風扇，月租800元，當時我工資1200元。
十個人共用廚房浴室。我洗澡時才發現浴室原來隔成上下兩間，四周牆角用木柱撐起一層木板，上麵是一間隻有一米高空間的小閣樓，在外麵開一個洞爬進去睡覺。
裏麵住的也是一個上海人，一個我此生見過最漂亮的女孩，Mandy施小姐，她終於無法忍受在別人上廁所的聲音伴隨下入睡，住了一個月就搬走了。
真的，她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孩，不知她如今在哪裏？
一年後，我妻兒從上海出來，我們搬到一間12平方，再過兩年，搬到20平方，再過三年，買了第一套房子，建築麵積50平方，50萬港幣，再過15年買了第二套120平方，380萬，現在漲到1500萬，第一套收租每月15000。我和妻兩人的收入從1981年的每年3萬港幣，到退休前約300萬，兒子在美國30年了。
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
必須說清楚的是，我爸不是李剛，也不是任正非。
(四)
據政府統計，香港 700多萬人口，約一半有自己房產，另一半住在政府公屋。
政府規定一個低收入線，第一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即在香港住滿七年)，第二收入在該線之下才能申請。
香港政府每年拍賣土地給地產商，造私人樓宇，政府所得的資金用於造公屋，這個機製其實是富人出錢給窮人造房子。
請問，中國政府賣地的收入哪裏去了，向百姓交代過嗎？你們關心嗎？我不反對糊裏糊塗地生活，但不要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就很驕傲。
九十年代初，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第一次到上海，記者問她對上海的觀感，她讚不絕口，記者問，如果你選擇，你願意住在上海還 是台北，這下激怒了這頭台灣民主獅子，她說：“我絕對不會住在上海，為什麽？上海可以一個命令把幾十萬人口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事先沒有任何谘詢討論，根本 不顧居民的意願，完全剝奪居民權益，一切由政府和地產商說了算。在世界任何一個民主地方，政府沒有這樣的絕對權力，這說明上海是一個DC的地方，所以我寧 可住在落後地區，我認為自由比地鐵高樓更重要。”
可惜六百年的北京古城牆古牌樓沒有了，上海不少有曆史價值的建築沒有了，到處高樓大廈，筆直大道，真的沒什麽值得炫耀。
在香港，任何拆遷都必需原業主同意，經過雙方討價還價。香港政府無權遷拆任何私人產業，為了完成領導人的高鐵夢，香港必須修建高鐵。十多年前政府要收購幾塊農田，引起社會嚴重衝突（菜園子事件），環保組織提出鐵路造成各種汙染，結果香港政府隻能化600億建造了全世界最貴的30公裏地下高鐵。
到底上海模式還是香港模式好呢 ？
(五)
我到香港才一年的時候，突發腎結石，親戚把我送到醫院急診，拍片打針弄了大半天，回家時突然想起根本沒付錢，親戚說“付什麽錢？”
原來香港公家醫院對任何人都是免費的，八十年代後新規定非香港居民要收費，港人付費每天50元，近年已升為一百多元，包括任何醫療和各種費用。
十五年前我父母從美國移居香港，持美國護照，拿香港身份證，先後在港離世。母親最後的日子在天主教聖母醫院，香港善終服務的醫院分基督教、佛教、道教三家，入住者不論宗教信仰，我在天主教聖母醫院就見到穆斯林。四人一間，一日四餐，香港是沒有護工的，全部工作由護士完成，每天換尿片六次，母親輸血四次，去世後結賬，住院天數X每天68港元。
十多年來香港的人均壽命世界第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性化和周全的醫療體製，這也是很多老人包括我本人，子女都在國外，卻不能離開香港的原因。
當然有錢人會選擇私人醫院，畢竟環境舒服，最高級的私人醫院動輒幾十萬，一個有錢親戚臨終住院一個月，結帳5百萬。
我的體會：第一，文明社會要為公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教育等服務。第二，文明社會要提供多種選擇，全體公民都有選擇的自由。在這方麵而言，台灣香港是文明社會，中國大陸當然不是。
(六)
現在去一趟香港太容易了，太無所謂了，財大氣粗的北京人，驕奢自大的上海人，看不起香港，看不起台灣，底氣十足。
他們最驕傲的是，很多香港人居然不用手機支付 ！是的，我本人就從不網上購物、網上支付，手機不聯銀行，不外賣，不網約，照大陸人的觀念，很落後。在這方麵，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都很落後。
中國的“先進”，已造成上海最繁華地區一片蕭條，大批實體店關門，大批人員失業，這值得推廣麽 ？也許在中國，這確實符合某些人的意圖，疫情三年的封控，隻須幾個穿白衣的鄉巴佬就控製了幾千萬人口的大都市，這是管理者的理想境界。
如果美國日本學中國，銀座就變成太平洋百貨關門的徐家匯，紐約五大道就變成門可羅雀的淮海路，I love Tokyo, I love New York.
中國很先進，不久連紙幣都要取消，你們的全部資產都掌控在北京某機構手中，隻要一個鍵，全國人民連去超市都被控製，這很先進很幸福嗎？小說《1984》早就描寫過這種前景，全國一切都由“老大哥”控製，人民生活得無比幸福。
(七)
上海人一定要我去看看陸家嘴的華麗，說：怎麽樣，比香港漂亮多了吧？我說，那不過是堆砌金錢和燈光而已，三十年後就是一片破舊。
我對香港的熱愛，主要是大自然的貼近，這在中國各大都市中是絕無僅有的。香港總麵積很小，海麵1200平方公裏，海岸線 800公裏，陸地 1100平方公裏，僅上海六分之一。
香港城市麵積僅占陸地的不足20%，因此香港人均居住麵積之擁擠，是上海無法想象的。但上海沒有藍色的海灣，沒有綠色的山嶺，沒有成片的樹林，沒有世界著名的濕地。到底哪些更重要？
前些年有人提出把部分郊野公園改在住宅用地，遭到市民普遍反對，香港人寧願忍受居住困境也要保護好環境的心態，說明香港人和大陸人確實有差距。
七十年代初香港立法局(議會)通過了“郊野公園保護條例”，設立郊野公園管理委員會，把陸地麵積 40% 劃為24個郊野公園，另有58個特殊動物或植物保護地，其中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峰21座，700米以上三座，最高山峰海拔 958米。郊野公園內隻有簡易道路，每500米有個電話 (當時沒有手機)，急救隊可以根據編號及時趕到。除此之外，完全沒有人造的東西。保持原始狀態，至今還有野豬、莽蛇、和好幾個部落的野生猴群。免費提供給市民，不生產一分錢 GDP，這不是林毅夫之流的經濟學家能解釋的。
今天，全中國城市都麵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而束手無策，我從內心傾佩當年香港的管治者，在香港經濟剛剛開始起步的時候，就作出這樣高瞻遠矚的決定，實在令人驚歎。
這兩年，深圳有很多青年驢友團專門來香港郊野公園，這非常令人欣喜。
(八)
疫情三年，我們眼看著歲月靜好的一群，開始蘇醒，眼看一些隻會唱紅歌，隻會跳廣場舞的腦殘一族，開始思考，開始關心自己的利益，這是非常非常好的現象，他們開始活得像四十年代的上海人了。上海人從來走在全國最前麵，眼看四麵，耳聽八方，思維應該是你們的強項，精明應該是你們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