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17) 顧準與薄一波
每次政治運動,資本家、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在明處,共產黨在暗中策劃,周密部署,甕中捉鱉,把你逼到走投無路。五反運動把資本家逼上了絕路,但殺雞取卵,結果隻能車毀人亡,共產黨中也有人開始意識到這點。
說到此,不能不說一個人物——時任上海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委會副主任顧準(1915-1974),蘇州人,1927年在黃炎培的中華職業學校畢業後,進入立信會計事務所。從學徒開始,十九歲經潘序倫推薦,在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任會計學兼職教授,協助潘序倫編寫《政府會計》。顧準不僅是當時中國會計界奇才,更是中共唯一一個科班出身的會計理財專家。1940年顧準到延安,1949年隨軍回上海接管。
文革之後,他作於六十年代的大量研究文章被發現,顧準被譽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旗子,經濟學家,思想巨匠。但顧準不是一貫正確的聖人,他曾經是上海「五反」血腥歲月的製造者。上海一「解放」,顧準就重構了上海的產供係統,控製資源,破壞了市場機製,用暴漲一百倍的「地價稅」趕走了外資。「五反」運動剛開展,上海「增產節約委員會」負責人許滌新【註】病倒,由顧準接替,開始了腥風血雨的半年。
【註】許滌新(1906-1988),廣東潮汕人,1933年加入中共。抗戰時期重慶《新華日報》黨總支書記。1946年中共香港工委財經委書記、《大公報》副主編。1949年後,歷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財委副主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人大常委等。
僅僅兩個月,「五反」運動就搞跨了上海資本家,大批工廠停工、商店歇業,到1952年2月中旬,全市職工失業達十三萬。上海是全國的經濟命脈,尤其抗美援朝正在艱巨地支撐,殺雞取卵的打土豪分田地方式,不僅使改善財政的初衷無法實現,無日無之的資本家自殺潮也令「五反」運動陷入了尷尬境地。
2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註】受毛澤東命來到上海。一番調查後,3月10日薄一波向中央報告說,上海「五反」運動,對應該反什麼,不反什麼,概念混亂。他建議中央要明確「五反的內容和界限,對資本家要按政治態度、罪行大小,分為應予保護、一般保護和堅決打擊的三大類。」薄一波説:「上海少數同誌(指顧準等)有趁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近我們的大資本家,如榮毅仁、郭棣活、劉鴻生、劉靖基、經叔平等一網打盡,實行『社會主義』的想頭,所以必須有此規定。」
【註】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書存,山西定襄人。1925年加入中共,1945年中共七大當選中央委員,1949年後歷任華北局第一書記,財政部長。八大政治局委員,文革中為劉少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之首,其妻子胡明自殺。文革後為國家副總理、經委主任等。
薄一波在1991年出版了八十萬字的巨著《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主要寫1949-1956年的重大政策,儘管作爲黨的領導人,有特定的立場和觀點,但身爲當事人,他留下了大量當時的真實狀況,這是研究上海五十年代社會經濟變遷的重要著作。
薄一波向中央提出:
上海工商業上層份子共三百五十七人,這是全上海工商界特別是六千戶工商業的縮影,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確具代表性,處理時應注意。(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薄一波的意見,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同意。
2月29日,顧準被定為「嚴重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紀律,與黨對抗」,「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如此嚴厲的處分,也可看出當時上海的經濟狀況已到了多麼險峻的地步。從此顧準一落千丈,屢遭打擊,兩度被打成「極右派」,文革中受盡迫害,妻子自殺,子女到文革後都不願出席他的追悼會,無情到絕。顧準主持「五反」期間,上海資本家自殺超過千人,他的落難是罪惡的報應。顧準的偉大在他能否定自己,在逆境中堅持獨立思考,終於完成《希臘城邦製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對中共理論作了係統清理。最後完成從極左「局長顧準」到自由知識分子「學者顧準」的轉變,可說是奇跡。
「學者顧準」用自己那本《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向極左的「局長顧準」告別。(沈彬《局長顧準》,《東方早報》2012年6月5日)
薄一波 顧準
3月起,薄一波坐鎮上海,但運動已如火山噴發,他不能向已發動起來的工人潑冷水。在工作組窮追猛打下,對所謂偷稅漏稅的退補金額,老闆們隻能一路追加,郭棣活交代「隱瞞敵產」從一百億跳到三百四十億元;洪念祖坦白非法所得從五十億增加到八百八十五億;諸尚一承認非法所得從一千萬加到六十億;郭秀珍從六億增加到六十三億;劉念禮單是「盜竊國家資產」就承認了二百二十四億之多,章榮初坦白了偷稅漏稅三百二十億元,經叔平說:「真的弄得人走投無路。」大資本家如此,小資本家隻有去死,1952年3月底4月初,上海工商界自殺達高鋒,4月2日至10日八天就有六十七人自殺,更出現全家共同自殺的嚴重態勢。
1952年4月23日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內參》報告《上海五反中資本家普遍開始過關》:
上海的「五反」鬥爭中,資本家已普遍開始過關,目前最中心的實際問題是退款問題。……上層份子在互助互評的後期紛紛在坦白盜竊款額中加碼。多數人是在壓力下把「承認了再說」作為「過關竅門」。
身在上海的薄一波很清楚這些坦白其實都是下麵幹部胡來,他向中央報告《上海市稅務機關徵稅中違反政策現象嚴重》,3月21日毛澤東批示:
一波同誌:上海稅務局應加以整頓,對嚴重違法亂紀份子應作適當處置,爭取主動,免被資本家告發,陷於被動。
3月31日,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代表座談,明確宣布:「同業公會主任委員以上,凡坦白徹底者,政府均可保護過關。」由市委直接解決三百零三戶工商界上層份子的問題。
「五反」運動開展半年,上海經濟急劇下降,1952年5月5日華東局代理書記譚震林向毛澤東和黨中央上書:
目前資本家普遍表現惶惶不安,對退補的負擔很重,對今後如何經營無所適從,整個經濟形勢相對嚴峻,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已影響了農民春耕資本,工業產品價格下降,已打擊了再生產力。……目前的出路,必須使資本家對生產與經營有興趣,有積極性與主動性。運動一鬥二壓三監這種連續打擊的方法,隻能用之於對付敵人,不能用之於今天尚在合作的資產階級。(譚震林《對五反的幾點建議》轉引自楊奎鬆《上海「五反」運動之經過》)
中共中央9日回覆上海市委:
在五反運動中工作組和工人對資本家違法的所得數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時必須合理地降下來,使合乎經濟情況的實際,必須使一般資本家在退補後還有盈餘。
5月11日陳毅市長在市委擴大會議上對「五反」運動作總結報告,說政府準備扶助生產,放寬資本家退補的時限和退補的方法。
正如薄一波1952年7月在《在全國工商聯黨組黨員大會上的報告》中說:
五反後資本家已沒有了所有權、使用權、用人權及經營管理權。私人企業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五反」的目標已經達到。
像中共發動的所有運動一樣,「五反」運動打擊的目標也是事先定出指標的。毛澤東把全部工商業者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五類,毛預定的比例為百分之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四、百分之一,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合計佔百分之五,這是毛澤東此後所有運動重點打擊百分之五的定律。
所幸在上海負責實際工作的陳毅和薄一波,他們很清楚,毛澤東的指令完全是脫離實際的臆斷,陳毅把指標修改為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最後兩類「估計不會超過百分之五」。
薄一波多次向中央報告,上海工商界的所謂「偷稅漏稅」違法退賠金額不可能有8.4679萬億之巨,最後中央下達了新規定為3.7519萬億,並實行分期退補。
章榮初的退賠被定為97億8千萬。1952年5月底起,「五反」運動的火爆逐漸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