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姚順老師辯周恩來周公的不得已

姚順老師是文學城一位曆史學科班出身的曆史學家博主。我很喜歡讀他的文章，雖然未必讚成他的觀點、立場，但他有趣的靈魂與下筆，若以哲學論，一點懷疑論者，一點黑格爾主義，一點伊壁鳩魯，我竟然感覺還是以伊壁鳩魯式的赤子促狹為主。

姚先生好，有一個想法我得趕緊告訴您，怕轉身又忘記了---那個關於周恩來總理，我想起他臨終前最後一段與老妻鄧穎超的對話。周說：“小超，我一生有很多事沒有告訴你，因為我不能，都在肚子裏，現在也不能。”鄧穎超說：“恩來，沒關係，我也是一樣的，很多話很多事無法告訴你。”

這是什麽呢？這是從1927年以後殘酷的鬥爭環境裏擔負無數人性命的政治與情報、特工工作的紅色首腦的肺腑之言。

您論周公，純出於人性論的某種民間知識分子立場，但是您沒有想過，對於周公及其戰友們而言，有一個比人性更重要，更無情也更有情的“組織性”，永不叛黨，永不偏離黨的要求----對於特殊鬥爭環境裏忠誠的共產黨員而言，哪怕黨的指示看起來是背離常識與普通人性論的，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情非得已，一定是為了整個黨組織的生存而壯大做的不得已決策，黨員個人必須無條件照著做，不同意見留在肚子裏或者允許的組織生活會上即可。

鄧江胡年代，一代比一代淡化“組織性”，但習近平時代不一樣，又特別強化“組織性”與“政治規矩”，為了避免中共作為執政黨麵臨的千年大變局時代的灰犀牛、黑天鵝危機、風險，求諸於內的鋼鐵約束。

您對周公的有感而發，也許正是大共產黨的“組織性”與普通民間知識分子們“人性論”的衝突，周公習以為常，你們卻莫名驚詫了一輩子。

我正好既是翻臉之前的共產黨早期一代元勳的晚輩，也是國民黨早期一代元勳的晚輩，所以略知一點當年人當年想法。比如廖承誌廖公就是我親屬關係裏很親近的祖輩之一，他恰好也是周恩來一直在中共黨內分管的領域，如今稱之為“隱蔽戰線”的元勳。

前幾天有人說李鵬總理如何敏行訥言，平易近人等，我脫口而出“政治家先不論私德，論公德、功德、為政與政為”，且舉了玉麵君子私人風度的汪精衛作為反例，雖然不完全對，但是這是過去大時代又通過祖輩父輩留給我的思維烙印。

政黨政治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會主張以無情來達到有情的理想初心，不單單是中共，孫中山總理年代的國民黨也是一樣的，從同盟會時代即如此。

也許君主立憲才對內最講溫情主義，比如日本近代的大正天皇時代，但隨即1930年代被有誌於軍政府的嘩變515事件、226事件把溫情主義碾碎。

所以不能以常理看待殘酷年代走過來，幸存並勝利的，“槍杆子裏出政權”的黨內又在殘酷之最殘酷戰線上首腦的人生，因為你隻見他如何做，你不知道他為什麽做，你參照的是民間普通知識分子的人性論體係，他一切圭臬都是“黨的組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