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Democracy abroad

“ 民 運 壞 人 論 ” 的 由 來 和 詮 釋

/李曉莊

台灣當局在資助和控製海外民運方麵的經費投入甚巨，二十多年來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台“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後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幹”、“聘幹”多達七十餘人。目前在“海外民運”活動場合拋頭露麵和幕後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報部門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係”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去，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遭到敵視。

目前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活動的人，總數約七十餘人，其中原先參加過國內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官員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時常充當“臨時群眾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麵，分散於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裏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報部門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資深民運人士王希哲向《星島日報》記者裏戈透露說，“民運”裏麵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日前他詮釋“民運壞人論”時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是“惡”的，是“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加強鎮壓，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隻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是帶有某種投機目的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這種看法是有失公允的。目前“海外民運”裏麵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嚐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投靠台灣情報部門，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閑，吃喝嫖賭，還可以免費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百萬人退黨了”，等等，然後再編寫一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許王希哲又會質問，既然有這麽好的差事，為什麽你們海外華人以及社會主流都不來參加呢？為什麽“海外民運”越來越門庭冷落了呢？

其實，正由於這份差事太肥了，所以才在“海外民運”裏麵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於台灣方麵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於是，所有的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全都使上了。最後，經不住這麽折騰的民運人士就隻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瞅瞅“壞人”堆裏的倪育賢、劉青、薛偉、張菁、陳破空、伍凡、紀曉峰、方圓、汪岷、張英等貨色，還有那個同性戀變態王丹，臭魚爛蝦讓人翻胃直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