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赤字和國債危機的根源是多方麵的,既有結構性的製度安排,也有政策選擇、經濟周期和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麵是對其主要根源的係統梳理:
美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聯邦稅收(如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但支出中大頭是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國防開支,長期呈現“入不敷出”局麵。
法律規定了許多“強製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這些支出自動增長,不受年度預算限製,比如:
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
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可裁量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比例逐年降低,財政調控空間小。
美國的預算製定涉及總統與國會博弈,經常因黨派對立而陷入“債務上限”談判危機。
債務上限(Debt Ceiling)本身是一種人為設定的限製,經常引發政府關門風險,但未能真正控製赤字增長。
多屆政府(尤其是裏根、小布什和特朗普時期)大力推行減稅,但未能同步削減支出,導致赤字迅速膨脹。
例如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顯著減少企業和高收入群體稅負,短期刺激經濟,長期加重赤字。
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軍事行動導致巨額支出。
美國維持全球軍事存在和影響力,年軍費長期維持在7000億美元以上。
2008年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美國政府出台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如TARP、CARES Act),造成巨額財政負擔。
疫情期間的直接現金發放、失業補貼等,使赤字在短期內爆表。
隨著“嬰兒潮一代”退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負擔持續上升。
勞動力人口增速放緩,影響稅收增長。
長期低利率讓政府借債“成本低廉”,反而削弱了財政紀律。
但一旦加息,債務利息支出將迅速上升,造成“滾雪球”效應。
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美國得以長期通過發行國債吸引全球資本(尤其是中國、日本等國家持有大量美債)。
這種“美元特權”掩蓋了財政赤字的真實風險,但也讓美國對外部資本依賴度升高。
隨著美聯儲加息,國債利息支出迅速上升(2024年利息支出已逼近國防預算)。
如果經濟增長乏力、收入增長滯後,可能會加速“財政懸崖”到來。
美國赤字和國債危機,是結構性財政剛性支出、黨派政治失能、長期減稅政策、戰爭與危機刺激累積疊加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