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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幾年前我寫過一篇關於端午節的原創文章，老讀者可能還有印象。大意是提倡大家端午節應該多紀念伍子胥。找了半天沒翻到，罷了。再起一篇！按西方的研究，非自然的死亡可以讓死者“聖化”，從而讓人內心深處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雖然咱也不懂這是什麽科學原理，不過，對比東方，倒也符合。比如不肯過江東選擇自刎烏江的項羽，又比如死前大呼“爾戎狄禽獸尚可稱王稱帝，況且我漢家男兒”的冉閔，又或者被網絡盛傳“我走後，他們會給你福利，不是因為他們仁慈，而是我來過”的格瓦拉（當然格瓦拉那段純粹是東大國人的造神。事實上麵對圍過來的敵人，格瓦拉說的是：別殺我，我活著比死了“賞金”更多），甚至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裏，祁同偉臨死前大喝：沒有誰可以審判我。也是讓不少人共鳴。有了這些例子，我們再對比伍子胥和屈原的結局，正所謂不知死焉知生？伍子胥麵對昏君夫差放虎（釋放勾踐回國）歸山的行為，勸諫不成反被冤殺，他悲憤之餘留下遺言：我死後，將我的眼睛挖下來，高懸姑蘇城頭，我要親眼看著越國軍隊攻入吳國都城。幾千年曆史穿越而來，伍子胥的話儼然重如金石。在那個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損的時代，伍子胥何等的狠？再來看屈原，作為楚國的世家大族成員，先是因沒有受到楚王重用，就一如沒有被寵信的後宮嬪妃般哀怨自艾，後再得知秦軍攻入郢都後，即沒有四下奔走聯係抗戰，也沒有就地歸隱等待天時有變。在那個時代，既然皇權等於國家，屈原作為著名的愛國人士，沒有當夏完淳，也沒有當張良，他的愛楚之心又體現在何處？都是麵臨天崩地裂的殘酷現實，伍子胥奔向昭關，一夜白頭；屈夫子奔向汨羅，跳江了。你說，麵對壓力（最大壓力當然是死亡壓迫），人生在世，該學誰呢？先問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屈原和伍子胥都是楚國人，都是五月初五去世。那為什麽曆代王朝都宣揚屈原呢?答案大概藏在很多人心裏：因為麵對君王的不公，屈原選擇了自殺，而伍子胥選擇了複仇!曆朝曆代，之所以把屈原作為標榜的節日，通過表彰屈原的“忠”，統治者意在強化臣民對君主的絕對忠誠，即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觀念。這種宣傳，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維護等級秩序和君主權威的作用。通過將屈原樹立為道德楷模，要求臣民效仿其“忠誠”，統治者可以巧妙地回避自身可能存在的過失和體製的缺陷，從而減少要求改革和問責的壓力。畢竟，與其反思如何避免讓忠臣蒙冤、國家衰敗，不如強調臣子無論如何都應保持忠節來得更符合統治者利益。縱觀屈原的一生，死固然窩囊，活得更是憋憋屈屈，雖然“悲憤出詩人”，但捫心自問，屈夫子的《離騷》《天問》等等大作，各位讀過多少，對你的人生的影響多大？這裏，我當然不是不是否認文學作品的人文價值。隻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更欣賞把自己活成詩篇的伍子胥。想想伍子胥這一生：父兄被殺忍辱偷生出逃，過昭關一夜白頭，得勢後重謝當初幫助過自己的恩人，麵對知遇之恩的吳王闔閭用一生報答，攻入楚國後怒鞭楚平王屍體更是千年未有之舉......可以說，作為一個烈丈夫，伍子胥活成了無數男人想活成的樣子：意誌堅定，百折不饒，恩怨分明，敢想敢做。作為楚國人反攻楚國，作為楚國舊臣鞭打楚王屍，伍子胥雖然沒聽過現代人討論的“祖國、國家、政權，政府、政黨”之類的詞匯，但伍子胥卻擁有了很多現代人都不具備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誌。正如《教父》小說裏作者普佐借著教父的口說：你首先要成為獨立個體，然後才是別人的子女父母，然後才是某個國家的公民。所謂國家者，並沒有那麽偉大不可冒犯。可悲的是，僅僅一個“愚忠”就是幾千年多少人跳不出的窠臼，更有多少現代人，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團，甘當奴才走狗。 電影《十月圍城》中，清廷鷹犬閻孝國臨死前還不知何為真正的忠所以，就我個人而言，如果非要選擇在端午紀念下哪位古人，我看還是紀念伍子胥更好。從大了說，可以鍛造一個民族的陽剛性格，從小了說，可以培養一個獨立個體的生命張力。任何一個充滿陽剛氣質的偉大國家，必然由一大群有生命張力的獨立個體來構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