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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如何看待和處理“挨罵”的
新生事物的出現，往往會伴隨著質疑，中國共產黨也曾經是如此。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以來“不曉得挨了多少罵”。毛澤東這裏所說的“挨罵”之“罵”，多數情況下是敵對勢力的汙蔑，少數情況是人民群眾的批評。
能夠正確區分、看待和處理“挨罵”問題，在應對“挨罵”中改正錯誤、堅守真理，完善政策、改進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並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方麵，毛澤東當年的一些觀點和做法，對於我們今天做好各項工作，依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毛澤東指出：“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即便“一萬年以後，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既然“先進的東西”並非一開始就受歡迎，那麽它挨罵自當在情理之中。在毛澤東看來，很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反倒是正確的，特別是先進事物出現的初期，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毛澤東指出：“曆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正是由於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多數人又不了解這一真理，故而代表真理的少數人挨罵自當在情理之中，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經常現象。
毛澤東還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對此予以闡釋。他說，馬克思主義是講矛盾講鬥爭的哲學，而矛盾則是經常有的，隻要有矛盾就會有鬥爭，就會“扯皮”，即便如中蘇這兩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也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
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對於指責共產黨的種種言論，特別是敵人的攻擊謾罵，往往將其視為正常現象，在堅持真理中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
比如，1975年 6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過去“美國人罵我比希特勒還要希特勒，蔣介石罵我們是共產主義的土匪”，這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人不被人罵不好”。
毛澤東認為，隻要堅持真理，隻要符合民眾利益，越是被罵，越證明共產黨人的偉大和正確。他在《關於〈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給臧克家、徐遲的信》中說：“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興。”
在毛澤東看來，堅持真理就可能會挨罵，而那些中庸圓滑或一無建樹的人才不致樹敵遭罵。隻要堅持的是正義的、正確的、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事業，一時挨罵又有何妨？
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曾說，盡管毛澤東時常麵臨各種各樣的批評甚至謾罵，但在這種時刻，他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爾不群，“像騾子樣倔強，有一種鋼鐵般的自傲和堅毅貫穿他的性格”。從根本上說，對事物發展規律的精準把握和對真理始終不渝的堅持，是毛澤東這種堅毅和自信的根源所在。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篇，毛澤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既然分清敵我是革命鬥爭的首要問題，那麽敵對勢力罵我們，往往證明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隻要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就要有堅持去做的勇氣。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針對國民黨的一些指責和汙蔑，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始終堅持做正確的事情。比如在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曾指責中共組織的農民運動“過火”，是“遊民行動”，“罵農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滾髒了”。
毛澤東針對這種汙蔑，在 1927年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專列一節來談“所謂‘過分’的問題”。其中說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因此，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
後來，他在 1941年寫的《關於農村調查》一文談到 14年前大革命時的情形時同樣說：“以我調查後看來，也並不都是像他們所說的‘過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為農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幾千年壓迫的農民，翻過身來，有點‘過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滾幾下子也不妨哩！”事實證明，如果不采取敵人所罵的那些“過火”行為，就會遏製農民革命的熱情，也就無異於遏製革命的發展和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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