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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家在澳洲的境況及其文化身份的定位

旅澳學者 李兢喆 富翔雲水墨 2014年10月15日 22:19

 

 

本文旨在敘述和探討80年代到今天，有關中國移民畫家在澳洲的境況，以及來自中國的藝術家、視覺藝術展覽在澳洲的反響與互動關係，限於篇幅，這裏按時間順序和就大多數移民畫家的境況做簡略陳述。本文涉及來自中國的畫家、其創作道路的轉折與人生際遇的關係，尤其是在新的地域環境裏，麵臨文化身份再確認這一普遍問題；對某些由畫家到藝術家轉型進行了個案研究。同時，對澳大利亞文化政策，藝術體製，展覽形態與畫廊、基金製度進行調研，探討它們對藝術家創作的支持和影響。還需要對人事和展覽事件做更多的盤點和精細的梳理，留待完稿成書後交待，為了便於其他人的研究與查證，涉及的每一人物、畫廊、博物館和展覽題目，在正文敘述的中文名目下都在注釋裏有對應的英文名稱，以便於他人查找和研究。選節部分首發於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書畫認知與管理》 。

 

澳洲的文化命題與移民的個體問題

澳大利亞在世界的地理位置上處在邊緣,英國疆域殖民地的曆史僅有200多年,與近代英國自由民乘坐”五月花號”開拓北美的情形不同,澳大利亞早期曆史是大英帝國流放犯人的“邊陲”， 英國女王至今仍然是象征性國家元首。在現代民主體製的今天，每當公眾慶祝”澳大利亞日”的時候,同樣還要麵對原住民的抗議。 一直以來，英國背景的主流社會和各種移民背景構成的知識界處在兩難境地；澳洲當然不在歐洲範圍，但也不肯進入亞洲圈，對於澳洲文化身份的確認,成為知識精英與文化藝術界的命題。而任何一個來自他國的新移民，到了澳洲也同樣麵臨個體身份的確定和文化的選擇，是堅守血緣母國的文化基因，還是納入新居住國的異族血液、分裂一些別樣的文化細胞。

 

１９世界末與20世紀初，來到澳洲的華人，多是廣東、福建“淘金時代”的勞工，在半個世紀的“白澳政策”下，他們中的大多數返回大陸，一些留居的也飽受歧視。50年代朝鮮戰爭，澳洲軍隊加入“聯合國軍”，與中國有過對立和衝突。直到1971年，澳大利亞工黨獲政,高斯. 惠特拉姆總理（Gough Whitlam）打破了前執政黨與中國的冰凍關係，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首訪紅色中國，並建立了外交關係。當時,在澳洲方麵，它一直是靠移民來拉動人口增長,但是先前開出的移民閘口，是對歐洲,西歐北歐和北美，它是巴著人家來，而南歐東歐和南美，以及近東和中東是有選擇的，遠東僅僅是日本,沒有包括中國。在中國方麵，仍處“文革”期間，國家閉門鎖國，老百姓恐懼海外關係，沒有走出去的想法和意識。隨著時間的推移，就在中國結束“文革”，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澳大利亞與中國在移民政策上形成一些文件，凡是在中國擁有俄羅斯和猶太血統的家庭以及親友,可以直接申請移民,。這樣，通過移民，首先獲得澳洲身份，並遷徙到澳洲的大陸畫家、藝術家有這麽一批人；隨後，各種方式走出國門的中國畫家、藝術家先後登陸澳洲。

 

關偉，奔向澳大利亞，悉尼當代藝術館壁畫，2013

 

澳洲身份的追求與文化身份的確定：

中國人以畫家、藝術家身份來到澳洲的大致可以概括有六種情形：

澳洲移民政策受益者；澳洲文化政策風向轉變的受益者；“出國大潮”中的弄潮者；民間親友關係或官方、半官方的邀請短暫來到澳洲；被策展人選中為展覽而來的中國藝術與藝術家。

 

受惠於澳洲移民政策；其中，劉開業,劉開基就是這樣來到澳洲，他們家族有俄羅斯血緣，兄弟倆在中央美術學院受過教育，當年也是國內的專業畫家。原人民美術《連環畫報》的編輯吳棣，親戚中有俄羅斯人，也是這樣來到澳洲；包括“百袋鼠圖”繪畫者姚迪雄等，也是這樣直接移民過來。 當他們一來到澳洲，就有了“澳洲身份”，在福利社會的保證下,衣食無憂，可以從操舊業，繼續畫畫。但是，盡管他們繪畫技能高超，畫得像、畫得好，但當時卻沒有什麽展覽可參與，一方麵是初來乍到語言交流是一個障礙，還有信息管道的陌生，但更重要的還是藝術語境完全不同於澳洲。 雖然，“澳洲人”的身份已經不是問題，但是文化身份的選擇和出路成為突出的問題。這個群體，有人意識並一直致力於尋找建立“文化身份”，延續、轉換了藝術觀念，20年後適應並設法融入多樣化的澳洲社會，有的卻一直不能夠明確和理解問題所在，或因這樣那樣的問題，雖然繼續畫畫，或畫像，或從事筆墨活動，但是也有的消沉、精神彷徨，深陷賭博之中，這類人士不再研究範圍，也不多述。

 

澳洲文化政策風向轉變的受益者;

國內85美術新潮後，湧現了許多當時不為主流“喜樂”的前衛派藝術,早期圓明園畫家村的一些青年畫家在困居中，卻受到圍繞期間的許多駐華文化官員和學者的關注。澳大利亞駐華使館文化官員周思（Nicholas Jose），記者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還有當時在中央美院學習中國美術史的羅清奇（Claire Roberts）都結交了這樣一批青年畫家。這圈子裏的一些人，先後獲得了來自澳洲美術院校和藝術機構的資助,他們一一來到澳洲並居留下來。這批人中有代表的人物是關偉,沈少民,林春岩,阿仙,曉先兄弟,王誌遠，蕭魯，唐宋等，也包括郭健；他們的到來,獲有澳洲不同的藝術基金的支援和文化機構的輔助，應該說他們最初也沒有麵包和牛奶的掙紮，反倒是由在國內的受打壓的非主流狀態，獲得了澳洲主流藝術界的青睞。他們到了澳洲，似乎就象撒歡的地盤敞開了，場地、盤麵無限的大，由著你打滾翻跟頭，也可著你折騰。 他們其中一些人獲得了“當代藝術館”（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ustralia，Sydney）、“舍曼畫廊”（ Sherman Gallery;）、“瑞．黑尤斯畫廊”（ Ray Hughes Gallery）的追捧，成為或簽約或受代理的畫家。一開始，他們對澳洲的新鮮感與澳洲對他們的新鮮感，溫度對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一種觀念不再前衛，文化誤讀帶來的驚喜不再延續，中國政治因素和話題不再魅惑或驚殐，再加上作品與展覽的物質支持難以為繼。他們同樣麵臨“文化身份”的困惑和藝術語境的深化問題，創作也應當回到自身的根本規律上探尋。20年後，中國國內的藝術景況已經與當年去國之時不可同日而語，北京較之澳洲悉尼與中心“震源”與世界的距離更加靠近，那些堅持下來的，由畫家轉型為藝術家的，時常做“候鳥飛”，跨越南北半球，在北京與悉尼兩地居住或做展覽，他們由中國國內非主流藝術而旋轉為澳洲的主流藝術。而其他一些沒有堅持走藝術創作之路的人，或許有了生計上更好的選擇，或許沉潛著等待更大的“閃電”時機的到來。

 

阿仙 陶瓷胸像

阿仙2010年作品

沈少民，不知名的造物

 

“出國大潮”中的弄潮者；這第三種是89年前後,趕“出國大潮”的人， 他們自我了斷了國家體製內供養畫家的身份，飄洋過海來到澳洲，一沒有澳洲身份，二沒有文化認同和社會地位，不但要為糊口奔忙，還要在“身份”的跌落裏掙紮；他們中的大多數，一邊到一個語言學校登記注冊上學以滿足延續簽證的要求，一邊到處打工，有的在街頭畫像以維持生計。包括沈嘉蔚,王旭,範東旺,黃河，李林，黃景波，李葆華，呼鳴，李宏，富中清，蕭敏紅，陳建華等等；但是，後來，澳洲政府對中國到訪者施行庇護政策，使得他們全部成為合法公民, ”身份”得以確立後, 不再為麵包、住房辛苦，有的馬上開始新的文化探索和藝術實踐，並尋找走向成功的路徑，積極轉型，但是還有一些至今仍然做畫像的生意，也有的打道回府，澳洲經曆成為人生中甘苦自知的一部分。

 

值得做個案研究的是沈嘉蔚和王旭。沈嘉蔚在到澳洲之前已經多次參加全國美展，作品發表和被收藏無數。沈1974年創作的《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具有全國影響，成為文革標誌性美術作品，1988年沈應邀為革命曆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創作曆史畫《同盟會成立》。同年創作的油畫《寬容》（又名《北大鍾聲》）亦由該館收藏，是第一幅描繪五四時期代表性知識分子的群象作品。至該年底出國前，沈嘉蔚已是中國國內公認的重要曆史畫家。他剛來澳洲由國內的主流藝術家而落魄為澳洲的非主流，盡管有雄厚的繪畫實力，並不被認同。最初的三年裏，他在街頭畫像大約總計有5000餘幅。但是，他堅持不懈參與澳洲一年一度的“阿奇鮑爾肖像畫展”（ Archibald Prize, Art Gallery of NSW），並有13次入選，有一次排名第二差一點獲此殊榮；數次側身落選展，2次獲“人民選舉”獎；無論是在入選和落選的展覽中，他的紮實，深厚的寫實主義風格都給人印象深刻，以至於澳大利亞國家肖像館在2000年後開始向他訂製了一些肖像，包括澳洲的灰姑娘、丹麥王儲的王妃瑪麗的肖像，前總理霍華德肖像和其他名人的肖像。他在執行肖像合同之餘，創作了許多反思“革命”，與政治曆史有關的作品，有的至今仍然不能為中國官方所接受；這裏插入的故事是，也就是去年，由澳洲悉尼大學薑苦樂（John Clark）編著的《現代中國藝術》收錄了沈嘉蔚的一幅油畫《北京吉普》，畫麵是文革中央的主要人物集中在一輛北京吉普敞篷車上，當該書被海外出版社發往中國內地一家印刷廠印製時，該圖被發現，要求撤換下來；作者拒絕了，該書隻好被安排到新加坡印刷。沈嘉蔚在當年有“我為偉大祖國站崗”一畫，而為江青稱道，還有“紅星照耀中國”為中國美術館收藏，他是中國主題決定一切的時期以意識形態為第一要素的主流畫家，到澳洲卻成為非主流畫家了，再然後竟然又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不待見的“澳洲中國畫家”。這裏可以看出，人生際遇的變化怎樣影響藝術家的創作姿態，沈嘉蔚以個人的基礎和實力出發，選擇了更加自由、從容的表現方式，他的藝術觀念，運行了由藝術是“宣傳”、“播種”工具到公共知識分子和現代人的轉變。盡管，他的畫風延續了過去的積累，變化不是很大，但他也是少數堅持架上繪畫的藝術家。去年，海瑟赫斯特（Hazelhurst Art Gallery）地區畫廊為他做了一個個人回顧展。現在，他在悉尼的南郊一邊謀劃著用國內拍賣掉《我為偉大祖國站崗》的數百萬元建一個新畫室，一邊計劃用五年時間完成四幅巨製，依據聖經舊約裏的故事“巴別塔”，將為世界範圍裏的“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畫上一個視覺豐富的句號。

 

沈嘉蔚1966年北京吉普 198x19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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