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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賣子籌款”的革命女性筆下的延安整風：誘供逼供無處不在，一個孤兒為了一碗麵條承認自己是特務
“賣子籌款”——曾誌最經典的事跡。1931年11月，她在福州生下與蔡協民的第二胎。鑒於井岡山生的第一胎送了老鄉，曾母寄來四十大洋，囑女兒這次千萬送回家，她幫女兒撫嬰。不久，蔡曾夫婦調職廈門。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王海萍、新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來看他們。曾誌說想送孩子回老家，王海萍百般勸阻。先說孩子太小，經不起旅途折騰；再說路程遙遠，車船轉換麻煩；又說來回兩個多月，耽誤工作；總之，不讓曾誌送子回鄉。最後，王書記終吐實情。原來，蔡曾夫婦尚未到達廈門，廈門中心市委因急需經費，聽說她剛生孩子，便替他們將孩子“送”給一位醫生，收了人家一百大洋，此時已用得差不多了。
曾誌回憶錄中：
這哪是送？這是賣！這種事在今天絕對不能設想的！但是對那時的共產黨人來說，革命利益高於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棄，包括自己的鮮血和生命。
既然組織上已經決定了，我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
整風運動中，1942年春毛澤東在軍事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報告
本文摘自《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一書，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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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誌確實是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參加革命早，經曆相對豐富，親眼目睹了諸多曆史的支幹和細節，又能有時間有機會將其匯編出版。在她眼中，革命者都是一個個鮮活的普通人，有理想有信念，但同時也有缺陷和不足；革命事業也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而是在波折和坎坷中艱難前行。
曾誌1998年辭世，晚年曾發出這樣的追問：我內心深處總有種深深的惋惜：毛澤東英明一世，為什麽在他的晚年，要搞這麽一場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曾誌坦言：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麽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麽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主席半個世紀，並不靠個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麽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歎口氣，對我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
曾誌（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的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一九九九年底問世，二000年初就加印，足見其洛陽紙貴，價值超凡。
以下是書中關於延安整風的幾段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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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整風運動的稀缺記錄，史料價值自不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