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國人傾銷鴉片的曆史,鴉片戰爭背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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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腦海裏,因禁煙而直接導致鴉片戰爭爆發,但戰爭之後的鴉片貿易怎麽樣了呢?國內曆史書籍很少提這個,所以很多人想當然認為鴉片非法,肯定大量減少了。
小炒一直也是這麽認為的。
直到最近看了些書,再次刷新三觀。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不僅沒有禁絕鴉片,反而助其成長為清政府的經濟命脈之一。
這個結局,令我一時難以接受。
1836-1838年,圍繞鴉片的問題,在社會道德、政府尊嚴和經濟稅收之間,清朝政府分成了兩派。
1、“馳禁派”,鴉片交易隻能以貨易貨,避免白銀直接外流;同時允許國內種植鴉片,並對進口鴉片征稅,兩管齊下以減少進口。這樣既減少了白銀外流,還增加了稅收,可謂一舉兩得。
以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為代表,兩廣總督鄧廷楨也支持該主張。
2、“嚴禁派”,必須毫不猶豫地禁止鴉片。
以鴻臚寺卿黃爵滋為代表,不僅要禁止鴉片,還要處死鴉片吸食者。
在此期間,道光帝共收到29份奏章,道光皇帝最開始拿不定注意,但他想到父親和爺爺都禁過煙,自己不能開了這個先例,遭致罵名。1838年,道光皇帝終於決定禁煙,1838年7月10日,黃爵滋的朋友林則徐的禁煙奏章獲得道光帝青睞,他連續19次被召見。
與此同時,許乃濟被降職,從四品降為六品。作為一個政治信號,“馳禁派”失勢,禁煙成為朝廷決策。
到1838年底,外國的鴉片走私船已經絕跡,每天都有鴉片吸食者被處決,洋商查頓在報告中說,“總督大人一直在殘忍地拘拿、審訊並吊死這些可憐的家夥……我們從未見過如此嚴厲、或者說如此普通的迫害”。
可以說,清朝政府的禁煙執行效率十分之高,鴉片交易很快就停滯了。
如果禁煙後清朝擊敗了英國,那麽,鴉片就很可能在中華大地上絕跡,停止殘害國人。隻可惜,清朝一敗再敗,道德和尊嚴逐漸讓位於經濟,“馳禁派”漸漸得勢,鴉片貿易再次崛起。
與很多人的曆史認知不符,鴉片戰爭之後,鴉片種植業在全國以空前規模發展。
19世紀70年代,國產鴉片的數量超過進口鴉片。到80年代,國產鴉片已經可以出口了,另據《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鴉片進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國產鴉片為58.4萬石,而洋煙為5.4萬石,國產是進口的十餘倍。
這種“驚天逆轉”,為何產生?
原因無它,唯“財政”爾。每次財政困難,內憂外患的清廷就想對鴉片征稅,而征稅就意味著鴉片合法化。
1877年,駐英公使郭嵩燾連上兩道奏折,請求朝廷禁煙,要求國內禁種,設立禁煙館,訂立禁煙章程。但兩廣總督劉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
劉坤一的意思很簡單,鴉片為國家貢獻了很多稅收,沒有鴉片,這塊收入從哪彌補呢?所以,禁煙萬萬不可行。
郭嵩燾是開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民望極高,那句流傳後世的“中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經二、三百年轉型”就是他說的。但劉坤一作為封疆大吏和湘軍核心,又豈是糊塗之輩?他對於艱難的時局和捉襟見肘的財政有著清醒的認識。
完全禁煙,已經變得不合時宜。
實際上,1842年《南京條約》隻字未提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問題,英國倒是希望清朝對鴉片征稅,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但清朝沒有同意。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再次提出鴉片合法化,但清朝政府以“有損國體,無裨軍餉”為由繼續拒絕。
但是,兩年之後,因鎮壓太平天國和撚軍叛亂終於導致清朝國庫空虛,財政緊張,清政府這個時候不再傲嬌,想到了鴉片這個“夜壺”。
1858年11月,清政府與英法美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主要內容就是規定鴉片貿易合法:鴉片稅率為每百斤30兩銀子。鴉片進口每年為清政府貢獻數百萬兩的財政收入。
必須指出的是,清政府迫於財政壓力最終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但對國內的禁令並沒有放棄。也就是,進口鴉片合法了,但本土鴉片依然非法。
很快,隨著邊疆叛亂、對外作戰和巨額賠款,清朝財政不斷惡化,清政府將眼光瞄向了本土鴉片。
但這事畢竟不光彩,以前打死都不要,現在想要,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臉嗎?於是,清政府首先在國內造勢,工具就是民族主義。
1862年,鄭觀應提倡“鴉片商戰”,建議民眾多用國產少用進口,理由不是財政,而是出於民族主義考慮,視之為驅趕洋人的固國衛民之道。後來,王韜等社會精英,都加入到這個隊伍中。
1873年,上海《申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抑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要求“以土抵洋”,用本土鴉片來減少對外國鴉片的依賴。這就是道光皇帝時期“馳禁派”的主張。
反正國人喜食鴉片,禁也禁不了,那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們自產自銷,既滿足國內需要,還可以創造財政收入,民族主義的“鴉片商戰”呼之欲出。
眼看時機成熟,1874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放開國產鴉片的管製,就兩句話,與其便宜了洋人,還不如鼓勵自種土煙,向進口鴉片“宣戰”。
這個時候,在民間看來,國產鴉片取代進口鴉片,是民族主義的偉大勝利;在政府眼裏,扶植國產鴉片是為了獲取財政收入。在民族主義和財政主義的裹挾下,國內種植鴉片是政治正確、經濟合理,“以毒攻毒”的國產鴉片即將起飛。
70年代,國產鴉片的產量迅速超過進口鴉片;1879年,國產鴉片的自給率達到80.12%(王良行:《清末對外貿易的關聯效果》);1881年,波斯進口鴉片全麵停止,印度鴉片幾乎被趕出市場,據當時英國駐上海領事的報告所說,“那裏的消費全部由中國鴉片供應了”。
僅僅1年之後,1882年,國產鴉片開始出口了,“東麵的台灣和其他島嶼現在也從大陸獲得部分鴉片供貨”。
國產鴉片所向披靡,佛擋殺佛神擋殺神,將進口鴉片徹底趕出中國市場隻是時間問題。到1906年,國產鴉片為58.4萬石,而洋煙為5.4萬石,國產是進口的十餘倍。
打著愛國旗號的本土鴉片取得了對進口鴉片的決定性勝利。
由於國產鴉片價格大大低於進口鴉片,當時花1兩銀就可以買到1斤國產鴉片,這是自乾隆以後的最低價格。按消費者每年食3斤鴉片計算,其用於鴉片的年支出隻有3兩白銀,基本上是社會“低收入群體都可以承受起的價格”。
於是,鴉片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肆泛濫,“台蜀漿製漸廣,遂至富貴貧賤盡垂涎”。在陝西,就普遍流傳著“ 十個陝西人,十一個大煙鬼”的戲言,“ 夜裏燈火萬點,皆為吸食鴉片所燃”。
英國人終於可以用數據證明,是中國人決定自己毒自己的。
中國人終於可以“自豪”地宣稱,人人都抽得起國產鴉片。
清政府也得償所願,每年從鴉片中獲得的財政收入十分驚人。晚清名士何啟、胡禮恒寫過:
鴉片每年貢獻稅收2600萬兩,是國家的財政支柱之一。這個數據有多恐怖呢?乾隆時期的財政收入最巔峰也隻有5000多萬兩,1900年清朝財政收入8800萬兩。
鴉片這麽“香”,朝廷自然是“此所以禁煙之舉,近年緘默無言也”,禁煙的說法已經慢慢消失了。
既然中央認可,地方政府更是積極踴躍地“慫恿”農民種植鴉片,種少了還不行。陝西鹹陽當時就有法令,要求“家有一頃(100畝)地者,必以五十畝種罌粟;有三十畝者,必以二十畝種之;即有五六畝者,亦以三畝種之。”
當然,偶爾也有一些“不識相”的地區禁煙。比如山西,鑒於鴉片的巨大危害,全省進行禁煙。但是,山西的財政繃不住了。1909年11月,山西巡撫丁寶銓向朝廷訴苦:
折子說得很直接,禁煙之後沒有了鴉片稅,財政收入減少,財政虧空一年比一年嚴重。
世事無常,曆史就是這樣充滿了諷刺與喜感。曾經視鴉片為洪水猛獸的清政府,如今離不開鴉片,被鴉片徹底綁架了。以前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因為“馳禁”的主張而聲名狼藉,鬱鬱而終,如今,“禁煙”言論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迂腐之言。隻能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人們也隻能選擇跟隨曆史進程了。
就連林則徐也早在1847年改變了想法,他在給友人文海的回信中說:“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煙而不嗜土煙。”林則徐認為,可以種植國產鴉片,來對抗進口鴉片。
最搞笑的是,清政府為了給種植鴉片尋找理由,就說通過征稅來增加鴉片吸食成本,抑製煙毒泛濫,美其名曰“以征為禁”。總之,種植鴉片,就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鴉片貿易,並非強買強賣,首先是有人喜歡吸食,才有了這個商業行為。同樣,鴉片種植,並非行政強製,首先是農民有利可圖,才會廣泛種植。
種植鴉片相比於其他作物,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罌粟是半年生植物,生長期短,秋種春收,完美避開了春種秋收的農作物生長時間,有利於農時安排。還有一點,罌粟全身是寶,其汁液可以製作鴉片,煙籽可以榨油,葉子可以喂豬,杆莖可做燃料,粟殼可做藥物。
鴉片的價格穩定,而且銷路遠好於農作物,所以,罌粟的經濟收益,遠遠大於其他農作物。
早在1830年代,南方農民種植鴉片收入是種植水稻的十倍,《籌辦夷務始末》就記載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情況:因為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鴉片之利,數倍於農,小民無知,孰不棄農而趨利乎?
到了70年代,情況愈演愈烈,肥沃之地不種糧食種罌粟了。山西巡撫曾國荃就曾在奏折寫道,“小民因獲利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此地利之所以日窮也”。
到了清末民初,種植罌粟已經成為普遍的致富之道。
《 白鹿原》中,白嘉軒的致富道路,是用七十塊大洋換來的一包罌粟種子開始的。一本萬利的鴉片很快讓白嘉軒的家道殷實了起來,同時也惹得其他村民眼紅。不久之後,整個原上彌漫著罌粟花淡淡的香味,作者的原話是: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經成了罌粟的王國。
這並非杜撰,而是真實曆史的反映。
1923年,旅滬穎州同鄉會派專人到安徽北部調查農民種煙情況。問道:“這煙土貴啦,都要賣兩吊多錢一兩,你們種煙比種麥有多大好處呢?”
農民李某回答:“那是好多咧。比方種一畝地的麥,頂多賣一二吊錢,種煙總可以收一百多兩土,大概能賣200多吊錢呢。”
也就是說,種植鴉片的收入是種地的100倍。
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 一場官民配合默契的鴉片種植運動,在全國鋪展開來。
光緒年間,有人瀏覽昆明,“出南門,繞過金馬碧雞坊,過迎恩堂,時暮春天氣,罌粟盛開,滿野繽紛,目遇成色”,當時,雲南全省耕地的1/3用來種植鴉片,年產值約六千萬到一億兩,看罌粟就跟今天人們踏青看油菜花差不多。
1883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在日記《南旋記》裏寫重慶涪陵的罌粟,“此地與忠州、豐都皆以種罌粟為要務,葫碗、菜、麥,至市他邑,故通市難覓菜油,日用則桐油,皆罌粟油也。”
貴州的鴉片質優價廉,幾乎與進口鴉片抗衡,前來購買者絡繹不絕,按當地官員的說法,“開墾之地半種煙……查種煙為近來民利大宗,積習已久,難以變更”。貴州一半的耕地用來種煙,成為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可以說,到19世紀80年代,鴉片種植從南到北,遍及全國,並成為許多農民的主業,還誕生了不同品牌,有雲土、川土、碭土、建漿、葵漿、台漿、象漿等等。對於這種“盛況”,著名傳教士理雅各曾從北京由陸路旅行到鎮江,沿途所見,“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布滿了罌粟田”。
對於這種全國風靡的奇景,郭嵩燾一針見血地地指出:
1871年,清朝的總理衙門照會英國領事阿禮國:如果英國不取消鴉片貿易,大清最後一招就是取消罌粟種植的禁令。阿禮國覺得事態嚴重,立即報告給英國議會:如果中國無節製地種植罌粟,就會使鴉片價格下跌,就會擠走進口鴉片。
但英國議會並不相信清政府做得出來。
但英國政府顯然想錯了,清政府急了真做得出來。
結果,為禁煙而開戰的鴉片戰爭,居然催生了鴉片的風靡全國,真是造化弄人。
因為在清政府的眼裏,清朝百姓的生病健康不值得考慮,百姓不是天下而是工具,維持專製權力才是目的。李鴻章在1880年還恬不知恥地上書:國產鴉片比進口鴉片的毒性低,把進口鴉片趕走後,再來禁止國產鴉片,為時不晚。這種自欺欺人的伎倆,打著為國為民的幌子為自身邪惡做法尋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們是有這樣的傳統的。最終,鴉片不再是鴉片,而是權力化身。
他們寧願鴉片毒害全民,斷送國家前途,也不願意放開工商業,用改革去迎接世界潮流。
這場打開中國國門,使得西風東漸的劃時代事件,其實本質上是貿易爭端引發的文明衝突,跟鴉片有關係,但並不大。用鴉片來定義這場戰爭,不準確。
滿清延續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直到1684年才開放海禁,允許定點通商。奉行的是不對等的貿易政策——我的茶葉、瓷器、絲綢你可以隨便買,但是我的市場你不能隨便進。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單邊貿易”、“貿易壁壘”。
滿清開始並不重視海外貿易,所以海關稅率很低,大概是4%,但是由於稅收體製不透明,官僚腐敗和貪婪,隨意征繳,導致洋人做生意實際繳納的稅率在20%以上。作為中國當時最大的貿易國,英國僅僅在乾隆朝的十年間(1781-1790年),流入中國的白銀達1640萬兩,在嘉慶朝的十年(1800-1810年)則達2600萬兩。到19世紀30年代初更是屢創新高,每年貿易逆差達到了300萬兩白銀以上。
當時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大多數西方國家奉行的是金本位貨幣,並沒有那麽多白銀,他們必須用自己的黃金儲備去換取白銀,再來和中國做生意。隻出不進,顯然這樣做生意是沒法持久的。
從乾隆開始,也就是1757年,滿清不忘初心,大開倒車,原來的四口通商,變成隻開放廣州一個口岸,而且還是有限貿易——指定隻有通過廣州十三行才能進行洋貨買賣,這就是所謂的“中間商賺差價”,大大增加了貿易成本。同時還製定了專門防範洋人的《稽查管束夷人條例》《防範外夷規條》等,洋人不能隨意接觸其他中國人,而且也不能隨意在中國定居、旅行,隻能在圈定的範圍內活動……
這樣嚴苛的條件下,英國人必須跛著腳做生意,占據絕對優勢的工業產品根本無法進入內地市場,在當時的貿易框架下,根本不可能扭轉逆差。
而滿清自視天朝上國,從來瞧不起海外蠻夷,沒有平等外交的概念。所以乾隆一朝多次拒絕英國提出的開放雙邊貿易的請求,甚至把東印度公司的談判代表判刑關了三年。但即便如此,中英兩國其實也還沒有到刀兵相見的程度,因為英國人隨後從鴉片貿易中看到了逆轉的希望。
需要強調的是,那個時代並沒有毒品這個概念,鴉片貿易剛開始和今天的香煙買賣一樣,在全世界都是合法貿易。英國人在海外賣,也在自己的國家也賣。
直到1868年英國才製定《毒品藥店法案》,對本土的鴉片貿易給予一般性限製,到了1914年才真正禁止鴉片。
中國從明朝開始進口鴉片,是作為藥材使用的。萬曆年間開始出現把鴉片和煙草混在一起吸食的記載,之後不久迅速成為有閑階層的一種時尚,對鴉片的需求導致進口的增加,也導致在四川、雲南、福建、浙江、廣東等地開始廣泛種植罌粟。
1729年,雍正就下令禁煙,但所禁的是煙草與鴉片的混合製品——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鴉片進口仍作為藥材的一項。
有需求,自然就有買賣。吸食鴉片在嘉慶年間成為一種全民時尚之後,英國人開始將優質的鴉片大量輸入。這下立馬橫掃國內的鴉片市場,國產的劣質土煙由於純度太差,與洋煙相比毫無競爭力,貿易順差立馬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引發諸多社會問題。
滿清一看這樣可不行,遂於1838年頒布《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宣布鴉片貿易違法,派林則徐清繳洋商鴉片,圍困商行,抓捕英商。這就是讓中國人眾人皆知的“虎門銷煙”。林則徐不僅是禁煙,而是禁絕一切外貿,英國商人一刀切,盡數驅逐。
不過這個禁煙的民族英雄,後來態度180度大轉彎,專門勸別人種鴉片致富。後來中國本土大麵積種植鴉片,導致糧食產量下降,餓死大批老百姓;但國家的稅收充裕了,道光也是睜一眼閉一眼。所以他並不是恨鴉片,他隻是恨洋人的鴉片賺光了大清的白銀。
後麵的曆史我們大致都了解了,拒絕談判、屢屢背信導致了最終戰爭的爆發。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所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篇就是講平等的——“清朝和英國停戰並締結永久和平及對等關係。”“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這些話為什麽放在這麽重要的文件第一條?實際上就是說,你以那種上邦大國的姿態裝逼、耍流氓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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