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文- 流氓的體製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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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三畝在九州 2016-01-10 21:23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社會早已陷入一場漫長的“遊擊”戰爭。

中國城管暴力執法的事件每天都在這個和諧國上演，演到人們淚流盡血流盡，演到人們一次次找不到底線。從這些案例來看，公民抗暴依然遭到官方的嚴厲打擊和製裁，維權的代價非常高昂。

權力與暴力

以前，“城管”這個詞常常與“打人”連在一起，如今已經發展到“殺人”。由此可見這種中國特色的職業已經從打手向劊子手轉型。過去10年來，這種“合法”的暴力和殺戮在中國的城市已經越來越司空見慣，幾乎沒有誰一年不遇見上幾次。城管從李誌強光榮成“烈士”開始，這個不幸的職業在臭名昭著之外，稍微增添了一丁點風險。因此中國城管也用納稅人的錢增添了大量的暴力技術裝備。在對民眾實現菜刀實名製的背景下，團夥作案的中國城管無疑具有極大的成功率和安全性，實在不行還有特警武警官軍衝鋒槍坦克轟炸機等大部隊支援，應當說是一支戰無不勝的王者之師。

從中國法律上來說，任何人不得對他人施加暴力，否則就構成人身侵犯，觸犯法律。所以一般情況下，“普通老百姓”都不敢動輒就逮住誰棒揍一頓，哪怕對小偷、對貪官、對網友們恨得咬牙的“範跑跑”。但中國官方的發言人薑瑜曾經無限傲慢地說：“不要拿法律做擋箭牌。”披著國徽的“中國城管”是體製的象征，因為他們就有了打人執照。

每次城管打人引發社會事件，結果往往是打人的城管“調走”了事。城市是市民的城市，歸全體市民所有。市民挨城管的打與業主挨小區保安的打是一個道理。匹夫無罪的孫誌剛被活活打死了，收容製度和暫住審查被灰溜溜地取消。城管製度本身就充滿非法的傾向，我們麵對這個邪惡的暴力威脅，不知還要犧牲多少個孫誌剛才有可能解脫。

亞曆山大說過，在劍的世界，法律是沒用的。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權力社會，權力是暴力的化身，意味著無情和冷酷，因此權力必須受到嚴厲製約。在中國，這種不受任何約束和監督的權力不僅導致專製和腐敗，更導致暴力泛濫。被剝奪掉權利的無權力者往往成為暴力的施虐對象。美國著名思想家艾因•蘭德對國家的暴力化和流氓化有過這樣的描述:

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製；不再使人們免受武力的威脅，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對付人民；不再是人們之間關係的協調者和基於社會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用威嚇和恐怖手段控製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對社會的支配來源於官僚機構的任意決斷。

法律是一種保障權利、製約權力的東西，從來隻受無權力者歡迎，而必然遭到權力者的抵製。不幸的是，法律不僅是權力者製定的、裁度的，更是權力者執行的。對他們來說，合法的暴力必然遭到濫用，非法的暴力必然不受製裁。最終形成行政對法律篡奪和僭越。雖然警察群體也在退化墮落，如果說警察是法律的產物，那麽城管完全就是權力的產物。對警察你還可以自稱“公民”，對城管你隻是一個“像屁一樣”的“老百姓”。如果中國還有希望，將城管的工作交給稍稍更具有專業素養的警察，這是中國城管的必然歸宿。城管大隊、執法大隊這種“武工隊”，如同鄭州當年大打出手醜態百出的“饅頭辦”一樣，是中國權力“寄生委”自我增生繁殖的畸形怪胎。

流氓經濟史

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的社會極其敵人》中說：“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是洞穴時代的遺跡之一，也是人類的一種奴性。”所謂“行政執法”的城管製度跟勞教製度一樣，完全是權力的產物，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暴力和奴性。

中國城管的曆史可以遠溯到帝國時代，他們說白了就是流氓的變種和體製化。流氓是一種古老的掠食職業。對流氓來說，他們就是沒有任何文化出處和文明背景的人間敗類，他們對於他人和社會不會產生任何責任感和罪惡感，這是他們的最典型特征。流氓痞子的曆史和中國皇權專製一樣悠久，他們是一群不勞而獲的社會寄生蟲，他們橫行於繁榮市井，欺軟怕硬，恃強淩弱，投機鑽營，活得意氣風發分外滋潤。破落的貴族韓信也不得不忍受他們的胯下之辱，外號“無毛大蟲”的牛二即是他們的楷模。劉邦、曹操、朱元璋、蔣介石、張作霖等人物也都出身於這種貨色。

流氓群體自古就是社會最不穩定分子。他們小則滋事，如鄭關西蔣門神；大則成風起浪，如晁蓋宋江，成王敗寇。有市井的地方就有流氓。流氓也分為在官流氓和在野流氓。流氓發展進化的結果使一部分流氓在放棄一定的自由之後進入體製，成為體製化流氓。而這種流氓相對來說更有依仗，也更加明目張膽。白居易的《賣炭翁》中描述這種體製流氓：“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有明一代，專製皇權為了獲得更加不受約束的權力，不僅取消了宰相製度，還組建了淩駕於一切權力、道德和法律之上的錦衣衛和東廠西廠。這種將權力暴力化的路數成為以後中國權力的榜樣。在老舍的著名話劇《茶館》中，每個人都對裏麵的宋恩子吳祥子印象深刻，他們堪稱“人渣”的中國代表。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年日本統治時期聲名赫赫的武工隊就是傳統市井流氓的一個重要曆史身份。這些腰胯短槍、黑衣禮帽，騎著單車神出鬼沒的民兵武裝早已經成為“漢奸”的標準形象，張口閉口“太君說了”如何如何（類似現在打手們說“領導指示”或“上級規定”）。雖然沒有坦克和摩托車，但也算實現了機動化，當時的自行車比今天的皮卡更招搖更奢侈。他們成為日本維持占領區社會穩定的馬前卒和主要力量。“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這些漢奸恰恰總是最為“識時務”和“政治正確”的一批人。

文革之慘烈與市井流氓的推波助瀾有很大關係。1983年嚴打雖然失之過於殘酷，但政府對流氓群體的忌憚和焦慮可見一斑。全國各地成立各種名目的“社會治安指揮部”、“防暴大隊”、“綜合治理辦公室”等等，將許多社會渣滓納入體製管理。隨著警察體製的改革與完善，那些根不紅苗不正的執法人員隻得脫下警服，隨即又換上另外一套製服。狼披上羊皮還是要吃肉的，流氓從古代到現代都是以剪徑綁架敲詐勒索一類掠奪為主要謀生方式，但他們基本以社會最底層最弱小的民眾為獵食對象。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叭兒狗：“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喚。叭兒狗往往比狗主人更嚴厲。”

在2000年前後，以收容的名義進行綁架敲詐成為他們的主流掠奪方式，“暫住證”與武工隊時期的“良民證”一樣，成為他們敲詐的主要借口，他們比武工隊更狠的地方是常常沒收的暫住證，然後以“無證”綁架你，由你的家人花錢來贖取。家人交贖金之前，很多人被賣到黑磚窯或砂場、工地，也有不少人被活活打死，不幸的孫誌剛因此而留名史冊。因為敲詐汽車車主一則有風險，二則衝擊了警察的利益，所以流氓們隻好將底層失業者作為獵物。相對門店屬於警察和防疫等利益集團的勢力範圍，本小利薄的流動小商販就成為城管的主要獵物，這些窮人既沒有錢也沒有社會地位，更沒有組織依靠，他們是中國社會最弱小最孤單的人，作為獵物是最理想的。

在這流氓群體體製化的過程中，在中國實行了30年的民兵體製遭到悄無聲息的瓦解，民間自發武裝被徹底消弭。隨著官方控製的保安公司發展壯大，他們和城管武裝成為中國僅存的民兵力量，但都被官方嚴密控製，成為官方權力的暴力後盾，法律因此被完全架空，權力可以任意“執法”，並擁有解釋權。法律和法院在這一係列社會災難中完全闕如，權力成為唯一的主宰者。近年來，搶地運動和推土機暴政使流氓群體如魚得水大顯身手。市井流氓的天然優勢使其具備接受政府招安的一切有利條件。地方權力的黑化成為中國的普遍現象。在和諧和穩定的旗幟下，市井流氓、潑皮無賴順利加盟體製，體製也成功地消彌流氓群體引發的社會隱患於無形。所以，“嚴打”已經成為很遙遠的故事，而體製化的流氓搖身一變，已經成為維穩的主要力量，維穩產業的龐大支出早已經超過中國國防支出，中國的暴力經濟在他們的推動下日新月異，成為GDP的重要構成，不幸的一麵是加劇了社會的暴力化趨勢。

流氓政治學與暴力經濟學

曆史學家湯因比說，每一個文明體製都是由一些先知者用催眠式的精神力量建立起來，他們以這種道德力量來吸引人們跟隨和支持，從而獲得合法權力。當逐漸平庸化的後繼者以維持穩定的權力為目的時，他們就已經失去了對大眾吸引力，甚至欺騙也無法奏效。這時，權力者就以一種平庸的惡——也就是暴力和恐怖——來威脅鎮壓人們，逼迫他們服從權力。聖人最終變成暴君，文明變成暴政，權力變成暴力，這樣的社會就陷於崩潰的戰爭狀態，民間的新先知誕生，一種精神力量重新凝聚社會，使文明開始重建。

對現代社會來說，意識形態一度成為共產主義國家的精神凝聚力，當意識形態從神話變成謊言時，精神支柱就垮塌了，這些國家隻剩下一個沒有靈魂的臭皮囊和行屍走肉，權力喪失了道德感召力和合法性，這時就權力就隻好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價值。權力與暴力的區隔完全垮塌，權力成為暴力，社會陷於戰爭和無序，崩潰是無法避免了。

對編製自由、數量龐大的城管武裝來說，這種計劃外準官方的暴力集團與正規官軍的暴力集團互為魚水，以廣大民眾為假想敵，將傳統的牧民之術發揮到極致。如果說官吏集團是牧羊人，他們就是下賤凶惡的牧羊犬，他們眼裏沒有什麽“公民”和“法律”，隻有“權力（暴力）”和“群眾（老百姓）”，“群眾”的本來意義就是羊群。周口市長張海欽曾經一語道破天機：“在中國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他還說過“公檢法都是黨的打手，叫他們打誰他們打誰”，其實他漏掉了最重要的中國城管。

劉邦以一個市井流氓而一朝登龍，證明了一個流氓絕不可小看。漢初，那個“蕭規曹隨”的曹參叮囑僚屬，千萬不要去整頓那些市井流氓，要是把那些流氓逼急了，他們必然要鋌而走險。所以，你不讓牛二“工作”，他就會去搶銀行，甚至造反。李誌強砸了崔英傑的飯碗，崔英傑敢殺人；要是李誌強的飯碗被砸了，他會接受麽？權重之下，還是讓他們“工作”吧，而且要發工作服，配專車。如此，用10幾億納稅人的汗水和幾千萬底層民眾的血水淚水，供養起浩浩蕩蕩的2000多萬中國城管。

城管從諸多行為方式上看，其前身的市井流氓特征依然非常明顯，這種猴子尾巴的明顯是與同屬公共執法職業的警察相比而言的。執法大隊與城管大隊都是非警察的強力機構，而法律隻承認警察的職業合法性。對法律來說，司法權與行政權從來都是勢不兩立的、風牛馬不相及的，但中國卻有“行政執法”這個人妖，這本身就是違法憲法的事情。更無恥的是，與環衛和各種監察一樣，所謂的執法大隊和城管大隊文盲多，法盲就更多。他們憑的就是胳膊而不是腦袋。結果這幫穿製服的流氓工作起來一點心理障礙都沒有，而且非常賣力。

當代著名的正義論思想家約翰•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製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係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麽精致和簡潔，隻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製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隻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在當下中國，對這些的“走狗”，社團權力隻是套了個鏈子，雖然經常咬人，但總算有些利用價值，可以做打手，可以代罪。 “穩定壓倒一切”，對政府來說，收留他們，總比讓一群野狗擾亂“和諧社會”要合算得多，“窮寇莫追”就這麽變成了“社鼠不熏”。事實上，令中國民眾叫苦不迭的強拆主力正是這群無所不為的秘密武裝。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你可以躲開一頭大象，但你躲不開一隻吸血的蚊子。在這樣的“和諧社會”或者“喝血社會”，人們或許暫時隻能學會如何與這種人類公敵相處，如同白居易歎道：苦宮市也！

流氓與體製的未來

美國公民持槍權是民主製度的重要保證和標誌，公民持槍權來源於公民執法權，即麵對犯罪行為時，每一個公民都有執法的權利，甚至可以采取暴力手段。當然，公民執法權最終還是需要得到法律的認可，法律是唯一的社會準繩。公民執法權體現了一種民主和製衡，這種暴力民主與陪審團製度、媒體監督一起構成對政府權力擴張的製約。

中國城管逐漸向“行政執法”轉化，試圖將暴力合法化，將其培養為政府看家護院的私家衛隊，這支地方民兵武裝隻承認權力，不承認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法律製約，他們的暴力行動並不需要得到法律的最終認可，這使這支流氓武裝借助體製獲得了法律製裁的豁免權，從而逃逸出了法律製約，成為無法無天的社會公害。

自從從英文中引入新單詞“Chengguan”之後，中國城管已經走出中國走向世界了，成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和世界第八大奇跡。美國著名的電腦遊戲“俠盜飛車4”(Grand Theft Auto 4)最近新開發出“中國城管”的皮膚供遊戲者們下載。穿著背後印有中文“城管”的製服，遊戲的主人公Niko Bellic搖身一變成了橫行街頭的“霸王”。他開著“行政執法 ”的新型皮卡車來到中央公園清理流動攤販。幾招兒“黑虎掏心”、“白鶴亮翅”之後，賣熱狗的小販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攤子熱狗都進了“霸王”的肚子。事實上，中國的城管從來都是采取狼群戰術的集體作戰，而不是老虎那樣的美國式孤膽英雄，Niko身手再敏捷，絕對不如中國一群普通的城管小分隊掃蕩時那般“和諧穩定”。據外媒報道，一年一度的西方萬聖節，“中國城管”的製服已經和吸血鬼衣、僵屍衣、鬼魂衣、巫婆衣和惡魔衣一起，成為萬聖節最為恐怖邪惡的主流道具用品。

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街頭流氓隻是過街之鼠和疵癤之癢，他們主導不了一個社會的文明走向。如果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那麽城管與流氓都算不上什麽慶父，他們不是現實災難的根源，而隻是災難之一。每一群小流氓身後都有一個大流氓，每一群大流氓身後都有一個更大的流氓，那就是慶父。

正如愛因斯坦所言：“強迫的專製製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在中國傳統政治中，芸芸民眾向來都被權貴們稱為“草民”，然而再大的駱駝最後都難免被稻草壓垮。“多行不義必自斃”，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亂象四處叢生的時代背景下，雖然中國當局祭起“維穩主義”大旗，但公民維權的“群體性事件”已經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流氓成性招災惹禍的中國城管絕對是一種不祥的災星，他們極有可能點燃中國這個火藥桶，到那時，中國城管這根最後一根稻草改變的將不止是中國的街頭，而是整個中國。